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情况慢慢地开始有了变化。随着军队被要求要过“紧日子”，这些以往依靠军品订货的军工单位的日子也开始一天比一天的紧了起来。在过去的日子里，厂里的主要干道两侧经常都停满了各式军绿色的大小车辆，那都是用来产品装车的，对工厂而言，那都是“钱”。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在厂里仍然经常可以看到来访的“外宾”或者“内宾”，不过那大多都是被以各种名义拉来蛊惑他们进行“合作”或者“投资”的待宰的肥羊。
我记得规模最大的一次好像是把市长请了来，意图是向他展示一下工厂的规模和实力，然后寻求市里的支持。那天他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被要求出去欢迎，反而被要求都待在室内，没事不要出去。那个市长的阵仗也不算小，前后有不少穿便衣的年轻人围着。隔着窗户远远望去，那个市长油头粉面的，被厂里的头头们簇拥着，不时好像还在说什么。不过他走了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时候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了关于南方深圳珠海等地方的改革故事，许多人开始动心了。我所在的设计所，先后不断地有人离开。和我同组的一位老大姐的先生是个南方人，原来在所里算是一个“刺儿头”，人很聪明，技术上也很有几把刷子，就是嘴太“毒”，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平日里的闲聊中经常有些“愤世嫉俗”的言论，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儿“愤青”的气质。后来不知道是上面找的他，还是他自己争取的，他被借调到了香港中国银行。他一个“技术大拿”被调去银行工作，让很多人不理解，但也都很羡慕。那时的香港对我们而言相当于“准外国”，这是妥妥地“出国”待遇啊。我们组的那位老大姐后来几次去香港探亲，回来后，人也变了样。原来一身土了吧唧的衣服换上了时装，虽然脸上没变样，但精气神已经明显不同了。她先生后来回来过几次，再见到时，人已经大不一样了。说话沉稳了许多，讲起在香港的经历，没有大吹大擂的炫耀，但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让我们这些“土包子”都涨了不少见识。我从他的嘴里第一次听说了“信用卡”，知道了他可以凭这张卡片就可以出入消费而不必带着一堆票子。后来在电影里看到的情景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印象，让我对这个东西有了一种特别的渴望。后来出国后在银行里开了个账户后给了我一张卡，虽然那只是张“银行卡”，不是信用卡，但还是让我兴奋了好久，因为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钱包里有了一张能当钱用的“卡”。
厂里有一位在苏联留过学的副总工程师。他在苏联留学后得了个“副博士”的学位，听人说那其实就相当于欧美的“硕士”，不过大家还是都叫他“博士”，毕竟这样好听。他可能是当时厂里工程师里唯一的能用外语和老外直接交流的人，因为这个再加上他的学历，他后来被调到了市开发区筹委会，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头头。那时开发区还是处于刚刚建立的阶段，正在到处招兵买马。他从这个厂出去，了解这里的人员情况，所以就经常回来，或者公开，或者私下里和许多人接触，拉人到他那里去。后来不久，我原来认识的一个室主任就调去了那里。这位室主任平时在厂里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人，和人打交道很随便，但后来我有一次去开发区那里见那位博士，正好碰到这位已经调到此地的主任来向那位博士汇报事情，人已经变得很谨慎，对这位博士开始毕恭毕敬了，不知道是因为这位博士官当得大了，还是这里的规矩大了。
后来摩托罗拉开始筹备在开发区建厂，开发区筹委会极力推动这个项目，帮助摩托罗拉向社会招聘，拉了很多人去参加美国人的面试，以显示我们这里人才济济。我也被拉去凑数。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应聘”的目的去面试。主持面试的是一个上了年纪，头发都白了的美国人，那位博士也一起参加。那时我对这次面试是要什么人，需要什么背景和经验一概不知，那个美国老头也不问什么专业知识，只是随便闲聊了些个人经历和兴趣。而我应对的方式完全是从那些英语教材里学来的，肯定是非常僵硬死板，可以看得出没引起老头的什么兴趣。现在想起来，我估计当时筹委会的那些人可能都还没经验怎么组织和应对这种面试，从上到下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那个时期厂里上上下下的都已经开始不安分了。眼瞅着厂里的经济情况一天不如一天，而从那些已经离开后又回来的人嘴里听到的，都是外面的新鲜事。无论是收入还是工作环境，周围的关系和我们现在眼前的都大不相同。那时的感觉，就好像被绑在一个小黑屋里，看不到前途，也喘不过气来，非常渴望冲出去透口气，所以就试图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离开。那时候，以各种名义离开或者调走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有的人是办了停薪留职，然后自己跑到深圳珠海开始创业，有的则是离开去了合资企业。而领导应对这样的趋势，最常见的对策就是“不放人”。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很少有人能下决心什么都不要了，两手空空地离开。
一个很有趣的事儿是关于那些头头。设计所的几个所长很清楚下面的人心思，所以不论谁去找他们，一般他们不争不吵，就是听你说各种理由，最后再告诉你“不行”！但其实他们自己也在找各种门路。当时市里的开发区准备上一个大的合资项目，我们所的所长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捞到了机会，调去了那里。一旦离开这里，回头就来这里挖人。为此他还特地来我家，要我去他那里。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有意不提，我以前也曾找过他要走，但那时的他却是顽固地像头牛，就是一个“不行！”。
到了九二年，我已经折腾了好几年的出国终于有了结果，虽然当时厂里的正在开始一个新项目，看起来有了些起色，但我实在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放下了那里一切，走了。
我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六年以后了。这次只是回来探亲，和这个厂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回厂看看。那天去的时候，见到了几个原来的同事，有的已经成了厂级的领导。不过和他们随便聊聊之后，我深信，我当时离开是个正确的决定。那时是九十年代末，我已经在北美这边的公司里当了几年的工程师，接触到了当时最前沿的行业产品和技术，也了解当时这个行业的趋势和前景，但一回到这个厂和见到那些熟人，时间好像倒流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设计所里依旧是死气沉沉，人们每天在班上的状态依旧是无所事事。计算机在当时的北美公司里已经是像纸和笔一样是日常工作的必需品，但在这里依旧是只有少数人能摆弄的玩具。当时国外的各行业正在为将要到来的“Y2K”问题忙的焦头烂额，但在这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问题。一个厂里的副总工程师问我：“那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真有那么重要吗？”对此我无言以对，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那个厂的大门。
后来的若干年里，听说厂里又开始了走马灯似的换将。前文中提到的那个掌握着“敌我识别器”最高机密的产品总设计师成了厂里的新一届掌门人。但是能掌握最高机密并不意味着能掌握工厂的命运。后来听说他执掌公司的那几年的风格被人形容为“偏执及疯狂”。他几乎要和所有的人吵架，对所有人的工作都不满意，最后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不买账。从那以后，工厂的情况几乎是断崖似的下跌。再后来，换上去的人已经都是些过去闻所未闻的阿猫阿狗类的人物。后来有一年，因为母亲生病我回国去探望，在医院里碰上了时任的厂党委书记，见面才知道，是当年我们同一年进厂的同龄人。即使在当年这一届青工呼风唤雨的年代，他也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没几个人知道。见了面我只能影影绰绰地回忆起他当年是在某某车间，其他则一概想不起来了。他好像倒是不陌生，用一串官话称赞我能“在国外打出一片天地”，并自夸他如今任何能在同龄人中发挥“领导”的角色。而在场的我认识的老一辈厂里人，我一直是按对待长辈一样给与尊重的，却在这个晚辈的“领导”面前，表现的毕恭毕敬，连亲自为其开车门的事都做得出来。这个场面让我觉得像是吃了个苍蝇。
又过了些年听说为了生计，厂里开始卖地。原来厂区后半部的总装车间等一大片厂房，现在都已经被推倒，盖成了住宅楼。从Google地图上看下去，整个工厂已经只剩下前面的几栋楼还站着。再后来，我偶尔的一次又搜索了一下这个厂的近况，发现它的企业状态已经有了“被执行限制消费令”的记录，就是说，大概率是已经“资不抵债”了。
前不久，又看到了一条消息，这个厂的所在地被改建成“空天产业园区”。在此之前，那一片原有的工业区都已经陆续改建成了住宅和商业区，这块地可能是剩下的唯一一块工业用地，现在也没了。我不知道那个厂和现在这个“空天产业”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那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军工老大，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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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厂”系列到此算是写完了。几十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现在翻出来其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如今的人关心的更多的是当下和将来，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陈年旧事及不够刺激，也不够新奇，实在不值一顾。我把这些旧事划拉到一起，不过是给退休后的生活找点儿事。要是能给人带来一点儿乐趣，就可以算是额外收获了。
多位网友一直给与鼓励点赞，极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在此一并谢过！
军工厂的故事 - 末路
莫林一号 (2026-08-12 09:10:00) 评论 (8)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情况慢慢地开始有了变化。随着军队被要求要过“紧日子”，这些以往依靠军品订货的军工单位的日子也开始一天比一天的紧了起来。在过去的日子里，厂里的主要干道两侧经常都停满了各式军绿色的大小车辆，那都是用来产品装车的，对工厂而言，那都是“钱”。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在厂里仍然经常可以看到来访的“外宾”或者“内宾”，不过那大多都是被以各种名义拉来蛊惑他们进行“合作”或者“投资”的待宰的肥羊。
我记得规模最大的一次好像是把市长请了来，意图是向他展示一下工厂的规模和实力，然后寻求市里的支持。那天他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被要求出去欢迎，反而被要求都待在室内，没事不要出去。那个市长的阵仗也不算小，前后有不少穿便衣的年轻人围着。隔着窗户远远望去，那个市长油头粉面的，被厂里的头头们簇拥着，不时好像还在说什么。不过他走了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时候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了关于南方深圳珠海等地方的改革故事，许多人开始动心了。我所在的设计所，先后不断地有人离开。和我同组的一位老大姐的先生是个南方人，原来在所里算是一个“刺儿头”，人很聪明，技术上也很有几把刷子，就是嘴太“毒”，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平日里的闲聊中经常有些“愤世嫉俗”的言论，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儿“愤青”的气质。后来不知道是上面找的他，还是他自己争取的，他被借调到了香港中国银行。他一个“技术大拿”被调去银行工作，让很多人不理解，但也都很羡慕。那时的香港对我们而言相当于“准外国”，这是妥妥地“出国”待遇啊。我们组的那位老大姐后来几次去香港探亲，回来后，人也变了样。原来一身土了吧唧的衣服换上了时装，虽然脸上没变样，但精气神已经明显不同了。她先生后来回来过几次，再见到时，人已经大不一样了。说话沉稳了许多，讲起在香港的经历，没有大吹大擂的炫耀，但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让我们这些“土包子”都涨了不少见识。我从他的嘴里第一次听说了“信用卡”，知道了他可以凭这张卡片就可以出入消费而不必带着一堆票子。后来在电影里看到的情景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印象，让我对这个东西有了一种特别的渴望。后来出国后在银行里开了个账户后给了我一张卡，虽然那只是张“银行卡”，不是信用卡，但还是让我兴奋了好久，因为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钱包里有了一张能当钱用的“卡”。
厂里有一位在苏联留过学的副总工程师。他在苏联留学后得了个“副博士”的学位，听人说那其实就相当于欧美的“硕士”，不过大家还是都叫他“博士”，毕竟这样好听。他可能是当时厂里工程师里唯一的能用外语和老外直接交流的人，因为这个再加上他的学历，他后来被调到了市开发区筹委会，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头头。那时开发区还是处于刚刚建立的阶段，正在到处招兵买马。他从这个厂出去，了解这里的人员情况，所以就经常回来，或者公开，或者私下里和许多人接触，拉人到他那里去。后来不久，我原来认识的一个室主任就调去了那里。这位室主任平时在厂里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人，和人打交道很随便，但后来我有一次去开发区那里见那位博士，正好碰到这位已经调到此地的主任来向那位博士汇报事情，人已经变得很谨慎，对这位博士开始毕恭毕敬了，不知道是因为这位博士官当得大了，还是这里的规矩大了。
后来摩托罗拉开始筹备在开发区建厂，开发区筹委会极力推动这个项目，帮助摩托罗拉向社会招聘，拉了很多人去参加美国人的面试，以显示我们这里人才济济。我也被拉去凑数。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应聘”的目的去面试。主持面试的是一个上了年纪，头发都白了的美国人，那位博士也一起参加。那时我对这次面试是要什么人，需要什么背景和经验一概不知，那个美国老头也不问什么专业知识，只是随便闲聊了些个人经历和兴趣。而我应对的方式完全是从那些英语教材里学来的，肯定是非常僵硬死板，可以看得出没引起老头的什么兴趣。现在想起来，我估计当时筹委会的那些人可能都还没经验怎么组织和应对这种面试，从上到下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那个时期厂里上上下下的都已经开始不安分了。眼瞅着厂里的经济情况一天不如一天，而从那些已经离开后又回来的人嘴里听到的，都是外面的新鲜事。无论是收入还是工作环境，周围的关系和我们现在眼前的都大不相同。那时的感觉，就好像被绑在一个小黑屋里，看不到前途，也喘不过气来，非常渴望冲出去透口气，所以就试图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离开。那时候，以各种名义离开或者调走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有的人是办了停薪留职，然后自己跑到深圳珠海开始创业，有的则是离开去了合资企业。而领导应对这样的趋势，最常见的对策就是“不放人”。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很少有人能下决心什么都不要了，两手空空地离开。
一个很有趣的事儿是关于那些头头。设计所的几个所长很清楚下面的人心思，所以不论谁去找他们，一般他们不争不吵，就是听你说各种理由，最后再告诉你“不行”！但其实他们自己也在找各种门路。当时市里的开发区准备上一个大的合资项目，我们所的所长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捞到了机会，调去了那里。一旦离开这里，回头就来这里挖人。为此他还特地来我家，要我去他那里。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有意不提，我以前也曾找过他要走，但那时的他却是顽固地像头牛，就是一个“不行！”。
到了九二年，我已经折腾了好几年的出国终于有了结果，虽然当时厂里的正在开始一个新项目，看起来有了些起色，但我实在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放下了那里一切，走了。
我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六年以后了。这次只是回来探亲，和这个厂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回厂看看。那天去的时候，见到了几个原来的同事，有的已经成了厂级的领导。不过和他们随便聊聊之后，我深信，我当时离开是个正确的决定。那时是九十年代末，我已经在北美这边的公司里当了几年的工程师，接触到了当时最前沿的行业产品和技术，也了解当时这个行业的趋势和前景，但一回到这个厂和见到那些熟人，时间好像倒流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设计所里依旧是死气沉沉，人们每天在班上的状态依旧是无所事事。计算机在当时的北美公司里已经是像纸和笔一样是日常工作的必需品，但在这里依旧是只有少数人能摆弄的玩具。当时国外的各行业正在为将要到来的“Y2K”问题忙的焦头烂额，但在这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问题。一个厂里的副总工程师问我：“那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真有那么重要吗？”对此我无言以对，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那个厂的大门。
后来的若干年里，听说厂里又开始了走马灯似的换将。前文中提到的那个掌握着“敌我识别器”最高机密的产品总设计师成了厂里的新一届掌门人。但是能掌握最高机密并不意味着能掌握工厂的命运。后来听说他执掌公司的那几年的风格被人形容为“偏执及疯狂”。他几乎要和所有的人吵架，对所有人的工作都不满意，最后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不买账。从那以后，工厂的情况几乎是断崖似的下跌。再后来，换上去的人已经都是些过去闻所未闻的阿猫阿狗类的人物。后来有一年，因为母亲生病我回国去探望，在医院里碰上了时任的厂党委书记，见面才知道，是当年我们同一年进厂的同龄人。即使在当年这一届青工呼风唤雨的年代，他也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没几个人知道。见了面我只能影影绰绰地回忆起他当年是在某某车间，其他则一概想不起来了。他好像倒是不陌生，用一串官话称赞我能“在国外打出一片天地”，并自夸他如今任何能在同龄人中发挥“领导”的角色。而在场的我认识的老一辈厂里人，我一直是按对待长辈一样给与尊重的，却在这个晚辈的“领导”面前，表现的毕恭毕敬，连亲自为其开车门的事都做得出来。这个场面让我觉得像是吃了个苍蝇。
又过了些年听说为了生计，厂里开始卖地。原来厂区后半部的总装车间等一大片厂房，现在都已经被推倒，盖成了住宅楼。从Google地图上看下去，整个工厂已经只剩下前面的几栋楼还站着。再后来，我偶尔的一次又搜索了一下这个厂的近况，发现它的企业状态已经有了“被执行限制消费令”的记录，就是说，大概率是已经“资不抵债”了。
前不久，又看到了一条消息，这个厂的所在地被改建成“空天产业园区”。在此之前，那一片原有的工业区都已经陆续改建成了住宅和商业区，这块地可能是剩下的唯一一块工业用地，现在也没了。我不知道那个厂和现在这个“空天产业”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那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军工老大，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
“军工厂”系列到此算是写完了。几十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现在翻出来其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如今的人关心的更多的是当下和将来，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陈年旧事及不够刺激，也不够新奇，实在不值一顾。我把这些旧事划拉到一起，不过是给退休后的生活找点儿事。要是能给人带来一点儿乐趣，就可以算是额外收获了。
多位网友一直给与鼓励点赞，极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在此一并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