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犹如一只风铃，风过铃响，往日时光便会随风而来。

按道理，上海人写上海应该是件驾轻就熟的事情。然而不然，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每次提笔写上海，总写得十分费劲。一来是因为包袱沉重。本地人写上海，一般人都抱着很大期待来读的，总以为本地人能带来原汁原味的纯粹。其实并不一定，很多人写上海都比我写得好，他们虽浮光略影地写，毕竟都是他们的亲身感受。而我则更多着墨于那段逝去的岁月，让轻松的游记变成了与岁月的对话。二来，我对如今的上海，不知道的事情一点都不比外人少。这一来两去的，竟成了我逃避写作的理由。然而对家乡的那份爱，又让我重新坐回到书桌旁。

去年曾回上海两次探亲，一路上有很多的回忆，也有不少观感，就这样，回忆顺带着观感犹如一股股涓涓的流水，在我的笔端慢慢地流淌出来。

小时候的日子总觉得过得很慢，一天足足抵得上现在的两天。时间慢如蜗牛，主要跟那时的无所事事有关。那时的上学犹如和尚撞钟，只是走个形式，我们的大把时间都消磨在了家里，或者在街上到处游荡，一个星期唯一的亮点，就是盼望着星期天早早地到来，除了父母能给自己做好吃的之外，他们也常带着我和弟弟出门，逛街，走亲戚，去公园玩。母亲喜爱照相，于是父亲用镜头给我们留下许多珍贵的童年身影。

家父师从有“中国外科之父”之称的裘法祖教授。1954年，他从中南同济医学院毕业（七年制的本科生），经国家分配来上海从事外科临床工作。那年，他随身携带一只皮箱、一把小提琴，凭着一身的本事和一颗悬浮济世的灵魂，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开始了他的事业人生。一开始，他在医院从事的是普外的临床工作，后又专攻胸外和肿瘤外科。他平时工作极忙．有时一天要连轴转做好几台大手术，但他还是尽量抽时间陪我们，对他来说，这也是另一种的放松和休息。

在翻看家父给我们留下的旧照时，有一张照片特别引起我的好奇。照片中只有我和弟弟两人，我们兄弟俩席地坐在人民公园的草坪上，头碰头地紧盯着同一部“奇书”，当时，我的年龄最多也就六七岁，大字不识几个，居然能读得如此津津有味，真是奇了怪了。

可母亲却说，“那时候就是这么个现实，人人都这样，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你俩儿子还真是个戏精，装得也太像回事了点吧。可我根本记不起来，也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时正在干什么。”我不服气地反驳道。

“不知道就对了，知道的也会装出不知道的样子……“母亲回答道。她把脸转向窗外，从她那淡淡的眼神里，我知道这些旧照一定又勾起了她无尽的思念，她想再去自己的老宅看看，尽管她嘴上没说，但我明白她心里的渴望。于是，我们打算陪母亲去那里走一走。当然，那里的居民早已搬迁去了他处，就算到了那里，恐怕也找不到旧时的熟人，但我还是想试试。凡是能让母亲高兴的事情，我都乐意去尝试。

初冬的上海，天高气爽，暖风和煦。第二天，避过早高峰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老宅。老宅的这条马路，很早就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全市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如今也是国家4A级景区的一部分。

老宅还静静地伫立在原地，它处在舟山路与霍山路口最核心的“龙头”拐角处，这是一栋欧洲古典风格毗连式街区建筑。如今的老宅已经修缮一新，原本斑驳的乳白色水泥砂浆墙面，被整体改回了清水青砖墙。老宅的二楼、三楼那些朝南的窗户，依旧正对马路对面一片郁郁葱葱的公园。一楼临街的窗外全都安装了复古的折叠防盗铁栅栏，一扇扇高大黑色的铁艺大门紧锁，把外面和里面隔绝成一道岁月的鸿沟。

外面安静的近乎魔幻，而里面却藏着百年的沧桑岁月，其背后的故事令人心酸。二战期间，大批从奥地利维也纳和德国逃难的犹太人来到这片土地，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当地著名的律师、医生、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和歌手，后来移居这里的犹太人越来越多，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当时，这条街随处可见德语的招牌和字样，沿街开设着许多商店——露天咖啡馆、西饼店、面包房、鞋帽店、洋行……甚至在不远处的百老汇大剧院屋顶上，打造一个名叫“罗伊屋顶花园”的，极具欧式风情的露天社交场所，每逢周末，节假日，大家脱去粗布旧衣，盛装打扮，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跳舞，举办音乐会、结婚派对，用短暂的欢乐对抗战争给自己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艰难岁月里寻找一丝温暖和精神寄托。当时这里被美国著名杂志《时代生活》形容为“小维也纳” （Little Vienna)，不久这个称谓频频见诸于各大媒体。

如今，整条街被打扫得干净整洁，整洁到几乎有些失真，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在静谧的街道上，将两旁的樟树的树影拉得细碎而绵长。这里没有行人，也没有车流，静得连一片落叶的沙沙声都清晰可闻。只有时光在悄然流逝。在这条被时光洗净的街道，光影本是时间的叙事者。可是今天九十多岁的母亲站在这里，她俨然成了这段岁月活生生的代言人。我们陪着她走在这条岁月的长廊里，听她缓缓讲起我们儿时的故事……

母亲年迈，妻挽着母亲的手臂跟她相伴而行，我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她们身后，一行人边走边说，边走边看。母亲不停地跟妻唠叨她的那些烂熟于心的弄堂、商店和邻里，还用手指认原来的国营粮油店、副食品供应站、烟纸店和杂货店的位置，还有当年占据大半条街，售卖各式早点的餐饮摊位，以及沿街摆设的眼镜、修脚、裁缝铺、钟表和自行车修理的临时摊点。当然，母亲说得最多的，还是历数我的种种顽劣行为。说我常常站在三楼的房顶上放风筝；钻进房子的通风洞里躲猫猫；跟在坏人身后围观打群架；或无所事事地游荡在街头。母亲说得大体没错，但有些则是道听途说听来的，我小时候可没少为那些不实的告状而挨板子。不过说到最后，母亲竟然夸奖起我来了，说我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脑子忽然顿悟，喜欢捧起书本来读，而且一看就忘了时间。妻听了，紧张的神经总算舒展了开来，还偷笑地回头瞅了我一眼。

我跟在她俩的身后，心里想的却不是那回事。当我走到连排屋的最未端——门牌26号时，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我抬起头，两眼紧盯着二楼那扇熟悉的窗户，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涌上心头。这里曾住着我的一个女同学，她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的一大家子就住在26号整栋楼里，二楼的窗户正是她的房间。我们两家是至交，我跟她还有一段两小无猜的童年情谊。后来，这个女孩因病香消玉殒，她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无常，其身世至今令人痛惋。所以，每当我来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向她的窗户看上一眼。人们常抱怨命运的无情，然而命运又时不时露出有情的一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她美丽的笑容。

母亲和妻已走到街的那头。我却怔怔地站在原地，这里丝毫没有旧时上海的那份杂沓，也没有现代城市的喧嚣，只剩下一份近乎魔幻的旷远。我那怅惘的目光顺着这排毗连式的建筑，朝我家老宅望去。恍惚间，那些旧时的同学身影一个个从大门里鱼贯而出，踩着欢快的脚步，夹带着欢歌笑语，一路向着学校方向走去，那才是我们孩童时的生活；更多的是提着菜篮子上街或买菜归来的大妈们，推着自行车准备上班的大叔们，他们在大门内外进进出出，用清脆悦耳的上海话互相寒喧，那才是充满市井气息的上海日常。

如今，整条街都人去楼空，像是凝固成一幅巨大的雕塑，然而在深深的拱门里，却依旧藏着百年前的阴凉，而那份阴凉曾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此刻我站在门外，内心依然对它心怀感激。除了我们，整条街阒无一人，只有一排共享单车孤零零地停在路边。这使得这里的一切显得光鲜亮丽，可对于真正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来说，最想看到得恰恰是这里的烟火人间——街坊邻居熟悉的声音，上下班的自行车铃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广播里咿呀流淌的沪剧与越剧，甚至还能闻得到从谁家窗户里飘岀来的，热气腾腾的饭菜香味。而眼前家家大门紧闭，活像一个被精致装裱的标本，它们远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被高高挂起。

后来，我们又去了母亲的母校旧址，现在这里已是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外滩分校。抗战胜利后，母亲随家人移居上海，就在这所学校上学。母亲告诉我们说，开学那天是她的大嫂亲手牵着她走进学校的。那一幕虽已过去八十多年，但母亲至今还依稀记得。由于学校实行严格安全管理，我们无法进到里面参观。只能在大门外，为母亲按下一帧珍贵的快门。镜头里母亲虽已年过九旬，但依然站得笔直。她头戴红帽，高高举起右手，仿佛一个刚刚放学，正兴奋地向家人招手的小女孩。

这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也是站在这条街上，兴奋地向人招手的情景。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随着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冰封的大门轰然开启，我们这条被人遗忘的街道也骤然热闹了起来。我家后门弄堂里，有一幢中西合壁的大型建筑—— 它建于1910年，是一幢将上海石库门与西式里弄完美结合的精美大宅。因应形势的变化，政府把这里打造成一家远近闻名的“少年之家”，它也成为了当年上海专门接待外宾的一个重要窗口。自那以后，隔三差五便会有大巴停在我家窗前，少则几辆，多则十几辆，车里坐着的都是些欧美和日本游客。他们在这里与中国孩子一同联欢，看中国孩子表演柳琴、手风琴、书法、打乒乓，还有唱歌跳舞，这就是当年的“民间外交”

当他们的大巴浩浩荡荡开来的时候，我先是好奇地从窗外向外窥看，然后跑下楼去跟着大家一起围观，再后来，学校竟组织我们去“少年之家”参加演出。一开始我看到这么多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心里既害怕又有点好奇，害怕，是因为教科书里八国联军侵华的屈辱史还历历在目；好奇，则是这些人的脸上为什么总挂着微笑，还隔着车窗玻璃频频跟我们招手，有的还拿出像机来给我们拍照。不久之后，这种好奇便成为了一种向往，于是，我跟母亲说，“我长大以后，也要去一个充满微笑的地方。”当时这个近乎天真烂漫的想法，还是母亲坐在霍山公园里帮我回忆起来的。

我顺着自己坐着的角度向远处望去，视线越过公园里修剪整齐的灌木与盛开的石竹花，毫无遮挡地撞上我家老宅的二楼、三楼和亭子间，它就像凝固在半空中的时光胶囊。新修的红砖瓦顶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干净的几乎没有杂质，可越是这样纤尘不染的空旷，越是让我想起当年那些挤挤挨挨，充满烟火气的日子。

如今的老宅在太阳底下静默得像一座空城，可为什么要把这片历史街区空关成一座死城呢？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没有人的建筑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废墟，而建筑一旦离开了人，独自与岁月相守，就如同人丢了魂，独自去面对自己的孤影一样。而眼前的那片保护区，正在经历着这种精致的孤独——它盛装出席，却无人喝彩；它完好无损，同时也失去了最珍贵的，延续历史的价值。

在这幅被公园长廊框住的景致里，老宅的二楼和三楼的那几扇窗户在碧空下显得格外安静，当年，我曾在二楼的窗户里，看外面的红尘世间，做着自己的青春梦想。从那扇窗往外望，我看到了上海难得一见的绿意，飞鸟的翅膀，蜻蜓的舞姿；我听见夏日的蝉鸣，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以及外滩海关大楼报时的钟声。正是那些声音与光影，让我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在那个模糊的远方，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世界的存在。这，最终成了我走出国门，迎来别样人生的起点。

在这一片无人打扰的宁静里，我与那个曾在窗前翘首以盼，渴望长大的童年的自己，静静地相对而坐，这是相隔半个多世纪的无声对望。阳光下的静谧与美好，都在这深情对望的眼神里化为永恒，也定格在了我最坚固的生命坐标里。

人的本真犹如天上的日月行云，而脸则是它们掠过的天空，我从自己小时候的旧照里读懂一个道理：其实，命运大都操之在自己手里。

天空格外的蓝，几道电线杆拉出纵横的线条，它们仿佛是岁月留下的琴弦。风一吹，我又听见挂在记忆深处的那串＂岁月风铃＂，开始丁丁当当地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