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的“自由论坛”
全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只要爸爸不值夜班，妈妈不出差，我们的饭桌上就是一个“自由论坛”。在这里,我们什么都可以讲，从请求妈妈给我们买劳动布的裤子和深颜色的衣服，也别再买皮鞋了，到提醒爸爸吃粥的时候不要稀里呼噜，吃得太快，要一口一口吃，有助消化。姐姐还边说边学爸爸的样子，逗得全家人大笑。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我们“没大没小，没老没少”,爸爸妈妈却总是嘻嘻哈哈的鼓励我们。
我和姐姐还叽叽喳喳地说着居民区里的见闻：姚大婶又站在院子里对她家的孩子大喊大叫了，景蓬的姥姥又谴责欺负她孙女的人了，王淑芳又挨她爸爸的打了……。爸爸妈妈耐心地听着，从不加任何评论。
有一次，我的班主任马老师想聘请一个家长做班级的“校外辅导员”，她通过家庭走访选择了妈妈，特意嘱咐我，请妈妈一定出席家长会，和她详细谈一谈，可妈妈还像往次一样，没有出席家长会。后来，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家长主动申请做了我班的校外辅导员。我边吃饭边抱怨妈妈没有别的同学家长“积极”，妈妈笑着向我道歉，爸爸却说，妈妈做不了那个辅导员。
姐姐在三年级的暑假，参加了保二小学为期三天的夏令营。学校要求学生自带干粮，妈妈想给姐姐带些蛋糕和饼干，可爸爸说，还是带自己做的馒头或烙饼吧，肯定大多数同学都带这些。在夏令营的几天里，姐姐一直啃着干馒头。一天早上，她无意中闯入了老师们的帐篷，看见他们正在吃早饭，长长的木条桌上摆着稀饭和炒菜。一位老师问她有什么事，她脱口而出：“我也要吃稀饭。”老师们望着她，怔住了。大队辅导员郑老师拉她坐下，盛了一碗稀饭，挟了些菜让她吃，她就和老师们坐在一起吃了那顿早饭。早饭后姐姐跑出来告诉同学们，帐篷里可以吃到稀饭，可是没有一个同学再走进去。
夏令营结束后，姐姐在饭桌上讲这件事时，还余兴未尽：“那碗稀饭可真香，比咱家的粥好吃。”我边听边想，爸爸一定会批评姐姐不遵守纪律或者嘴太馋，可是爸爸津津有味地听她说完，哈哈大笑：“这孩子！”一句责怪都没有。出人意料的是，暑期结束后姐姐被宣布当选了大队委员,她感到莫名其妙。过了好些天，才听一位学姐说，是辅导员郑老师提的名。那时他还不知道姐姐的姓名，就说：“我提名那个闯帐篷的女孩。”爸爸听说了这件事，对姐姐说：“以后可不能闯帐篷了吧？当个普通学生就好，当什么干部啊。”
我升入站二小学的第一个学期，一天下午去办公室送作业本，走出办公室时，听到我的班主任对其它老师说:“她的父母每月收入那么多，你说可怎么花啊？”老师在说我。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妈妈：“咱家的收入多吗？”妈妈问我听谁说的,我说,是老师在办公室说的。爸爸说，爸爸妈妈收入多少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要打听这些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
爸爸妈妈从来不过问我们的考试成绩，排名情况，甚至连我们的期未通知书都没有仔细看过，总是在我们一次次的提醒后，才看一下。我抱怨爸爸妈妈不关心我们，可是爸爸说，你们是什么样的孩子，爸妈还能不知道吗？在学校的时间很短，老师看见的只是一部分。妈妈解释说，鉴定上的“表现”两个字说明老师看见的是表象，表象不是本质,没那么重要。
一次，姐姐的班主任在她的期未鉴定上写了一条缺点：“不向老师汇报情况。”她当时是学校的大队委员，对于一个“大队干部”这是一条挺重要的缺点。姐姐很不开心，她搞不明白，要向老师汇报什么。吃晚饭时，姐姐问爸爸：“你不是说对谁有意见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吗？可老师为什么说这是缺点呢？已经当面批评我好几次了。”爸爸淡定地说：“不打‘小报告’没有错。”“打小报告”这个词，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觉得这是个令人鄙视的字眼。爸爸的话我们记住了,奉为做人的准则，在平常的日子里是这样，在文革中也是这样，即使在姐姐被军宣队“约谈”，我被专案组“外调”的时候，我们仍然拒绝反戈一击，更不肯落井下石，尽管被指责为“顽固”，甚至被孤立。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段时间因为对代课老师的态度不一致，我和朋友王纯英相处的不是很愉快。我有些郁闷，就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姐姐，姐姐一听就来气了，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去了王纯英家，要和她哥哥“谈一谈”。王纯英的哥哥已是中专生了，人特老实，也不会说什么，话都叫姐姐这一帮人说了，胜利归来。可是问题却僵住了，王纯英和我都想和好，却不好意思开口了。
在饭桌上，我和姐姐把事情经过对妈妈说了，妈妈没有责怪我们，只是说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在居民区里从来没到任何一家“串”过门的妈妈，当天晚上第一次走进了王纯英家，和她妈妈谈了很长时间，她们都谈了什么，妈妈没和我们说。据我和姐姐对妈妈的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一定会为我们的冒失举动道歉的。妈妈去过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收到王纯英的“贺年卡”一虽然不是过年。卡上写着和我“重新和好”的决心，之后每过两、三天就会交给我一张写着不同的珍重友谊的话，持续了好多天。她的诚意感动了我，我们各自向对方道歉，请求原谅，和好如初了。
从此，我们对友谊倍加珍惜，再也没有分开过。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是六十六岁的人了，我们的友谊整整持续了六十年。多年来，她长住北京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每年几次回锦，不管时间多紧，都一定会来和我相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会出现，可是她家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麻烦，却刻意瞒着我。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经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的考验，我们的友谊依然像小时候一样，知心、理解，毫无芥蒂。真诚无私的友谊是多么值得珍惜，两小无猜的朋友将陪伴终生。感谢妈妈，在我还小的时候，让我懂得友谊的可贵，懂得理解、懂得尊重、懂得信任、懂得包容。让我收获一生一世的真挚友谊。
饭桌上的“自由论坛”
旭子 (2026-08-18 09:52:19) 评论 (4)
饭桌上的“自由论坛”
全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只要爸爸不值夜班，妈妈不出差，我们的饭桌上就是一个“自由论坛”。在这里,我们什么都可以讲，从请求妈妈给我们买劳动布的裤子和深颜色的衣服，也别再买皮鞋了，到提醒爸爸吃粥的时候不要稀里呼噜，吃得太快，要一口一口吃，有助消化。姐姐还边说边学爸爸的样子，逗得全家人大笑。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我们“没大没小，没老没少”,爸爸妈妈却总是嘻嘻哈哈的鼓励我们。
我和姐姐还叽叽喳喳地说着居民区里的见闻：姚大婶又站在院子里对她家的孩子大喊大叫了，景蓬的姥姥又谴责欺负她孙女的人了，王淑芳又挨她爸爸的打了……。爸爸妈妈耐心地听着，从不加任何评论。
有一次，我的班主任马老师想聘请一个家长做班级的“校外辅导员”，她通过家庭走访选择了妈妈，特意嘱咐我，请妈妈一定出席家长会，和她详细谈一谈，可妈妈还像往次一样，没有出席家长会。后来，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家长主动申请做了我班的校外辅导员。我边吃饭边抱怨妈妈没有别的同学家长“积极”，妈妈笑着向我道歉，爸爸却说，妈妈做不了那个辅导员。
姐姐在三年级的暑假，参加了保二小学为期三天的夏令营。学校要求学生自带干粮，妈妈想给姐姐带些蛋糕和饼干，可爸爸说，还是带自己做的馒头或烙饼吧，肯定大多数同学都带这些。在夏令营的几天里，姐姐一直啃着干馒头。一天早上，她无意中闯入了老师们的帐篷，看见他们正在吃早饭，长长的木条桌上摆着稀饭和炒菜。一位老师问她有什么事，她脱口而出：“我也要吃稀饭。”老师们望着她，怔住了。大队辅导员郑老师拉她坐下，盛了一碗稀饭，挟了些菜让她吃，她就和老师们坐在一起吃了那顿早饭。早饭后姐姐跑出来告诉同学们，帐篷里可以吃到稀饭，可是没有一个同学再走进去。
夏令营结束后，姐姐在饭桌上讲这件事时，还余兴未尽：“那碗稀饭可真香，比咱家的粥好吃。”我边听边想，爸爸一定会批评姐姐不遵守纪律或者嘴太馋，可是爸爸津津有味地听她说完，哈哈大笑：“这孩子！”一句责怪都没有。出人意料的是，暑期结束后姐姐被宣布当选了大队委员,她感到莫名其妙。过了好些天，才听一位学姐说，是辅导员郑老师提的名。那时他还不知道姐姐的姓名，就说：“我提名那个闯帐篷的女孩。”爸爸听说了这件事，对姐姐说：“以后可不能闯帐篷了吧？当个普通学生就好，当什么干部啊。”
我升入站二小学的第一个学期，一天下午去办公室送作业本，走出办公室时，听到我的班主任对其它老师说:“她的父母每月收入那么多，你说可怎么花啊？”老师在说我。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妈妈：“咱家的收入多吗？”妈妈问我听谁说的,我说,是老师在办公室说的。爸爸说，爸爸妈妈收入多少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要打听这些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
爸爸妈妈从来不过问我们的考试成绩，排名情况，甚至连我们的期未通知书都没有仔细看过，总是在我们一次次的提醒后，才看一下。我抱怨爸爸妈妈不关心我们，可是爸爸说，你们是什么样的孩子，爸妈还能不知道吗？在学校的时间很短，老师看见的只是一部分。妈妈解释说，鉴定上的“表现”两个字说明老师看见的是表象，表象不是本质,没那么重要。
一次，姐姐的班主任在她的期未鉴定上写了一条缺点：“不向老师汇报情况。”她当时是学校的大队委员，对于一个“大队干部”这是一条挺重要的缺点。姐姐很不开心，她搞不明白，要向老师汇报什么。吃晚饭时，姐姐问爸爸：“你不是说对谁有意见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吗？可老师为什么说这是缺点呢？已经当面批评我好几次了。”爸爸淡定地说：“不打‘小报告’没有错。”“打小报告”这个词，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觉得这是个令人鄙视的字眼。爸爸的话我们记住了,奉为做人的准则，在平常的日子里是这样，在文革中也是这样，即使在姐姐被军宣队“约谈”，我被专案组“外调”的时候，我们仍然拒绝反戈一击，更不肯落井下石，尽管被指责为“顽固”，甚至被孤立。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段时间因为对代课老师的态度不一致，我和朋友王纯英相处的不是很愉快。我有些郁闷，就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姐姐，姐姐一听就来气了，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去了王纯英家，要和她哥哥“谈一谈”。王纯英的哥哥已是中专生了，人特老实，也不会说什么，话都叫姐姐这一帮人说了，胜利归来。可是问题却僵住了，王纯英和我都想和好，却不好意思开口了。
在饭桌上，我和姐姐把事情经过对妈妈说了，妈妈没有责怪我们，只是说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在居民区里从来没到任何一家“串”过门的妈妈，当天晚上第一次走进了王纯英家，和她妈妈谈了很长时间，她们都谈了什么，妈妈没和我们说。据我和姐姐对妈妈的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一定会为我们的冒失举动道歉的。妈妈去过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收到王纯英的“贺年卡”一虽然不是过年。卡上写着和我“重新和好”的决心，之后每过两、三天就会交给我一张写着不同的珍重友谊的话，持续了好多天。她的诚意感动了我，我们各自向对方道歉，请求原谅，和好如初了。
从此，我们对友谊倍加珍惜，再也没有分开过。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是六十六岁的人了，我们的友谊整整持续了六十年。多年来，她长住北京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每年几次回锦，不管时间多紧，都一定会来和我相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会出现，可是她家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麻烦，却刻意瞒着我。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经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的考验，我们的友谊依然像小时候一样，知心、理解，毫无芥蒂。真诚无私的友谊是多么值得珍惜，两小无猜的朋友将陪伴终生。感谢妈妈，在我还小的时候，让我懂得友谊的可贵，懂得理解、懂得尊重、懂得信任、懂得包容。让我收获一生一世的真挚友谊。
全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只要爸爸不值夜班，妈妈不出差，我们的饭桌上就是一个“自由论坛”。在这里,我们什么都可以讲，从请求妈妈给我们买劳动布的裤子和深颜色的衣服，也别再买皮鞋了，到提醒爸爸吃粥的时候不要稀里呼噜，吃得太快，要一口一口吃，有助消化。姐姐还边说边学爸爸的样子，逗得全家人大笑。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我们“没大没小，没老没少”,爸爸妈妈却总是嘻嘻哈哈的鼓励我们。
我和姐姐还叽叽喳喳地说着居民区里的见闻：姚大婶又站在院子里对她家的孩子大喊大叫了，景蓬的姥姥又谴责欺负她孙女的人了，王淑芳又挨她爸爸的打了……。爸爸妈妈耐心地听着，从不加任何评论。
有一次，我的班主任马老师想聘请一个家长做班级的“校外辅导员”，她通过家庭走访选择了妈妈，特意嘱咐我，请妈妈一定出席家长会，和她详细谈一谈，可妈妈还像往次一样，没有出席家长会。后来，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家长主动申请做了我班的校外辅导员。我边吃饭边抱怨妈妈没有别的同学家长“积极”，妈妈笑着向我道歉，爸爸却说，妈妈做不了那个辅导员。
姐姐在三年级的暑假，参加了保二小学为期三天的夏令营。学校要求学生自带干粮，妈妈想给姐姐带些蛋糕和饼干，可爸爸说，还是带自己做的馒头或烙饼吧，肯定大多数同学都带这些。在夏令营的几天里，姐姐一直啃着干馒头。一天早上，她无意中闯入了老师们的帐篷，看见他们正在吃早饭，长长的木条桌上摆着稀饭和炒菜。一位老师问她有什么事，她脱口而出：“我也要吃稀饭。”老师们望着她，怔住了。大队辅导员郑老师拉她坐下，盛了一碗稀饭，挟了些菜让她吃，她就和老师们坐在一起吃了那顿早饭。早饭后姐姐跑出来告诉同学们，帐篷里可以吃到稀饭，可是没有一个同学再走进去。
夏令营结束后，姐姐在饭桌上讲这件事时，还余兴未尽：“那碗稀饭可真香，比咱家的粥好吃。”我边听边想，爸爸一定会批评姐姐不遵守纪律或者嘴太馋，可是爸爸津津有味地听她说完，哈哈大笑：“这孩子！”一句责怪都没有。出人意料的是，暑期结束后姐姐被宣布当选了大队委员,她感到莫名其妙。过了好些天，才听一位学姐说，是辅导员郑老师提的名。那时他还不知道姐姐的姓名，就说：“我提名那个闯帐篷的女孩。”爸爸听说了这件事，对姐姐说：“以后可不能闯帐篷了吧？当个普通学生就好，当什么干部啊。”
我升入站二小学的第一个学期，一天下午去办公室送作业本，走出办公室时，听到我的班主任对其它老师说:“她的父母每月收入那么多，你说可怎么花啊？”老师在说我。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妈妈：“咱家的收入多吗？”妈妈问我听谁说的,我说,是老师在办公室说的。爸爸说，爸爸妈妈收入多少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要打听这些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
爸爸妈妈从来不过问我们的考试成绩，排名情况，甚至连我们的期未通知书都没有仔细看过，总是在我们一次次的提醒后，才看一下。我抱怨爸爸妈妈不关心我们，可是爸爸说，你们是什么样的孩子，爸妈还能不知道吗？在学校的时间很短，老师看见的只是一部分。妈妈解释说，鉴定上的“表现”两个字说明老师看见的是表象，表象不是本质,没那么重要。
一次，姐姐的班主任在她的期未鉴定上写了一条缺点：“不向老师汇报情况。”她当时是学校的大队委员，对于一个“大队干部”这是一条挺重要的缺点。姐姐很不开心，她搞不明白，要向老师汇报什么。吃晚饭时，姐姐问爸爸：“你不是说对谁有意见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吗？可老师为什么说这是缺点呢？已经当面批评我好几次了。”爸爸淡定地说：“不打‘小报告’没有错。”“打小报告”这个词，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觉得这是个令人鄙视的字眼。爸爸的话我们记住了,奉为做人的准则，在平常的日子里是这样，在文革中也是这样，即使在姐姐被军宣队“约谈”，我被专案组“外调”的时候，我们仍然拒绝反戈一击，更不肯落井下石，尽管被指责为“顽固”，甚至被孤立。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段时间因为对代课老师的态度不一致，我和朋友王纯英相处的不是很愉快。我有些郁闷，就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姐姐，姐姐一听就来气了，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去了王纯英家，要和她哥哥“谈一谈”。王纯英的哥哥已是中专生了，人特老实，也不会说什么，话都叫姐姐这一帮人说了，胜利归来。可是问题却僵住了，王纯英和我都想和好，却不好意思开口了。
在饭桌上，我和姐姐把事情经过对妈妈说了，妈妈没有责怪我们，只是说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在居民区里从来没到任何一家“串”过门的妈妈，当天晚上第一次走进了王纯英家，和她妈妈谈了很长时间，她们都谈了什么，妈妈没和我们说。据我和姐姐对妈妈的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一定会为我们的冒失举动道歉的。妈妈去过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收到王纯英的“贺年卡”一虽然不是过年。卡上写着和我“重新和好”的决心，之后每过两、三天就会交给我一张写着不同的珍重友谊的话，持续了好多天。她的诚意感动了我，我们各自向对方道歉，请求原谅，和好如初了。
从此，我们对友谊倍加珍惜，再也没有分开过。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是六十六岁的人了，我们的友谊整整持续了六十年。多年来，她长住北京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每年几次回锦，不管时间多紧，都一定会来和我相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会出现，可是她家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麻烦，却刻意瞒着我。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经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的考验，我们的友谊依然像小时候一样，知心、理解，毫无芥蒂。真诚无私的友谊是多么值得珍惜，两小无猜的朋友将陪伴终生。感谢妈妈，在我还小的时候，让我懂得友谊的可贵，懂得理解、懂得尊重、懂得信任、懂得包容。让我收获一生一世的真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