大姐
下
后来，他二人由安徽歙县搬迁到潘锡予姐姐处，位于广东韶关大塘路71号暂住。潘在街上开间洗衣店，以后又申请开间个体缝纫店，由大姐操持。1950年，荫南给家中写信，信中说：潘被判刑劳改。在劳改期间被石头砸伤，成了残废，被遣送回家中。
潘锡予的第二个儿子名叫：克铮。在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一个工厂当工程师。潘本人1966年9月中旬被韶关市遣送回他老家：广东新丰县迗田公社南坑新岑背村。
1961年，我大姐给我写信，说她家被贼偷，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留下。我见信后马上给她寄去几件换洗衣服。
1961年冬天，大姐又来信说：棉花减产，布票很少，没人找她缝新衣，缝纫店难以为继。她想回竹条铺探亲，但又没有路费。她还说：你工作忙，没有功夫回老家。我回去看望父亲，你给我路费，我也就代表了你的心意。你就放心工作吧。
我见她说得在理，就给她寄去来回的路费。她从1932年离家到1961年11月回乡，足足有近三十年没有探亲。一生人只回家两次。这次回来是冬天，湖北的冬天很冷，她什么也不能干。大伯家的六个哥哥嫂嫂对她也不热情。一来是她没钱给哥嫂们送礼，二来是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家家户户口粮都不够吃，没有能力去款待亲朋好友。
我1967年11月回老家，就听继母说：你大姐1961年冬天回来，大伯家的几个嫂子说她，几十年回来一次，一斤糖果都不见带回来。言下之意，就是嫌她小气。其实是错怪了，她哪有闲钱去买礼物送人！她的探亲路费还是我赞助的呢。
1967年2月里，大姐从新丰迗田寄给我一封信，说她们已经回到潘锡予的老家：新岑背村。此村离县城二十五公里，锡予家房屋是旧式地主家的大瓦房，门前有一条小河，清净的环境。只是她们生活在乡下，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外边的消息一概不知。她叫我给她寄几张报纸看看。
我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进行两年了，居然还有人不知道？当时中国报纸杂志都停刊，为了让她们在乡下了解一点时事，我就给她寄去了三份油印传单。说老实话，我对大姐是有求必应，尽管她对我妈可没有什么好眼色。结果，这次的行善，给我和我家造成了大麻烦。
1967年12月我被突然审查之后，也就断绝了与大姐的书信往来。
1984年我退休后，对大姐的关心胜过了对她身份的怨恨。所以，我主动去信联系，说了和她断绝书信往来的原因，是因为受姐夫连累，被怀疑隔离审查达七年之久。大姐竟然不理解我的抱怨，反倒生气回信回怼我，说：锡予这些年卧病在床，难道还能连累你受委屈？她不相信我的遭遇是因她丈夫而缘起。她甚至以为我是再为与她断绝联系编造故事！可恨是当地基层干部，自始至终剥夺了她的知情权，而她一直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我有邮寄文革小报给她一事！于是，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了书信往来。
大姐什么时候死的？我真不知道。1995年我曾去信她所在的地方乡政府打听她的情况。结果，因为不知对方邮政编码，只好按照过去的地址邮寄。不知何故？再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