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夕
九月十八日，又快到了。
九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大地陷入长达十四年的苦难与抗争。
与以往的纪念日不同，今年的“九一八”前夕，我特别想起了一个名字——霍德舒。
他是我的曾外祖父。
二十多年前，我的大舅霍然在患病期间，亲笔写下了一篇文章《我爷爷和张进思》，记录了我的曾外祖父与革命烈士张甲洲之间的一段往事。
大舅如今已经离世多年，我也早已远离故土，定居加拿大。
前些日子，因为帮助年迈的母亲整理回忆录，我开始重新向家里的亲人核实一些家族历史。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从老舅霍宪那里意外得知：原来，曾外祖父霍德舒，曾是一名东北抗日地下交通员。
于是，我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他的足迹。
当我输入“霍德舒”“交通员”这两个关键词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关于张甲洲的历史资料。其中，清华大学校友网刊载的一篇文章《张甲洲：让周恩来热泪横流的抗日名将》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总揽了富锦中学的大权后，便以庆幸久旅店为据点，通过交通员霍德舒和抗联独立师联系。”
短短一句话，却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
家族像册里的张甲洲烈士生前照片
霍德舒——我的曾外祖父。
一个在家族中沉寂了几十年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记载之中。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家族那个普通的老人，曾经真实地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而又残酷的历史之中。
从普通农民到地下交通员
曾外祖父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
小时候，他只读过半年多私塾，便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读书，而是靠自学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练得一手好毛笔字，也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说岳》等书。
也许正是这些书中的忠诚、义气和反抗精神，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年轻时，他因为不满恶势力欺压百姓，离开家乡闯荡北大荒。后来又因为土地纠纷多年打官司，亲眼见识了旧社会普通百姓的艰难。
1933年前后，他因土地官司暂住三姓，也就是今天的依兰。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后来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人——张甲洲。
当时的张甲洲使用化名“张进思”。
两个人原本只是旅店中的偶然相识，却因为一顿饭、一场交谈，逐渐建立起信任。
曾外祖父后来还写信推荐张甲洲到富锦中学任教。
张甲洲来到富锦后，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并逐步建立起地下组织与抗日力量之间的联系。
而曾外祖父，也逐渐成为他信任的地下交通员。
从此，一个普通农民的人生，与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交织在了一起。
在敌后传递希望
在日伪统治严密的东北，地下交通员承担的是极其危险的工作。
根据家族记忆以及后来张甲洲纪念资料中的记载，曾外祖父曾承担传递消息、联络人员、护送同志以及掩护革命活动等任务。
当时，张甲洲曾以庆幸久旅店等地作为秘密活动据点，并通过交通员霍德舒与抗日武装取得联系。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一次普通的联络、一次秘密的传递，都可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因为地下交通员的特殊性，他必须在公开身份与秘密任务之间小心周旋。一次失误，可能暴露自己，也可能牵连同志和家人。
所以，这些事情，曾外祖父也很少向家人提起。
关于他的个人文字记载并不多。
正因为如此，大舅霍然留下的文章，以及后来在张甲洲纪念资料中出现的那些文字，才显得格外珍贵。
它们让一个已经沉寂多年的名字，重新有了历史的温度。
从朋友到生死之交
曾外祖父与张甲洲，最初只是偶然相识的朋友。
可是，在共同面对民族危亡和敌人的残酷统治之后，两个人逐渐成为可以彼此托付的战友。
1937年，张甲洲准备离开富锦、奔赴抗日部队时，曾外祖父原本也想跟随他一起拿枪打鬼子。
可是，张甲洲却把自己的妻儿--刘向书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他。
这是怎样的一份信任？
对于一个正在准备奔赴战场的人来说，把妻儿托付给一个朋友，意味着把自己最牵挂的人交到了对方手中。
曾外祖父接受了这份托付。
他冒着风险设法将张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长春的亲家母家。
可是，就在不久之后，曾外祖父自己被捕了。
四十九天的牢狱
敌人知道霍德舒与张甲洲关系密切，不断审问张甲洲的去向，以及张家人的下落。
据大舅霍然的记述，特务甚至拿出一个硬壳本子，上面记录着两人见面的时间、地点以及谈话的位置，试图以此逼迫曾外祖父开口。
面对敌人的追问，他只有一句话：
“不知道。”
敌人软硬兼施，甚至由特务头子广野亲自审讯。
威逼、利诱没有使他屈服。
随后，是长达四十九天的刑讯。
吊打、老虎凳、跪钉板、灌水……
酷刑轮番使用。
据大舅的文章记述，曾外祖父遭受了严重伤害，却始终没有透露张甲洲的去向，也没有说出张家人的下落。
四十九天后，他活着走出了牢房。
可是，那些伤痛却伴随了他一生。
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
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
可是，在朋友的生死面前，他用沉默守住了秘密。
张甲洲的最后岁月
1937年，张甲洲在奉命前往抗日部队的途中遭遇伪军伏击，壮烈牺牲，年仅30岁。
他就这样永远留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而曾外祖父活了下来。
他没有等到与张甲洲再次相见。
但是，他没有忘记那份托付。
后来，他继续生活，经历了战争、社会变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
1959年，曾外祖父霍德舒在长春去世。
距离张甲洲牺牲，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可是，对一个真正经历过生死的人来说，有些记忆也许一生都不会消失。
当年的守护，几十年后的证明
两家人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张甲洲的牺牲而结束。
“文化大革命”期间，霍家后人也受到冲击。
我的外祖父霍汉生，是霍德舒的儿子，曾在清华学堂学习——清华大学的前身。伪满时期，他曾做过职员，后来家庭成分被认定为“伪职员”。
这个历史标签，也给他的几个孩子在入党、入团等方面带来了影响。
我的外祖母后来带着这些遭遇，到哈尔滨寻找张甲洲的遗孀——我们家尊称为张太奶的刘向书女士。
当她听到霍家的遭遇后，十分气愤和激动。
她没有忘记霍德舒。
这位曾经与张甲洲共同经历风雨的革命伴侣，几十年后依然记得当年那个帮助过他们一家的普通人。
她亲笔写下证明，说明霍德舒与张甲洲之间的革命友谊，以及他在抗日斗争中所承担的工作。
这封证明信，后来成为霍家后代面对困境时的一份重要凭据，帮助他们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多年以后再回望这段历史，我最感动的，恰恰是其中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轮回：
当年，霍德舒守护了张甲洲的家人；
几十年后，张甲洲的遗孀又为霍德舒的后人站出来作证。
这，也许就是患难之交最深的意义。
张甲洲和刘向书的结婚照（来自互联网）
大舅霍然留下的遗稿
而今天，我能够重新追寻这一切，最应该感谢的人之一，就是我的大舅霍然。
二十多年前，他在患病期间写下了《我爷爷和张进思》。
那不是一篇宏大的历史文章。
那只是一个晚辈写给祖父的回忆。
可正是这篇文字，让几十年后的我有机会重新认识曾外祖父，也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
大舅自己的一生，同样经历了时代的坎坷。
在“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后来被送往黑龙江友谊农场劳动改造。多年的艰苦环境和身心磨难，也给他的晚年健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晚年，他和子女生活在深圳。
他身患重病那时，我正从加拿大回国探亲。
因为当时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大，假期很短，我没能赶去深圳看望他。
回到加拿大不久，我接到母亲的电话：
大舅已经离世了。
这个遗憾，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如今重新读他当年写下的文字，我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在重病之中还要记录几十年前的往事。
也许他知道，如果没有人把这些事情写下来，随着老人们一个个离去，这些故事就可能永远消失。
所以今天，我想替他把故事继续写下去。
这篇文章，也是我迟到了多年的一声问候，写给大舅霍然，也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母亲与这段历史
我的母亲霍敏，也与这段历史有着特殊的联系。
她12岁时和大舅霍然一起在家乡富锦县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卫生兵，后来跟随部队南行至沈阳，参加了解放战争。
富锦，正是曾外祖父与张甲洲当年活动、战斗过的地方。
后来，母亲转业到地方，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医学，成为一名医生。
她一生救死扶伤，直到60岁光荣离休。
母亲很少把自己的经历当作值得炫耀的事情，却常常跟我讲起张甲洲，也讲起我们霍家与张家的那段往事。
小时候，她还曾带我到哈尔滨，拜访张甲洲烈士的二儿子张佳心爷爷、张太奶刘向书以及张家的其他后人。
那时的我，只觉得那是一次普通的探亲访友。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其实是我与这段历史的一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