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很难落笔的。
因为太熟悉，熟悉到她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已经融进几十年的记忆里；又因为太亲近，生怕写得轻了，辜负了这段情谊，写得重了，又好像有意拔高。
这几天，我一直踌躇着该怎样描述 M 平凡而又坚实的人生轨迹。
M 是我的同学、室友，也是我的同事、室友。分别几十年后，兜兜转转，到了晚年，我们都退休了，竟又成了邻居——住在步行几分钟就能到的对街。一个电话过去，便可以约着吃饭、逛公园。
想想，真是缘分不浅！
亲姐妹之间，也少有在学业、事业和居家生活上，能够如此多地平行、交叉，又彼此相知陪伴走过半个世纪的。
我常对人说：
M 是我认识的女子中，脸盘最圆润、头脑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读书最像学霸的一个！
一， 6人宿舍里的学霸
1973 年初春，厦门卫校那座米黄色的壮观大楼里，住着一群刚刚踏进医学殿堂的年轻姑娘。
我们六个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宿舍里，三架窄窄的上下铺几乎占满了整个空间。我和 M 恰好是近在咫尺的下铺室友。
除了上课，真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学生时代的宿舍，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室友之间既亲近，又多少存在着竞争。读过、看过一些极端的故事，有些青春年少、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因为嫉妒猜疑、性格不合或生活习惯不同，最后竟处成了彼此不共戴天的“敌人”；更有甚者，闹到老死不相往来。
不是还有一句惊心而戏谑的话吗？
“室友几十年后互相喊话：谢谢不杀之恩！”
可我和 M 的相处，却一直风调雨顺，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
我自小娇生惯养，多少有些小脾气；M 是家里的大姐，性格宽厚温婉。她那张圆圆的脸上，总带着青春明亮的光。
她曾告诉我，上山下乡时，当地老乡见她脸色红润发光，还开玩笑说：
“你的脸亮亮的，能当一百瓦的灯泡照明！”
后来我读到一句话：心地善良的人，脸上会散发圣洁的光。
我总觉得，这句话很适合 M。
她不但心善，而且心软。
我们结伴看电影、看戏，她常常会被剧情感动得眼圈发红；看到别人的不幸，她也总是忍不住同情、落泪。
2005 年夏天，我的母亲去世。M 特意请假，从福州赶到六十公里外的郊区殡仪馆参加追悼会。
她握着我的手劝我节哀，眼睛已经红红的。
告别仪式上，我引领亲友向母亲的遗体告别。就在那一刻，M 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一把抱住我，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
那一刻，她哭得就像失去了自己的至亲。
这一幕，我记了许多年。
后来 M 也常告诉朋友，我母亲生前每次来看望我时，对同宿舍的她也一直亲如晚辈。
几十年过去，人与人之间真正留下来的，往往就是这样的细节。
二， 月光下的骷髅头
医学基础课里，解剖学是最难记的一门。
记得大考前夜，我们好不容易借来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直接摆在了宿舍里。
惨白的骷髅头上，两只深陷的眼窝黑洞洞的，白森森的牙齿咧着嘴，鼻腔也是两个幽深的黑洞。
可六个花季少女居然毫不害怕。
为了考试，什么恐怖不恐怖，早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争相摸着那颗骷髅头，又摸摸肋骨、手足的莹白骨骼，一个个搜肠刮肚，嘴里念念有词，拼命回忆人体各部位的神经、肌肉、骨骼和脏器。
夜深了，惨淡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窄小宿舍里的那具“死人骨头”上。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几分阴森恐怖。
可是那一晚，我们谁也舍不得睡。
大家轮流提问，依次回答。
而 M 的知识储备，毫无悬念地拔得头筹。
只见她轻轻抚摸着骷髅头，竟把十二对脑神经的名称、功能和走向讲得一清二楚，舌头都没有打结。
我忍不住惊叹：＂你太厉害了！怎么连口气、动作都那么像我们的解剖学黄老师？”
M 只是笑笑：
“上课听黄老师讲了，这些东西就像图画一样，印在我脑子里了。”
我就是从那时发现，M 的记忆力实在惊人。
她上课专心听讲，下课再翻翻笔记，从来不见她抱着书苦苦死背，可每次考试，她总是名列前茅。
她的中文手写体也漂亮得出奇。
介于行书与隶书之间，带着一种她自己琢磨出来的味道，有点像当时流行的钢笔书法字帖。我甚至把她几个特别的写法临摹下来。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她的字，后来也悄悄影响了我的字体。
三，从“洗手护士”到解剖学教师
两年多以后，我们离开校园，一起被分配到福建省协和医院，没想到又成了室友。
只是这一次，我在内科，M 在手术室。
M 家住郊区，家里还有四个弟弟妹妹，都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父母说起女儿在“开刀房”工作，在乡亲面前别提多有面子了。
可是 M 自己，却渐渐不满足于“洗手护士”的日常工作。
每天上班，她先用清洁剂仔细洗刷双手，再用酒精浸泡手臂，随后准备手术器械、刀剪钳子，穿上手术服，站到无影灯下。
医生需要什么器械，她准确递过去；手术过程中，她协助拉钩、清创、缝合……
一台手术下来，往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她和主刀医生配合默契，手术台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浸透着她的汗水。
可是，从医生乃至患者的视角来看，洗手护士终究是手术台上的“配角”。
M 默默地做了三年。但她心里，却始终有一种不甘平凡的渴望。
她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让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偏偏这时，她又阴差阳错地与高考擦肩而过。
说起来令人难过。
M 的父亲是基层干部，工资微薄。作为家里的大姐，她每个月都要从自己的工资里匀出一部分，帮助父母养活弟弟妹妹。
如果考上大学，她不但没有了工资，还需要家里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
父亲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怎么办？M 是个孝女。她没有抱怨，也没有任性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是二话不说，继续朝九晚五地在手术室里工作。
四，一次讲故事，改变了人生方向
文革结束后，思想逐渐解放，文学艺术重新焕发生机。
医院里的年轻人也像久旱逢甘霖一般，疯狂阅读那些曾经被禁锢的文学作品。
M 和我都是“文青发烧友”。
记得有一次，我们把一本《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拆成三份，和另一位朋友 B 三个人挑灯夜战。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熬夜抄书，硬是花了两个晚上，把整本小说抄了下来。
可是一本手抄本显然满足不了医院里的年轻人。
M 的口才和文学修养，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她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说里的故事，时而压低声音，时而提高声调，配合着动作和表情，把一个个情节讲得活灵活现。围在她身边的医生护士，一个个听得如临其境。M 自己也讲得如痴如醉。
谁也没有想到，一次普通的讲故事，竟然会改变她的人生方向。
一天，B 的老师来医院来访，恰好赶上下班时间。
M 又被大家请出来讲《第二次握手》。
这位老师恰好是省卫校教学处的负责人，当时正在物色一名解剖学教师。
听了 M 讲的一段故事，她突然发现：这个姑娘也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
她有多年手术室工作经验，对人体解剖已经非常熟悉；口齿清晰，声音清亮；讲故事时抑扬顿挫，表情丰富。
这是一个当老师的好苗子！
她当即问 M：＂你愿不愿意改行当教师？”
M 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其实，早在厦门卫校毕业的时候，因为成绩优秀，学校领导就曾希望把她留下来培养成教师。
只是当年她一心想回福州工作，可以照顾父母和弟弟妹妹，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
没想到多年以后，机会又一次主动找上了门。
M 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抓住它。
那是一个全社会开始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时代。解剖学教师又十分稀缺，省卫校明知 M只有中专学历，仍然几番来函商调，终于把她调了过去。
M 知道，这是一次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于是，她离开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手术室，走向人生的新阶段。
六，与福尔马林为伴
为了让 M 尽快胜任教师工作，省医校马上把她送到福建医科大学，专门进修解剖生理学一年多。
这一回，M 是真的拼了。她全身心投入人体解剖实验室。
刺鼻的福尔马林味道，从最初的难以忍受，渐渐变得习以为常。她亲手把新鲜遗体制作成标本，认真辨认每一条神经、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内脏。
医学解剖，从书本上的知识，变成了她手中可以触摸、观察和讲解的真实世界。
她终于彻底克服了对遗体的恐惧。
因为她知道：人体标本不是恐怖片，而是一门科学；不是死亡，而是医学教育的起点。
M 也在这个过程中下定决心——
她要像当年的黄老师一样，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未来的医务工作者。
她要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1979 年秋季开学，M 正式成为省卫校的一名解剖学教师，同时兼任生理、药理实验室带教老师。
从手术室的洗手护士，到卫校基础医学教师，这一步跨得很大，却又走得异常自然。
这一次，她终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舞台。
为了提高学历，她又考上业余大学，利用晚间和周末苦读，取得了英语专科文凭。
凭着出色的教学能力，她很快得到学生爱戴和领导器重，担任了解剖教研室组长。
这一阶段，她也遇到了人生中的真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
日子似乎终于风平浪静。可是，命运又一次把她推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七，一张“实验员”工作证
1989 年，社会开始越来越重视知识和学历。有一天，M 收到人事处发来的新工作证。
她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职务一栏赫然写着：实验员。她一下子懵了，也伤透了心。
自己明明已经站在讲台上教了十年解剖学，教过一批又一批学生，学生们每天追着自己喊“老师好”，怎么到了工作证上，却只有“实验员”三个字？
她找到主管校长。还没开口，委屈的泪水已经涌了出来：
“我在讲台上教了十年解剖学，教出了多少学生，他们天天追着叫我老师，我怎么就只有实验员的名分？”
温厚的校长马上安慰她，充分肯定了她十年来的工作成绩，同时也意识到，这个现实确实荒唐：
一个领导着几个大学毕业生的解剖教研室组长，竟然因为学历不够，只能被定为“实验员”。
八，改变命运的机会再次来了。
当时，中国医科大学正在招收在职基础医学专升本师资班，名额非常有限。
M 经过发奋苦读，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
人到中年，居然能再做一次学生，大学梦终于可以圆了。
可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要离家几年。女儿还小，娘家父母年老体弱，婆婆也有些不理解。怎么办？M 不是没有犹豫过。
但对知识的渴望，对大学的向往，以及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最终让她决定放眼未来，克服困难，到遥远的东北去读书。
她的先生也是大学教师，最明白当时社会中文凭与职业发展的关系。
在先生的支持下，一家人终于达成共识：让 M 去，把这个大学文凭读出来！
M 从东北边城写信给远在美国东部波士顿的我，告诉我，人到中年，自己又重新成为了一名学生。
当时我看到她寄来的照片，不禁笑了。那是我到波士顿的第一个冬天，正被冰天雪地包围着；照片里的 M，头发上也落满了雪花。
我们真是有缘。
两个从南方长大的女孩，一个在美国东北，一个在中国东北，竟然在同一个冬天，同时浸润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
我们都在和冰雪搏斗。可是心里，却都开着幸福的花。
看到照片，我又想起在协和医院工作的那段日子。
有一年冬天，福州突然下雪。
我猝不及防地感冒了，又恰逢周末，怕冷的我裹着棉被躺在下铺，一整天不愿起床。
M 默默地去食堂给我买来三餐饭菜，端到我的床边，让我坐起来趁热吃。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个冬日里，一床棉被、一张小床，还有她端来的那些热腾腾的饭菜。人与人的情谊，有时并不需要惊天动地。一顿饭，就足够记一辈子。
人到中年，再一次扬帆远航，M 把这次学习机会看得格外珍贵。
中国医科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条件优越，她废寝忘食，孜孜不倦。
一个已经成家、有孩子、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中年女人，重新坐在大学课堂里，重新面对考试、实验和论文。她没有因为年龄而退缩。终于，她毕业了。
1991 年秋季，又一个新学年开始。M 怀揣着医学本科毕业文凭重新站上讲台。
这一次，她终于正式进入教师编制！名正言顺，扬眉吐气。
她用自己的努力，终于为自己赢回了迟到了十多年的那张“入场券”。
那些曾经因为学历而被遮住的光芒，终于一点一点重新亮了起来。
九，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系主任
此后的 M，仿佛打开了人生的加速器。
1994 年，评上讲师，随后担任基础科副科长、科长。
2000 年，通过考试晋升为高级讲师——这是当时中专卫校教师能够取得的最高职称。
2004 年，当选为省解剖学会副理事长
2005 年，省、市两所卫校合并，学校升格为大专医学职业技术学院，M 担任医学基础部主任。
2007 年，她由高级讲师转评为副教授。
同年，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巾帼建功标兵”。
2008年，学院新成立临床医学系，M参与组建, 兼任常务副主任，后任系主任。
2009年，学院承办中国解剖学会年会，她作为医学基础部主任，为会议的筹备和顺利召开作了大量的工作。
在此期间，她多次参加校际教学观摩比赛，以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学赢得荣誉。
她主持建设的人体形态科学馆，也成为省科普教育基地，受到广泛赞誉。
2012 年退休后，她并没有真正离开教育事业。
学校返聘她担任教育督导，继续发挥余热，指导、培养年轻教师。
就这样，一个当年在手术室里默默站在无影灯下的“配角”小护士，一步一步，成长为省级大专医学技术学院的系主任，成为福建医学教育界解剖学专业颇有影响力的“楚翘”。
可赞，可叹！
十，半个世纪，人生答案
从 1973 年厦门卫校的六人小宿舍，到协和医院的手术室；从“洗手护士”到解剖学教师；从中专学历的“实验员”，到医学本科毕业的副教授、系主任；从课堂上的一名普通教师，到省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再到退休后的教育督导……
半个世纪的风雨，就这样悄然落幕。
回头看，M 的人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也没有所谓“一夜成名”的奇迹。
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在命运给她机会的时候，勇敢准确地抓住了它。
第一次，是离开手术室，走上讲台。
第二次，是中年远赴东北，重新做学生。
此后，她没有停下来。
她用几十年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个机会都变成了自己的成长。
她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优越的起点，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她有的，只是聪明、善良、坚韧、勤奋，以及一种不甘平庸却又从不张扬的人生态度。
人生不必大起大落，不必一鸣惊人；不逐浮华，不求极致，只求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努力做到自己的最好。
这就是 M。
我的老同学、老室友，老校友、老同事，晚年的邻居，更是情同姐妹、相识相知半个世纪的闺蜜。
从青葱少女到退休之年，我们的人生曾经无数次交叉、平行，又彼此照见。
如今，我们都已退休。
偶尔一个电话，约着吃饭，或者到公园走走。
晨光中夕阳下，两个走过半个世纪却不服老的身影，慢慢并肩而行。
回望来路，也许我们真正值得庆幸的，并不是曾经走到了多高的位置，而是——
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一直在身边。
而 M，用她半个世纪的人生告诉我：
平凡的人生，同样可以拥有不平凡的华章。
她一生都在“解剖”人体，却也在不断“解剖”自己的命运——看清自己的能力，看清自己的局限，及时抓住机遇，然后一次次重新出发。
这就是M！是不是很励志？
离开协和红楼，她炼成了系主任
huiling-LA美國 (2026-08-08 06:45:34) 评论 (13)写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很难落笔的。
因为太熟悉，熟悉到她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已经融进几十年的记忆里；又因为太亲近，生怕写得轻了，辜负了这段情谊，写得重了，又好像有意拔高。
这几天，我一直踌躇着该怎样描述 M 平凡而又坚实的人生轨迹。
M 是我的同学、室友，也是我的同事、室友。分别几十年后，兜兜转转，到了晚年，我们都退休了，竟又成了邻居——住在步行几分钟就能到的对街。一个电话过去，便可以约着吃饭、逛公园。
想想，真是缘分不浅！
亲姐妹之间，也少有在学业、事业和居家生活上，能够如此多地平行、交叉，又彼此相知陪伴走过半个世纪的。
我常对人说：
M 是我认识的女子中，脸盘最圆润、头脑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读书最像学霸的一个！
一， 6人宿舍里的学霸
1973 年初春，厦门卫校那座米黄色的壮观大楼里，住着一群刚刚踏进医学殿堂的年轻姑娘。
我们六个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宿舍里，三架窄窄的上下铺几乎占满了整个空间。我和 M 恰好是近在咫尺的下铺室友。
除了上课，真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学生时代的宿舍，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室友之间既亲近，又多少存在着竞争。读过、看过一些极端的故事，有些青春年少、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因为嫉妒猜疑、性格不合或生活习惯不同，最后竟处成了彼此不共戴天的“敌人”；更有甚者，闹到老死不相往来。
不是还有一句惊心而戏谑的话吗？
“室友几十年后互相喊话：谢谢不杀之恩！”
可我和 M 的相处，却一直风调雨顺，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
我自小娇生惯养，多少有些小脾气；M 是家里的大姐，性格宽厚温婉。她那张圆圆的脸上，总带着青春明亮的光。
她曾告诉我，上山下乡时，当地老乡见她脸色红润发光，还开玩笑说：
“你的脸亮亮的，能当一百瓦的灯泡照明！”
后来我读到一句话：心地善良的人，脸上会散发圣洁的光。
我总觉得，这句话很适合 M。
她不但心善，而且心软。
我们结伴看电影、看戏，她常常会被剧情感动得眼圈发红；看到别人的不幸，她也总是忍不住同情、落泪。
2005 年夏天，我的母亲去世。M 特意请假，从福州赶到六十公里外的郊区殡仪馆参加追悼会。
她握着我的手劝我节哀，眼睛已经红红的。
告别仪式上，我引领亲友向母亲的遗体告别。就在那一刻，M 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一把抱住我，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
那一刻，她哭得就像失去了自己的至亲。
这一幕，我记了许多年。
后来 M 也常告诉朋友，我母亲生前每次来看望我时，对同宿舍的她也一直亲如晚辈。
几十年过去，人与人之间真正留下来的，往往就是这样的细节。
二， 月光下的骷髅头
医学基础课里，解剖学是最难记的一门。
记得大考前夜，我们好不容易借来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直接摆在了宿舍里。
惨白的骷髅头上，两只深陷的眼窝黑洞洞的，白森森的牙齿咧着嘴，鼻腔也是两个幽深的黑洞。
可六个花季少女居然毫不害怕。
为了考试，什么恐怖不恐怖，早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争相摸着那颗骷髅头，又摸摸肋骨、手足的莹白骨骼，一个个搜肠刮肚，嘴里念念有词，拼命回忆人体各部位的神经、肌肉、骨骼和脏器。
夜深了，惨淡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窄小宿舍里的那具“死人骨头”上。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几分阴森恐怖。
可是那一晚，我们谁也舍不得睡。
大家轮流提问，依次回答。
而 M 的知识储备，毫无悬念地拔得头筹。
只见她轻轻抚摸着骷髅头，竟把十二对脑神经的名称、功能和走向讲得一清二楚，舌头都没有打结。
我忍不住惊叹：＂你太厉害了！怎么连口气、动作都那么像我们的解剖学黄老师？”
M 只是笑笑：
“上课听黄老师讲了，这些东西就像图画一样，印在我脑子里了。”
我就是从那时发现，M 的记忆力实在惊人。
她上课专心听讲，下课再翻翻笔记，从来不见她抱着书苦苦死背，可每次考试，她总是名列前茅。
她的中文手写体也漂亮得出奇。
介于行书与隶书之间，带着一种她自己琢磨出来的味道，有点像当时流行的钢笔书法字帖。我甚至把她几个特别的写法临摹下来。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她的字，后来也悄悄影响了我的字体。
三，从“洗手护士”到解剖学教师
两年多以后，我们离开校园，一起被分配到福建省协和医院，没想到又成了室友。
只是这一次，我在内科，M 在手术室。
M 家住郊区，家里还有四个弟弟妹妹，都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父母说起女儿在“开刀房”工作，在乡亲面前别提多有面子了。
可是 M 自己，却渐渐不满足于“洗手护士”的日常工作。
每天上班，她先用清洁剂仔细洗刷双手，再用酒精浸泡手臂，随后准备手术器械、刀剪钳子，穿上手术服，站到无影灯下。
医生需要什么器械，她准确递过去；手术过程中，她协助拉钩、清创、缝合……
一台手术下来，往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她和主刀医生配合默契，手术台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浸透着她的汗水。
可是，从医生乃至患者的视角来看，洗手护士终究是手术台上的“配角”。
M 默默地做了三年。但她心里，却始终有一种不甘平凡的渴望。
她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让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偏偏这时，她又阴差阳错地与高考擦肩而过。
说起来令人难过。
M 的父亲是基层干部，工资微薄。作为家里的大姐，她每个月都要从自己的工资里匀出一部分，帮助父母养活弟弟妹妹。
如果考上大学，她不但没有了工资，还需要家里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
父亲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怎么办？M 是个孝女。她没有抱怨，也没有任性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是二话不说，继续朝九晚五地在手术室里工作。
四，一次讲故事，改变了人生方向
文革结束后，思想逐渐解放，文学艺术重新焕发生机。
医院里的年轻人也像久旱逢甘霖一般，疯狂阅读那些曾经被禁锢的文学作品。
M 和我都是“文青发烧友”。
记得有一次，我们把一本《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拆成三份，和另一位朋友 B 三个人挑灯夜战。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熬夜抄书，硬是花了两个晚上，把整本小说抄了下来。
可是一本手抄本显然满足不了医院里的年轻人。
M 的口才和文学修养，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她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说里的故事，时而压低声音，时而提高声调，配合着动作和表情，把一个个情节讲得活灵活现。围在她身边的医生护士，一个个听得如临其境。M 自己也讲得如痴如醉。
谁也没有想到，一次普通的讲故事，竟然会改变她的人生方向。
一天，B 的老师来医院来访，恰好赶上下班时间。
M 又被大家请出来讲《第二次握手》。
这位老师恰好是省卫校教学处的负责人，当时正在物色一名解剖学教师。
听了 M 讲的一段故事，她突然发现：这个姑娘也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
她有多年手术室工作经验，对人体解剖已经非常熟悉；口齿清晰，声音清亮；讲故事时抑扬顿挫，表情丰富。
这是一个当老师的好苗子！
她当即问 M：＂你愿不愿意改行当教师？”
M 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其实，早在厦门卫校毕业的时候，因为成绩优秀，学校领导就曾希望把她留下来培养成教师。
只是当年她一心想回福州工作，可以照顾父母和弟弟妹妹，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
没想到多年以后，机会又一次主动找上了门。
M 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抓住它。
那是一个全社会开始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时代。解剖学教师又十分稀缺，省卫校明知 M只有中专学历，仍然几番来函商调，终于把她调了过去。
M 知道，这是一次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于是，她离开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手术室，走向人生的新阶段。
六，与福尔马林为伴
为了让 M 尽快胜任教师工作，省医校马上把她送到福建医科大学，专门进修解剖生理学一年多。
这一回，M 是真的拼了。她全身心投入人体解剖实验室。
刺鼻的福尔马林味道，从最初的难以忍受，渐渐变得习以为常。她亲手把新鲜遗体制作成标本，认真辨认每一条神经、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内脏。
医学解剖，从书本上的知识，变成了她手中可以触摸、观察和讲解的真实世界。
她终于彻底克服了对遗体的恐惧。
因为她知道：人体标本不是恐怖片，而是一门科学；不是死亡，而是医学教育的起点。
M 也在这个过程中下定决心——
她要像当年的黄老师一样，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未来的医务工作者。
她要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1979 年秋季开学，M 正式成为省卫校的一名解剖学教师，同时兼任生理、药理实验室带教老师。
从手术室的洗手护士，到卫校基础医学教师，这一步跨得很大，却又走得异常自然。
这一次，她终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舞台。
为了提高学历，她又考上业余大学，利用晚间和周末苦读，取得了英语专科文凭。
凭着出色的教学能力，她很快得到学生爱戴和领导器重，担任了解剖教研室组长。
这一阶段，她也遇到了人生中的真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
日子似乎终于风平浪静。可是，命运又一次把她推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七，一张“实验员”工作证
1989 年，社会开始越来越重视知识和学历。有一天，M 收到人事处发来的新工作证。
她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职务一栏赫然写着：实验员。她一下子懵了，也伤透了心。
自己明明已经站在讲台上教了十年解剖学，教过一批又一批学生，学生们每天追着自己喊“老师好”，怎么到了工作证上，却只有“实验员”三个字？
她找到主管校长。还没开口，委屈的泪水已经涌了出来：
“我在讲台上教了十年解剖学，教出了多少学生，他们天天追着叫我老师，我怎么就只有实验员的名分？”
温厚的校长马上安慰她，充分肯定了她十年来的工作成绩，同时也意识到，这个现实确实荒唐：
一个领导着几个大学毕业生的解剖教研室组长，竟然因为学历不够，只能被定为“实验员”。
八，改变命运的机会再次来了。
当时，中国医科大学正在招收在职基础医学专升本师资班，名额非常有限。
M 经过发奋苦读，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
人到中年，居然能再做一次学生，大学梦终于可以圆了。
可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要离家几年。女儿还小，娘家父母年老体弱，婆婆也有些不理解。怎么办？M 不是没有犹豫过。
但对知识的渴望，对大学的向往，以及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最终让她决定放眼未来，克服困难，到遥远的东北去读书。
她的先生也是大学教师，最明白当时社会中文凭与职业发展的关系。
在先生的支持下，一家人终于达成共识：让 M 去，把这个大学文凭读出来！
M 从东北边城写信给远在美国东部波士顿的我，告诉我，人到中年，自己又重新成为了一名学生。
当时我看到她寄来的照片，不禁笑了。那是我到波士顿的第一个冬天，正被冰天雪地包围着；照片里的 M，头发上也落满了雪花。
我们真是有缘。
两个从南方长大的女孩，一个在美国东北，一个在中国东北，竟然在同一个冬天，同时浸润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
我们都在和冰雪搏斗。可是心里，却都开着幸福的花。
看到照片，我又想起在协和医院工作的那段日子。
有一年冬天，福州突然下雪。
我猝不及防地感冒了，又恰逢周末，怕冷的我裹着棉被躺在下铺，一整天不愿起床。
M 默默地去食堂给我买来三餐饭菜，端到我的床边，让我坐起来趁热吃。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个冬日里，一床棉被、一张小床，还有她端来的那些热腾腾的饭菜。人与人的情谊，有时并不需要惊天动地。一顿饭，就足够记一辈子。
人到中年，再一次扬帆远航，M 把这次学习机会看得格外珍贵。
中国医科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条件优越，她废寝忘食，孜孜不倦。
一个已经成家、有孩子、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中年女人，重新坐在大学课堂里，重新面对考试、实验和论文。她没有因为年龄而退缩。终于，她毕业了。
1991 年秋季，又一个新学年开始。M 怀揣着医学本科毕业文凭重新站上讲台。
这一次，她终于正式进入教师编制！名正言顺，扬眉吐气。
她用自己的努力，终于为自己赢回了迟到了十多年的那张“入场券”。
那些曾经因为学历而被遮住的光芒，终于一点一点重新亮了起来。
九，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系主任
此后的 M，仿佛打开了人生的加速器。
1994 年，评上讲师，随后担任基础科副科长、科长。
2000 年，通过考试晋升为高级讲师——这是当时中专卫校教师能够取得的最高职称。
2004 年，当选为省解剖学会副理事长
2005 年，省、市两所卫校合并，学校升格为大专医学职业技术学院，M 担任医学基础部主任。
2007 年，她由高级讲师转评为副教授。
同年，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巾帼建功标兵”。
2008年，学院新成立临床医学系，M参与组建, 兼任常务副主任，后任系主任。
2009年，学院承办中国解剖学会年会，她作为医学基础部主任，为会议的筹备和顺利召开作了大量的工作。
在此期间，她多次参加校际教学观摩比赛，以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学赢得荣誉。
她主持建设的人体形态科学馆，也成为省科普教育基地，受到广泛赞誉。
2012 年退休后，她并没有真正离开教育事业。
学校返聘她担任教育督导，继续发挥余热，指导、培养年轻教师。
就这样，一个当年在手术室里默默站在无影灯下的“配角”小护士，一步一步，成长为省级大专医学技术学院的系主任，成为福建医学教育界解剖学专业颇有影响力的“楚翘”。
可赞，可叹！
十，半个世纪，人生答案
从 1973 年厦门卫校的六人小宿舍，到协和医院的手术室；从“洗手护士”到解剖学教师；从中专学历的“实验员”，到医学本科毕业的副教授、系主任；从课堂上的一名普通教师，到省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再到退休后的教育督导……
半个世纪的风雨，就这样悄然落幕。
回头看，M 的人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也没有所谓“一夜成名”的奇迹。
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在命运给她机会的时候，勇敢准确地抓住了它。
第一次，是离开手术室，走上讲台。
第二次，是中年远赴东北，重新做学生。
此后，她没有停下来。
她用几十年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个机会都变成了自己的成长。
她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优越的起点，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她有的，只是聪明、善良、坚韧、勤奋，以及一种不甘平庸却又从不张扬的人生态度。
人生不必大起大落，不必一鸣惊人；不逐浮华，不求极致，只求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努力做到自己的最好。
这就是 M。
我的老同学、老室友，老校友、老同事，晚年的邻居，更是情同姐妹、相识相知半个世纪的闺蜜。
从青葱少女到退休之年，我们的人生曾经无数次交叉、平行，又彼此照见。
如今，我们都已退休。
偶尔一个电话，约着吃饭，或者到公园走走。
晨光中夕阳下，两个走过半个世纪却不服老的身影，慢慢并肩而行。
回望来路，也许我们真正值得庆幸的，并不是曾经走到了多高的位置，而是——
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一直在身边。
而 M，用她半个世纪的人生告诉我：
平凡的人生，同样可以拥有不平凡的华章。
她一生都在“解剖”人体，却也在不断“解剖”自己的命运——看清自己的能力，看清自己的局限，及时抓住机遇，然后一次次重新出发。
这就是M！是不是很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