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7岁了，混沌的童年记忆逐渐变得清晰，尽管仍有一层薄雾笼罩在上面，让我不能确定一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那年我至少有一次把冰棍棒戳到了嗓子眼里——不错，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都是我含着冰棍棒奔跑跌倒所致。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却两次被冰棍棒戳到了嗓子眼，这足以证明我的愚蠢。但我也不想过于贬低自己的智商，故而假设第一次发生在上年，第二次发生在本年。口腔科于大夫告诉爸爸：“第二次比第一次危险，差一点就戳到气管了。”不过正因为“差一点”，所以嗓子眼抹点紫药水就好了。
我那时正处于“狗不待见”的年纪，身上经常挂彩，但由于细胞生长速度飞快，几天就愈合了，故而并不当回事。有一次我拿着那把砍过小鸡的大菜刀砍甘蔗，一下砍到了左手食指第二节，顿时血如泉涌。那上面也就一层皮，因此可以肯定刀已进骨。我要是劲再大点，完全可以把手指剁下来。面对这样可怕的伤口，卫生所的大夫不过撒点消炎粉，简单包扎一下，结果不出一周就长好了。到现在那里还有一道浅白的刀疤，通常没有人会注意到，除非我主动展示。这是我在自己身上留下的最早印记。
由于我是右撇子，左手便比较倒霉，容易受到右手的伤害。而我很早就对工具产生浓厚兴趣，因此右手加害左手的事件很多。在加工过程中，总是右手拿工具，左手持握加工对象，左手被砍被砸被锯被戳的风险要大得多。假如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人，恐怕早就过不到一起了。好在它们只是我身体的两个器官，所以左手只能忍着，既不能不理右手，也不能报复右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可靠的伙伴关系了，其可靠程度甚至超过父子和夫妻。
我的右手最近一次严重伤害左手，发生在2021年。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我整天呆在家里，热衷厨艺，在三顿饭上消耗了大量时间。我有一个面包机，是从中国带来的，之前基本上都撂在储藏室里，这会儿却派上了用场。我隔三差五就会做一个大面包，手艺越来越精，老婆孩子都很爱吃。
那天我把面包做好后，准备装入保鲜袋中。保鲜袋不如纸袋，水汽透出不去，面包从冰箱拿出来后，老是湿漉漉的。麦当劳那样的牛皮纸袋最好，但超市里没有卖的。当时我灵机一动：只要在保鲜袋上戳几个洞，不就可以了吗？如此简单的办法怎没早想到！
于是我把保鲜袋叠了四五下，叠成一个小方块，然后把切黄油的刀拿出来，打算在上面扎个洞，这样打开以后，汽孔会均匀分布。此刀并不很锋利，但又尖又长，是一把漂亮的匕首。我从小就对凶器感兴趣，虽然从未行过凶。我在商店里买下这把水果刀时，完全是被它的攻击性造型所吸引。其实我并不需要一把水果刀，并且此刀也不太适合削水果，所以我拿它来切黄油。这样就用不着把它磨得太快了——说实话，我对它确有几分畏惧。
我在厨房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一块干净的垫板，便把叠好的保鲜袋用左手三个手指捏住，悬在半空，然后右手持刀往里扎。我叠得有点厚，扎了两下没扎进去，于是第三下我使了大劲。刀尖忽地穿透保鲜袋，把我的左手中指豁开一个大口子。刀子划过皮肉时，产生轻微的拉锯声，通过手臂传入我的耳朵，让我听到一个富有磁性的低频音。一瞬间，手指内部的肌肉分层纹理暴露出来，有红的有白的有黄的，跟老烟当年在解剖室看见的相仿，但要鲜艳得多，紧接着血便汩汩而出。我知道大事不妙，赶紧喊然然找创可贴。等他拿来时，血已经流到了胳膊肘。我用创可贴压住伤口，过了几分钟一松手，血又任性地涌了出来。
我急中生智，从抽屉里找了一个橡皮筋，把受伤的手指根部勒住，又从冰箱里找了一个小冰袋，握在左手中，总算把血基本止住了。随后叫上儿子，坐公共汽车去附近一家24小时开业的诊所。在车上，其他乘客都坐着，我则站在车门口，让然然挡住我的左边，以免惹人注意。我自信已经做到若无其事，但还是有几个乘客盯着我看。我的左臂不断流下淡红色的液体，我不得不用一块纸巾时时擦拭。
到了诊所，发现门居然关着，里面连一点亮儿都没有。此时已经夜里九点。我让然然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另一家24小时诊所离这里有20多分钟车程。我的脑子骤然清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伤口这么深，不大可能再像7岁那年洒点消炎粉就完事，而必须缝合了。根据我的经验，新加坡诊所的能耐远不及前进厂卫生所。现在就算门开着，我也不能指望里面有个王大夫救我。必须马上去医院——这么热的天，继续拖延下去，我的手指就保不住了！
当即打车去国大医院急诊科。若在疫情高峰期，这里看个病要排五六个小时的队。眼下我无法再作他想，只能一棵树上吊死。聊以自慰的是，候诊室里的空调很给力。以前我都得借个毛毯盖在身上，现在我宁愿变成冷血动物，进入冬眠状态。
没想到一个小时后，我就见到了大夫，但只是一个实习大夫。他长得跟我刚上大学那会差儿不多，又瘦又小，皮肤煞白。他非常认真地用一种粉红色的药水冲洗我的伤口，冲了七八遍，搞得桌上的小垫都吸满了，水一直淌到地上。接着他用一把镊子夹起弯针，再用一把镊子夹住手术线，哆哆嗦嗦地往针眼里送。试了几次，总算把线穿了进去。这期间我的伤口一直在往外冒血，新换的小垫已经全红了。
他用纱布把伤口压住一会儿，然后开始缝合，但是血马上涌出，让他找不着下针的位置。尝试了几次，他实在无计可施，只好让我压住伤口，自己出去找帮手。过了一会儿，他领来一个学长，请教怎么办。学长让他拿了一个橡皮筋，勒在我的手指上，血立刻就止住了。我差点笑起来：早知如此，还不如问我呢，也用不着再流这么多血。但我没表现出任何不满：眼下只能靠他了，不能再给这个小大夫施加压力。
他确实是个新手，第一次把针下歪了，在我的手指上穿了两个洞，看看不太美观，又把针退出重扎，口中连连道歉。我像接受刮骨疗毒的关公一样镇定，淡然道：“没关系，慢慢来。”说实话，我现在挺喜欢这个年轻人。他虽然不太熟练，但是每一步都按照操作规程行事。用镊子使针再费劲，他也没有用手拿一次针，尽管他戴着消过毒的手套。
终于，他把伤口缝上了，粗针大线缭了四道。我的手指看着有点像刚做好的腊肠，虽然缺乏卖相，但至少不再流血了，对此我感到满意，总算不虚自行。这时他突然觉得可能把什么不该有的东西缝了进去，表情严肃地问道：“你的刀切过生肉吗？”我有些迟疑地回答：“这把刀一直用来切黄油，唯一切过的生肉就是我的手指了。有什么问题吗？”他舒了一口气：“那就好！我已经给你打一针破伤风，应该够了。你回去就近找个诊所，每天换一次药，三天之内手指没有继续肿大，就不用再过来了。伤口长好以后，诊所也能拆线。”
我提心吊胆地等了三天，平安无事。一周以后小大夫来电话询问，我说已经消肿了，对他表示由衷地感谢。又过了三天，终于拆线。伤口起先看着赖了巴唧的，几周后就长平顺了。现在那里也有一道浅白的刀疤，这是我在53岁留给自己的，比食指上的疤要小46岁。
2026-6-10
老烟记事（498） 刀疤（有图慎入）
烟斗狼 (2026-09-02 06:45:20) 评论 (0)1975年我7岁了，混沌的童年记忆逐渐变得清晰，尽管仍有一层薄雾笼罩在上面，让我不能确定一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那年我至少有一次把冰棍棒戳到了嗓子眼里——不错，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都是我含着冰棍棒奔跑跌倒所致。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却两次被冰棍棒戳到了嗓子眼，这足以证明我的愚蠢。但我也不想过于贬低自己的智商，故而假设第一次发生在上年，第二次发生在本年。口腔科于大夫告诉爸爸：“第二次比第一次危险，差一点就戳到气管了。”不过正因为“差一点”，所以嗓子眼抹点紫药水就好了。
我那时正处于“狗不待见”的年纪，身上经常挂彩，但由于细胞生长速度飞快，几天就愈合了，故而并不当回事。有一次我拿着那把砍过小鸡的大菜刀砍甘蔗，一下砍到了左手食指第二节，顿时血如泉涌。那上面也就一层皮，因此可以肯定刀已进骨。我要是劲再大点，完全可以把手指剁下来。面对这样可怕的伤口，卫生所的大夫不过撒点消炎粉，简单包扎一下，结果不出一周就长好了。到现在那里还有一道浅白的刀疤，通常没有人会注意到，除非我主动展示。这是我在自己身上留下的最早印记。
由于我是右撇子，左手便比较倒霉，容易受到右手的伤害。而我很早就对工具产生浓厚兴趣，因此右手加害左手的事件很多。在加工过程中，总是右手拿工具，左手持握加工对象，左手被砍被砸被锯被戳的风险要大得多。假如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人，恐怕早就过不到一起了。好在它们只是我身体的两个器官，所以左手只能忍着，既不能不理右手，也不能报复右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可靠的伙伴关系了，其可靠程度甚至超过父子和夫妻。
我的右手最近一次严重伤害左手，发生在2021年。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我整天呆在家里，热衷厨艺，在三顿饭上消耗了大量时间。我有一个面包机，是从中国带来的，之前基本上都撂在储藏室里，这会儿却派上了用场。我隔三差五就会做一个大面包，手艺越来越精，老婆孩子都很爱吃。
那天我把面包做好后，准备装入保鲜袋中。保鲜袋不如纸袋，水汽透出不去，面包从冰箱拿出来后，老是湿漉漉的。麦当劳那样的牛皮纸袋最好，但超市里没有卖的。当时我灵机一动：只要在保鲜袋上戳几个洞，不就可以了吗？如此简单的办法怎没早想到！
于是我把保鲜袋叠了四五下，叠成一个小方块，然后把切黄油的刀拿出来，打算在上面扎个洞，这样打开以后，汽孔会均匀分布。此刀并不很锋利，但又尖又长，是一把漂亮的匕首。我从小就对凶器感兴趣，虽然从未行过凶。我在商店里买下这把水果刀时，完全是被它的攻击性造型所吸引。其实我并不需要一把水果刀，并且此刀也不太适合削水果，所以我拿它来切黄油。这样就用不着把它磨得太快了——说实话，我对它确有几分畏惧。
我在厨房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一块干净的垫板，便把叠好的保鲜袋用左手三个手指捏住，悬在半空，然后右手持刀往里扎。我叠得有点厚，扎了两下没扎进去，于是第三下我使了大劲。刀尖忽地穿透保鲜袋，把我的左手中指豁开一个大口子。刀子划过皮肉时，产生轻微的拉锯声，通过手臂传入我的耳朵，让我听到一个富有磁性的低频音。一瞬间，手指内部的肌肉分层纹理暴露出来，有红的有白的有黄的，跟老烟当年在解剖室看见的相仿，但要鲜艳得多，紧接着血便汩汩而出。我知道大事不妙，赶紧喊然然找创可贴。等他拿来时，血已经流到了胳膊肘。我用创可贴压住伤口，过了几分钟一松手，血又任性地涌了出来。
我急中生智，从抽屉里找了一个橡皮筋，把受伤的手指根部勒住，又从冰箱里找了一个小冰袋，握在左手中，总算把血基本止住了。随后叫上儿子，坐公共汽车去附近一家24小时开业的诊所。在车上，其他乘客都坐着，我则站在车门口，让然然挡住我的左边，以免惹人注意。我自信已经做到若无其事，但还是有几个乘客盯着我看。我的左臂不断流下淡红色的液体，我不得不用一块纸巾时时擦拭。
到了诊所，发现门居然关着，里面连一点亮儿都没有。此时已经夜里九点。我让然然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另一家24小时诊所离这里有20多分钟车程。我的脑子骤然清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伤口这么深，不大可能再像7岁那年洒点消炎粉就完事，而必须缝合了。根据我的经验，新加坡诊所的能耐远不及前进厂卫生所。现在就算门开着，我也不能指望里面有个王大夫救我。必须马上去医院——这么热的天，继续拖延下去，我的手指就保不住了！
当即打车去国大医院急诊科。若在疫情高峰期，这里看个病要排五六个小时的队。眼下我无法再作他想，只能一棵树上吊死。聊以自慰的是，候诊室里的空调很给力。以前我都得借个毛毯盖在身上，现在我宁愿变成冷血动物，进入冬眠状态。
没想到一个小时后，我就见到了大夫，但只是一个实习大夫。他长得跟我刚上大学那会差儿不多，又瘦又小，皮肤煞白。他非常认真地用一种粉红色的药水冲洗我的伤口，冲了七八遍，搞得桌上的小垫都吸满了，水一直淌到地上。接着他用一把镊子夹起弯针，再用一把镊子夹住手术线，哆哆嗦嗦地往针眼里送。试了几次，总算把线穿了进去。这期间我的伤口一直在往外冒血，新换的小垫已经全红了。
他用纱布把伤口压住一会儿，然后开始缝合，但是血马上涌出，让他找不着下针的位置。尝试了几次，他实在无计可施，只好让我压住伤口，自己出去找帮手。过了一会儿，他领来一个学长，请教怎么办。学长让他拿了一个橡皮筋，勒在我的手指上，血立刻就止住了。我差点笑起来：早知如此，还不如问我呢，也用不着再流这么多血。但我没表现出任何不满：眼下只能靠他了，不能再给这个小大夫施加压力。
他确实是个新手，第一次把针下歪了，在我的手指上穿了两个洞，看看不太美观，又把针退出重扎，口中连连道歉。我像接受刮骨疗毒的关公一样镇定，淡然道：“没关系，慢慢来。”说实话，我现在挺喜欢这个年轻人。他虽然不太熟练，但是每一步都按照操作规程行事。用镊子使针再费劲，他也没有用手拿一次针，尽管他戴着消过毒的手套。
终于，他把伤口缝上了，粗针大线缭了四道。我的手指看着有点像刚做好的腊肠，虽然缺乏卖相，但至少不再流血了，对此我感到满意，总算不虚自行。这时他突然觉得可能把什么不该有的东西缝了进去，表情严肃地问道：“你的刀切过生肉吗？”我有些迟疑地回答：“这把刀一直用来切黄油，唯一切过的生肉就是我的手指了。有什么问题吗？”他舒了一口气：“那就好！我已经给你打一针破伤风，应该够了。你回去就近找个诊所，每天换一次药，三天之内手指没有继续肿大，就不用再过来了。伤口长好以后，诊所也能拆线。”
我提心吊胆地等了三天，平安无事。一周以后小大夫来电话询问，我说已经消肿了，对他表示由衷地感谢。又过了三天，终于拆线。伤口起先看着赖了巴唧的，几周后就长平顺了。现在那里也有一道浅白的刀疤，这是我在53岁留给自己的，比食指上的疤要小46岁。
2026-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