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7岁的时候，灵长类动物的习性已经表现得很明显。我的日常行动轨迹只有三分之二落在地面上，其余的都在墙头上、树杈上、房顶上。我走墙头的本领很高，哪怕尖顶上立着一溜碎玻璃，我也能踩着两边的斜坡走过去，跟文燕小时候走堰桥的水平不相上下。可以说，我的爬高能力就是从她那里遗传过来的，老烟小时候并没有像我这样见什么爬什么。
有一次老烟带的班上体育课，任课老师生病了，他就过去代劳，让男生在外面操场踢球，女生在院里爬杆。女生却没有一个会爬的。老烟觉得问题严重：“你们马上就要到广阔天地去了，不会爬杆怎么能行？碰着个狼或者野猪，连树都上不去。”但自己这把年纪，再像猴一样地给她们做示范，也有点难为情。忽然看到我在院墙底下掏蚂蚁窝，就把我叫过来，让我给大姐姐们表演。我很高兴能够一显身手，噌噌噌一溜烟就爬到了十几米高的铁杆顶端。女生们一阵惊呼，把我当小兵张嘎看待，却又说没看明白，因为我爬得太快了。于是老烟让我下来反复演示，自己则在一旁分析讲解动作要领，最后让女孩子们都掌握了这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我虽然具备文燕小时候的摸爬滚打能力，却不像她那样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野孩子，老烟也没有在我九岁时被枪毙，因此我的社会吻合度很好，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前几年，我看了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面有一群在街上列队行走的红小兵，那熟悉的身影，让我觉得自己就在其中。不错，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样本，放到人堆里没有任何违和之处。尽管我才到入学年龄，但我已经接受了基本的社会教化。如果要进行入学测试，我可以答对所有政治选择题。如果要进行测谎试验，我也能够顺利通过，因为我真心相信所有这些政治答案：爱党、爱祖国、爱毛主席……，恨地主、恨反革命、恨蒋介石……。的确，我最初的世界观就是由“爱”和“恨”这两根柱石支撑起来的，它们的动摇要等我进大学才会发生。在此之前，我的现实世界非常稳固，我的精神状态也相当正常，从没有晚上睡不着觉。成人以后，我回首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里面大部分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幸福指数很高。当然，这幸福含有几分虚妄的成份，但作为一种心理感受，仍是真实的。
我的幸福感还来自于家庭的稳定。那时爸妈关系和睦，印象中没有当我的面发生过激烈争吵，否则一定会给我天塌地陷的感觉——不错，我的天就是爸爸，我的地就是妈妈。他们虽然也打我骂我，但不影响我的幸福指数，过后我照样活蹦乱跳，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有他们在我就是安全的。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精神蛋壳，让我最初的脆弱人格在里面完成孵化，到入学时我已经可以相当自信地应对周围环境了。
这其中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爸妈都是子校的老师。我上学后并不觉得真正离开了家，课间我有时会去找他们（往往是不舒服了，或是忘带什么东西了），放学后我有时会和他们一起回家。我在子校很少受欺负，也得益于此。小孩子其实是懂世故的，知道哪些人好惹，哪些人不好惹——“老师的娃”便属于后者。我由于家教很严，轻易也不会去招谁，故而能与大多数同学和平共处。
除了这点优越感，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和别的孩子一样，都是“祖国的花朵”，都享受“党的阳光雨露”，都受到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妈妈讲起童年的辛酸往事，我会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是穷人出身，压根没想到这是地主家在忆苦。爸爸在我跟前，也把他的家庭出身和右派身份藏得很严实，让我以为他以前只是解放军和垦荒战士，这两块政治招牌让我倍感光荣。他俩从来没有让我在别的孩子面前感到低人一等。上学以后，别人填出身时，都写“工人”、“农民”，我则按照他俩的指示，自豪地写“干部”。其实这里面就有玄学，只是我长大了才知道，并未影响我小时候对自己阶级地位的认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人物”的存在，加强了我的幸福指数，这就是陈伯伯。陈伯伯是爸爸的老战友，没有他，我们一家都来不了西安。爸爸时常会带我进城去看他，有一次他派了一辆小吉普送我们回家，这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坐小车。车轮在柏油马路上奔驰，发出悦耳的沙沙声，给我一种奇妙的感觉。我知道，只有大干部才能坐小车，这让我意识到我被一种强大的法力罩着，就像唐僧被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圆圈罩着，白骨精奈何不了他。尽管下车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们家真要出了什么事，陈伯伯会来救我们的。他是我们家的保护神。
爸爸叮嘱我，不要对外说起陈伯伯。我很乐意保守这个秘密，因为法宝都是留到最后才用的，不能让妖怪事先发觉，那样就会失灵。而作为一个替大人保密的孩子，我觉得自己的份量一下比别的孩子重了许多。事实上，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会往心里藏秘密了，有些秘密哪怕是爸爸妈妈弟弟也不告诉。
2026-6-15
老烟记事（499） 幸福指数
烟斗狼 (2026-09-09 05:19:11) 评论 (1)在我7岁的时候，灵长类动物的习性已经表现得很明显。我的日常行动轨迹只有三分之二落在地面上，其余的都在墙头上、树杈上、房顶上。我走墙头的本领很高，哪怕尖顶上立着一溜碎玻璃，我也能踩着两边的斜坡走过去，跟文燕小时候走堰桥的水平不相上下。可以说，我的爬高能力就是从她那里遗传过来的，老烟小时候并没有像我这样见什么爬什么。
有一次老烟带的班上体育课，任课老师生病了，他就过去代劳，让男生在外面操场踢球，女生在院里爬杆。女生却没有一个会爬的。老烟觉得问题严重：“你们马上就要到广阔天地去了，不会爬杆怎么能行？碰着个狼或者野猪，连树都上不去。”但自己这把年纪，再像猴一样地给她们做示范，也有点难为情。忽然看到我在院墙底下掏蚂蚁窝，就把我叫过来，让我给大姐姐们表演。我很高兴能够一显身手，噌噌噌一溜烟就爬到了十几米高的铁杆顶端。女生们一阵惊呼，把我当小兵张嘎看待，却又说没看明白，因为我爬得太快了。于是老烟让我下来反复演示，自己则在一旁分析讲解动作要领，最后让女孩子们都掌握了这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我虽然具备文燕小时候的摸爬滚打能力，却不像她那样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野孩子，老烟也没有在我九岁时被枪毙，因此我的社会吻合度很好，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前几年，我看了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面有一群在街上列队行走的红小兵，那熟悉的身影，让我觉得自己就在其中。不错，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样本，放到人堆里没有任何违和之处。尽管我才到入学年龄，但我已经接受了基本的社会教化。如果要进行入学测试，我可以答对所有政治选择题。如果要进行测谎试验，我也能够顺利通过，因为我真心相信所有这些政治答案：爱党、爱祖国、爱毛主席……，恨地主、恨反革命、恨蒋介石……。的确，我最初的世界观就是由“爱”和“恨”这两根柱石支撑起来的，它们的动摇要等我进大学才会发生。在此之前，我的现实世界非常稳固，我的精神状态也相当正常，从没有晚上睡不着觉。成人以后，我回首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里面大部分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幸福指数很高。当然，这幸福含有几分虚妄的成份，但作为一种心理感受，仍是真实的。
我的幸福感还来自于家庭的稳定。那时爸妈关系和睦，印象中没有当我的面发生过激烈争吵，否则一定会给我天塌地陷的感觉——不错，我的天就是爸爸，我的地就是妈妈。他们虽然也打我骂我，但不影响我的幸福指数，过后我照样活蹦乱跳，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有他们在我就是安全的。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精神蛋壳，让我最初的脆弱人格在里面完成孵化，到入学时我已经可以相当自信地应对周围环境了。
这其中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爸妈都是子校的老师。我上学后并不觉得真正离开了家，课间我有时会去找他们（往往是不舒服了，或是忘带什么东西了），放学后我有时会和他们一起回家。我在子校很少受欺负，也得益于此。小孩子其实是懂世故的，知道哪些人好惹，哪些人不好惹——“老师的娃”便属于后者。我由于家教很严，轻易也不会去招谁，故而能与大多数同学和平共处。
除了这点优越感，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和别的孩子一样，都是“祖国的花朵”，都享受“党的阳光雨露”，都受到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妈妈讲起童年的辛酸往事，我会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是穷人出身，压根没想到这是地主家在忆苦。爸爸在我跟前，也把他的家庭出身和右派身份藏得很严实，让我以为他以前只是解放军和垦荒战士，这两块政治招牌让我倍感光荣。他俩从来没有让我在别的孩子面前感到低人一等。上学以后，别人填出身时，都写“工人”、“农民”，我则按照他俩的指示，自豪地写“干部”。其实这里面就有玄学，只是我长大了才知道，并未影响我小时候对自己阶级地位的认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人物”的存在，加强了我的幸福指数，这就是陈伯伯。陈伯伯是爸爸的老战友，没有他，我们一家都来不了西安。爸爸时常会带我进城去看他，有一次他派了一辆小吉普送我们回家，这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坐小车。车轮在柏油马路上奔驰，发出悦耳的沙沙声，给我一种奇妙的感觉。我知道，只有大干部才能坐小车，这让我意识到我被一种强大的法力罩着，就像唐僧被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圆圈罩着，白骨精奈何不了他。尽管下车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们家真要出了什么事，陈伯伯会来救我们的。他是我们家的保护神。
爸爸叮嘱我，不要对外说起陈伯伯。我很乐意保守这个秘密，因为法宝都是留到最后才用的，不能让妖怪事先发觉，那样就会失灵。而作为一个替大人保密的孩子，我觉得自己的份量一下比别的孩子重了许多。事实上，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会往心里藏秘密了，有些秘密哪怕是爸爸妈妈弟弟也不告诉。
2026-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