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纽时冲顶畅销书《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 by Gad Saad，美国和加拿大演化心理学教授 professor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第三章“文化心智论 （Cultural Theory of Mind）”是本书非常关键的一章，为观照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接受树立了独到学术框架， 这里作了尽量平衡仔细和简要的介绍，供思考和参考，除了这两段总结，我在贴中不划重点，以免影响有心读者的独立思考。作者也写得稍带情绪，他自己从小移民自内战时的黎巴嫩，后来写移民话题也受到攻击，可以理解。即使纯粹看他的学术观点，在今天“政治正确”大环境下，某些读者也会感到冒犯，但我希望你们不要马上火冒三丈，而是读完全文，我相信这些不同角度的系统思考，会帮助西方社会更持久稳定地保持正当的对移民的同情心和互利最大化的接受程度，而不是振荡性的过度拥抱和剧烈排斥，两败俱伤。
作者讨论一个基础的问题：一个社会能否理解其他文化，同时仍然保有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存利益的判断能力。我认为作者的思想链条是建立这样一个论证上：关于同理心，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理论准备，就无法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你的善意。西方社会容易把自己的价值观误认为普遍认同的价值，因而对所有文化和移民采取相同态度，不再区分有益与有害的个体和群体；对犯罪、极端主义和文化冲突采取自责而非防御的态度，宽容逐渐变成单向让步，最终形成作者所谓的“自杀性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而作者的 “文化心智论Cultural Theory of Mind”，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反命题：真正的跨文化同理心，不只是设身处地想象“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想”，还必须进一步问：“如果他属于另一种文化，他可能如何理解我的行为、我的善意、我的让步以及我的价值观？”
真正的问题不是“移民”，而是无法区分不同类型的人
本章开头延续作者此前关于“suicidal empathy（自杀式同理心）”的论述。作者认为，西方在开放边境和移民问题上的一个常见反驳是：“你自己也是移民，为什么反对移民？”在作者看来，这种反驳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分类错误：因为某个类别中的一个成员是有益的，就推断该类别中的所有成员都同样有益。
作者用几个非常夸张的类比说明这一点。蜂鸟和食火鸡都属于鸟类，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对人的危险程度相同；家猫和狮子都属于猫科，也不意味着二者对人的生存威胁相同；健康细胞和癌细胞都能够复制，也不意味着二者对人体的作用相同。因此，“都是移民”“都是男性”“都是人类”等高层次分类，本身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具体个体对社会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这里作者引入了认知科学中的分类层级（categorization hierarchy）。通常可以分为上位类别、基本类别和下位类别。例如，“动物”是上位类别，“猫科动物”是基本类别，“狮子”和“家猫”则是下位类别。人在现实世界中做判断时，必须使用恰当的分类层级。如果一个人面对狮子时，只因为狮子和家猫都属于猫科，就把它当成普通家猫对待，那么这种分类显然无法帮助其作出适应环境的正确反应。
作者认为，把所有移民视为性质相同的人，正是这种错误分类的社会政治版本。移民只是一个极其宽泛的类别，不能据此判断每一个移民对东道国的贡献或威胁。因此，在作者看来，“suicidal empathy”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群体区分，最终反而破坏了人类正常的判断和分类能力。
缺乏“文化心理理论”：西方无法理解其他文化如何理解自己的价值
接下来作者把传统心理学中的 Theory of Mind（心智理论） 扩展成一个新的概念 - Cultural Theory of Mind（文化心智理论）。
传统的心智理论，是指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内在心理状态：对方有什么信念、知识、意图、欲望和情绪。人与人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必须能够推测对方是怎样看待世界的。作者认为，这个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不同文化之间。所谓“文化心理理论”，就是：一个文化中的人，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另一个文化中的人是如何理解某种价值、行为或道德原则的？
作者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的人类价值，例如善良、同情、慷慨等。但这些价值在不同文化中的具体含义和社会功能可能完全不同。这正是作者认为西方犯下严重错误的地方。
西方把自己的“善意”理解为普遍语言，却没有考虑其他文化如何解释这种善意
作者重点讨论了 empathy、generosity、compassion、kindness 和 beneficence 等西方社会高度重视的美德。
按照作者的描述，西方往往假定：如果自己以慷慨、宽容、善良和同情去对待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对方自然会感激，并以类似的态度回应。但作者认为，这种假设并不一定成立。
尤其在作者所讨论的伊斯兰社会与西方关系中，他认为西方没有意识到，同样的“宽容”和“善良”在某些文化中可能被解释为软弱、缺乏力量甚至可以被利用。因此，作者所谓的“文化心理理论”并不是简单要求我们尊重其他文化，而是要求我们理解：“我认为善良的行为，对方究竟如何理解？”
如果西方认为“让步”意味着友善，而对方却把它理解成软弱，那么继续让步并不能自动产生互相尊重，反而可能改变双方力量关系。作者因此提出一个核心判断：跨文化互动不能只依赖自己的道德直觉，还必须理解对方文化的价值结构。
关于伊斯兰主义的论述：西方的开放性可能被当作战略资源
这一部分是全章最强烈的涉及政治的论述之一。作者认为，一些伊斯兰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必须通过军事力量直接征服西方。他引用一些伊斯兰主义者的公开论述，概括出三种方式：第一，通过人口增长，即所谓“子宫中的征服”；第二，通过 hijrah，也就是移民进入西方社会；第三，利用西方给予的自由、民主和政治权利来改变西方社会本身。
作者特别引用了1991年所谓的“穆斯林兄弟会备忘录 Muslim Brotherhood memorandum”，其中说道：“穆斯林兄弟会必须认识到他们在美国的工作是一种伟大圣战，从内部铲除和摧毁西方文明，用他们自己和基督信徒的手来颠覆他们的可悲家园，让阿拉的宗教战胜其他所有宗教。” 在作者看来，这意味着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并不是把西方的自由制度视为终点，而是将它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
随后作者讨论 Dar al-Islam（伊斯兰之家）和 Dar al-Harb（战争之家） 的传统概念。他认为，在这种世界观中，世界被划分为已经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地区和尚未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地区，而历史上曾经属于伊斯兰统治的土地也具有重新夺回的意义。因此，他特别举出西班牙的 Al-Andalus，以及以色列问题作为例子。
这一部分的核心并不是移民本身，而是作者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只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理解对方，而不理解对方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宗教和历史目标，那么它的善意就可能成为对方的战略资源。
“文化不是平等且可互换的”：反对文化相对主义
接下来作者转向 cultural relativism（文化相对主义）。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应该按照自身的历史和内部标准来理解，因此不应该轻易用一个文化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另一个文化。作者承认，这种观点在某些文化现象上具有合理性。例如服饰、饮食、音乐、语言等，本来就可以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但作者认为，一旦涉及某些基本的人类道德原则，文化相对主义就不能成为免于批判的保护伞。
他列举了童婚、荣誉杀戮、女性生殖器切割，以及针对同性恋者的暴力等作为例子。在他的论证中，文化之间虽然可以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文化的价值体系在道德意义上都完全等价。
作者因此区分了两件事情：文化多样性可以是有价值的；但文化之间并不因此自动具有道德上的等价性。这也是他所谓“文化心智论”的另一层含义：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承认不同文化可能真正拥有不同的价值优先级，那么它实际上无法理解文化差异。
加拿大案例：“没有核心文化”会导致文化盲目
作者随后把上述理论应用到加拿大。他引用 Justin Trudeau 关于加拿大正在成为“第一个后民族国家”的说法，即加拿大没有单一核心身份，也没有所谓主流文化。Trudeau所强调的是开放、尊重、同情、平等和正义等共同价值。
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恰恰体现了文化心理理论的缺失。因为即使两个社会都使用“尊重”“平等”“正义”等词语，它们对这些词的实际理解也可能不同。
作者进一步以加拿大社会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出现的反犹太主义问题为例，认为加拿大政治人物一方面强调包容、反仇恨和共同人性，另一方面却经常把“恐伊斯兰心理 Islamophobia” 同时纳入讨论，使得对犹太人的同情似乎必须与对穆斯林群体的保护同时进行。在作者看来，这说明所谓“共同价值”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判断。
Humza Yousaf案例：西方社会的包容并没有得到对等的认知
作者接着讨论苏格兰政治人物 Humza Yousaf。Yousaf曾指出，苏格兰许多重要政府、司法、医疗和公共机构职位几乎全部由白人担任，并认为这种情况“不够好”。
作者则从人口比例角度提出反驳：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苏格兰约96%人口是白人，因此白人在重要职位中占绝大多数本身并不令人意外。
作者特别强调，在一个历史上以基督教人口为主、且人口高度同质的社会里，一名巴基斯坦裔穆斯林最终能够成为苏格兰首席大臣，在作者看来恰恰说明这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因此作者在这里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如果已经给予少数族裔大量政治和社会机会，那么接受这些机会的一方是否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制度本身所体现的包容性？
作者认为，西方社会的问题在于，它不仅给予移民机会，而且还不断要求自身进一步改变，以适应移民群体，而没有要求后者承担相应的文化适应责任。
英国“性侵团伙”：“同理心”可能导致现实问题被掩盖
本章随后进入最具争议性的案例之一：英国所谓的“性侵团伙 grooming gangs”。作者认为，英国多个城市长期存在针对年轻女孩的有组织性性剥削案件，而政府和警方因为担心被指责为种族主义或 Islamophobia，没有及时正视其中涉及的族群和宗教因素。作者特别批评了使用 “Asian” 或法国的 “les jeunes（年轻人）” 等模糊称呼。他认为，这种语言会掩盖犯罪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重要共同特征。
作者的核心批评是：如果为了避免“污名化一个群体”而不允许社会讨论某些群体与某类犯罪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关系，那么所谓同理心最终可能压制了对受害者的同理心。在作者看来，这就是“自杀性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的典型表现：社会为了保护一个群体免受负面刻板印象影响，反而没有充分保护另一个群体 - 尤其是儿童和女性受害者。
恐怖主义案例：西方的反应往往首先寻找“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责任
作者随后讨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以及加拿大政府对 ISIS 回归人员的态度。在波士顿事件中，Justin Trudeau曾强调，应当理解那些实施暴力的人为什么感觉自己被社会排斥，同时避免把责任归咎于某一个群体。作者认为，这种反应的问题在于，它把注意力从犯罪行为本身转移到了犯罪者的心理处境。
类似地，对于返回加拿大的 ISIS 成员，作者认为加拿大政府强调的是去极端化、重新融入社会以及让这些人未来帮助阻止激进化，而不是首先强调惩罚。
作者又以 Omar Khadr 为例，强调加拿大政府后来向其支付赔偿并道歉。在作者看来，这进一步体现了加拿大式“同理心”的极端形式：即便面对曾经参与暴力的人，国家仍然首先考虑其受害者身份和重新融入社会，而不是其行为所造成的伤害。
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解释文化刻板印象如何运作
这一节是本章中比较具有心理学色彩的部分。作者回忆自己1990年进入 Cornell University 博士项目后，与一群黎巴嫩学生成为朋友。有一次，其中一名学生问他为什么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后来这个人又说自己非常喜欢作者。作者开玩笑地指出：“是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对方却回答：“You're not a Jew-Jew.”作者则回答：“Actually, I am a Jew-Jew-Jew-Jew.”作者认为，这个故事体现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这个黎巴嫩学生脑海中存在一个高度负面的“犹太人”类别，但现实中的作者却是一个聪明、友好、会说阿拉伯语、喜欢足球并且和他关系很好的人。于是，现实人物和脑中的“犹太人”形象发生冲突。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作者从“真正的犹太人”类别中排除出去。也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人”与“我不喜欢犹太人”不能同时成立，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自己：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
作者随后把这个心理机制应用到2023年10月7日之后的反犹太主义问题上。
10月7日之后：犹太人被排除在“同理心共同体”之外
作者认为，Hamas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后，按照正常的道德逻辑，全球对犹太人的同情应该增加。但作者认为实际发生的却是西方许多地方反犹太主义增加。
他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同理心分配”：并不是所有受害者都能获得同等的同理心。作者列举了几种他认为用于削弱犹太人同理心的叙事，包括否认10月7日事件、降低死亡人数、认为事件是合理反抗，以及忽略10月7日与随后以色列军事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
作者把最后一种现象称为 “amnesia of causality”（因果关系失忆）：讨论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时，不再提及10月7日，而仿佛以色列在没有任何前因的情况下突然发动战争。作者还批评了对加沙死亡人数的报道，并认为错误或未经充分核实的数据被用来影响全球同情心。
以 Camp Speicher 大屠杀作为对照：同理心应该超越群体身份
作者随后讲述了自己观看 ISIS 杀害约1500名伊拉克空军学员的视频时的心理反应。这些受害者是穆斯林，而作者本人是犹太人，而且他过去曾经强烈批评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原则。但是，当他看到这些年轻人即将被杀害时，他感到愤怒、恐惧和悲痛，并希望凶手受到惩罚。作者认为，这正是真正的同理心：即使受害者属于一个与自己存在宗教、文化甚至政治冲突的群体，也能够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
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同理心并不是按照“自己人”和“敌人”进行选择的。而在作者看来，问题恰恰是：犹太人在很多西方政治话语中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
宗教适应：“宽容”正在变成单向要求
下一部分讨论大学和社会中的宗教 accommodation（宗教适应）。作者以自己2011年参加 Concordia University 宗教适应政策委员会的经历为例。随着穆斯林学生人数增加，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宗教安排要求。例如 Ramadan期间由于禁食而影响考试、因为朝觐而需要调整课程等。作者的问题是：如果大学是一个世俗机构，它是否应该不断调整自身制度来满足宗教要求？
作者拿自己的犹太身份作为对比。他指出，Yom Kippur 是犹太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需要25小时禁食。但即使自己在 Yom Kippur 前后有重要足球比赛，他也没有要求改变比赛时间；作为教授，他也从未因为自己的宗教节日取消课程或考试。
他的理由是：如果自己生活和工作在世俗社会，就应该接受社会原本的制度，而不是要求整个社会围绕自己的宗教安排重新设计。因此作者认为，真正的宗教宽容应该是彼此适应，而不是由世俗社会不断单方面向某个宗教让步。
公共祈祷与“象征性支配”
作者进一步讨论穆斯林在西方公共空间进行大规模祈祷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大量人员在街道、公园和人行道进行集体祈祷，导致公共空间被占用，西方社会通常会以“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为什么这会影响你”等方式回应。作者则认为，这种行为不能仅仅从宗教仪式角度理解，还应该从权力和群体规模变化的角度理解。
在他的解释中，当一个群体人数较少时，它可能表现得比较温和；当人数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它会开始提出更强烈的要求。因此，他把公共祈祷理解为一种：“我们已经在这里，而且正在增长”的象征。
作者进一步提出一个所谓的“Islamization template”，即他认为伊斯兰化存在一个历史模式：少数时被视为异域文化、和平而有趣的群体；人数增加以后，要求逐渐增强；再进一步可能出现对非穆斯林的压力。这里作者试图把人口比例、文化要求和政治权力联系起来。
进一步扩展到历史文化遗产问题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作者举出阿富汗巴米扬佛像被塔利班摧毁、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以及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历史作为例子。作者认为，这些事件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文化逻辑：
某些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文化或宗教传统，不只是要求自己获得存在空间，而且可能试图重新定义、取代甚至消除此前文化的象征。因此，在他的框架中，文化冲突不能只理解为“不同生活方式和平共存”，还必须考虑不同文化对于自身价值体系扩张的态度。
西方与伊斯兰社会之间的“单向宽容”
作者随后把论证推向本章的核心结论之一：西方给予的宽容与伊斯兰社会给予西方的宽容并不对称。
他列举了一系列对比：西方允许穆斯林移民，而许多伊斯兰国家并不允许非穆斯林大规模移民并获得同等公民身份；西方允许清真寺和公共祈祷，而伊斯兰国家很少允许非伊斯兰宗教进行类似公共宗教活动；西方允许批评政府和宗教，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批评伊斯兰教可能产生严重后果；西方允许一些激进伊斯兰宗教人士公开表达观点，而某些伊斯兰国家本身反而会禁止这些人士。
作者因此认为，这种关系并不是“互相宽容”，而是：西方不断扩大自己的容忍边界，而没有要求对方提供相同程度的互惠。在作者看来，这种单向宽容最终可能削弱西方自身的文化结构。
对宗教人物和“无限同理心”的批评
作者随后讨论梵蒂冈教皇 Pope Francis、瑞典主教 Eva Brunne，以及其他宗教和进步主义人物。他认为，这些人把“欢迎”“同情”“包容”推到了极端，以至于开始要求西方基督教社会主动降低甚至取消自身宗教符号，以免冒犯穆斯林。例如，他引用瑞典主教 Eva Brunne 的建议，即可以考虑减少教堂中的基督教十字架，并提供穆斯林祈祷空间。
作者认为，这体现了一个逻辑逆转：原本应该是少数群体进入多数文化后相互适应，但现在却变成多数文化主动消除自身文化符号，以避免少数群体不舒服。
Pope Francis 的言论和行动也被作者放在这个框架中：作者认为他把“爱你的敌人”这一基督教伦理原则延伸到了现实政治和移民政策，而没有充分考虑这种伦理原则与国家安全、文化生存之间的关系。
“Queers for Palestine”：无限同理心可以变成自我否定
作者接下来讨论 LGBTQ+ 群体中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他指出，以色列的 Tel Aviv 被认为是全球较为 LGBTQ-friendly 的城市之一，而作者认为加沙对同性恋者的社会环境则完全不同。因此，他认为某些 LGBTQ+ 活动人士支持巴勒斯坦，却忽视自己如果生活在当地可能面临的待遇，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同理心。
作者引用了一段街头采访：一名同性恋女性明确表示，即使巴勒斯坦社会可能伤害她，她仍然会支持巴勒斯坦，因为她认为“正在发生坏事”，因此自己应该支持他们。作者把这种心理称为一种“wood cricket”式的自我牺牲，即一个个体为了某种抽象的道德理想，愿意牺牲自己的现实利益甚至生存。
“Self-Loathing”：西方已经把责任反转到了自己身上
随后作者进一步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 最终会发展成 自我厌恶self-loathing。
他用一个阿拉伯谚语来说明某些社会中的受害者心理：如果丈夫每天打妻子，那么妻子会认为“如果他打我，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作者把这种心理结构类比到西方社会：如果移民犯罪，那么一定是东道国没有充分接纳他们；如果移民没有融入，那么一定是东道国没有做好同化工作；如果文化冲突发生，那么一定是西方自身存在问题。于是，责任不断从行为者转移到受害者或东道社会。
三种对负面移民数据的反应
作者引用 Nicolai Sennels 关于丹麦青少年犯罪的观察，然后概括他认为“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面对这类数据时通常有三种反应。
第一，认为这些数据本身不应该被收集，因为它们可能造成社会伤害。
第二，攻击数据来源，把研究者描述成“极右翼”，认为其目的在于污名化移民。
第三，不否认犯罪，却把犯罪归咎于东道国没有充分帮助移民融入。
作者认为，这三种反应的共同特点是：尽量避免让犯罪行为本身成为讨论中心。他认为，这种做法最终会损害社会了解真实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Wood Cricket Jews”：对自我否定型犹太人的批判
作者在后半部分把这一概念应用到犹太人身上。他称那些在强烈反犹环境中仍然首先攻击自己的犹太人的人为 “Wood Cricket Jews”。这个比喻来自一种寄生虫控制蟋蟀行为的现象：寄生虫会使蟋蟀改变正常行为，最终跳入水中，而这恰恰有利于寄生虫完成生命周期。
作者借此比喻那些为了证明自己“进步”“反民族主义”而攻击自己群体的犹太人。他列举 Anna Epstein、Jonathan Glazer 和 Sarah Friedland 等人的言论，认为这些人为了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同情，甚至主动与自己的犹太身份保持距离，或者把以色列与纳粹、种族灭绝等概念联系起来。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人为了得到来自敌对群体的认可而否定自己的群体，这不是道德超越，而可能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同理心。他又以 Vivian Silver 和 Vittorio Arrigoni 为例，指出和平主义、亲巴勒斯坦立场或者同情对方，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在真正的暴力冲突中获得对方同样的善意。
Gabor Maté：批评“普遍创伤解释”和无限同情
最后，作者讨论加拿大医生 Gabor Maté。作者批评 Maté 将成瘾以及许多疾病追溯到童年创伤，并认为这是过度追求单一解释的表现。
作者把它与 Freud 关于性压抑的解释以及“被压抑的性虐待记忆”等历史争议联系起来，认为：对所有不同问题都提供一个万能原因，往往意味着解释模型过于简单，陷于对欧堪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的误用。作者认为 Maté 的“Compassionate Inquiry”代表了一种将同理心无限扩张的模式。
不过作者尤其强调，他认为这种无限同情并没有平等地应用于犹太人。他把 Maté 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视为一种“选择性同理心”。因此，在作者看来，这再次说明：同理心本身并不能保证道德判断正确；关键在于同理心究竟给予谁，以及是否能够同时理解不同群体的心理和利益。
结论：文化多样性可以丰富社会，但不能推出文化等价
在最后几段，作者把整章的论点重新收束。他首先承认文化具有丰富性。不同文化可以通过服装、食物、音乐、语言等给人类经验增加多样性。因此，cultural pl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本身可以是有价值的。
但他坚决反对从“文化多样性”推导出“所有文化都一样好”。作者认为，以下两个命题必须区分：第一，不同文化可以共存；第二，不同文化在价值、制度、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以及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上完全等价。在作者看来，第二个命题并不成立。
同样，他认为不能从“移民具有多样性”推出“所有移民都具有同样的社会价值或同样的融入可能性”。因此，他最后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西方应该要求来到西方的移民为东道社会带来净收益，并且不能对西方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怀有根本性的敌意。
最终，作者的呼吁是：西方不应该因为害怕被称为“不宽容”“不善良”而放弃对自身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保护。他以“be proud of your heritage, and defend it at all costs from its avowed enemies”作为结尾，即认为西方应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豪，并保护它免受那些公开敌视它的力量侵蚀。
演化心理学：关于对移民的文化心智论
老键 (2026-08-08 19:04:09) 评论 (0)2026纽时冲顶畅销书《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 by Gad Saad，美国和加拿大演化心理学教授 professor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第三章“文化心智论 （Cultural Theory of Mind）”是本书非常关键的一章，为观照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接受树立了独到学术框架， 这里作了尽量平衡仔细和简要的介绍，供思考和参考，除了这两段总结，我在贴中不划重点，以免影响有心读者的独立思考。作者也写得稍带情绪，他自己从小移民自内战时的黎巴嫩，后来写移民话题也受到攻击，可以理解。即使纯粹看他的学术观点，在今天“政治正确”大环境下，某些读者也会感到冒犯，但我希望你们不要马上火冒三丈，而是读完全文，我相信这些不同角度的系统思考，会帮助西方社会更持久稳定地保持正当的对移民的同情心和互利最大化的接受程度，而不是振荡性的过度拥抱和剧烈排斥，两败俱伤。
作者讨论一个基础的问题：一个社会能否理解其他文化，同时仍然保有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存利益的判断能力。我认为作者的思想链条是建立这样一个论证上：关于同理心，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理论准备，就无法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你的善意。西方社会容易把自己的价值观误认为普遍认同的价值，因而对所有文化和移民采取相同态度，不再区分有益与有害的个体和群体；对犯罪、极端主义和文化冲突采取自责而非防御的态度，宽容逐渐变成单向让步，最终形成作者所谓的“自杀性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而作者的 “文化心智论Cultural Theory of Mind”，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反命题：真正的跨文化同理心，不只是设身处地想象“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想”，还必须进一步问：“如果他属于另一种文化，他可能如何理解我的行为、我的善意、我的让步以及我的价值观？”
真正的问题不是“移民”，而是无法区分不同类型的人
本章开头延续作者此前关于“suicidal empathy（自杀式同理心）”的论述。作者认为，西方在开放边境和移民问题上的一个常见反驳是：“你自己也是移民，为什么反对移民？”在作者看来，这种反驳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分类错误：因为某个类别中的一个成员是有益的，就推断该类别中的所有成员都同样有益。
作者用几个非常夸张的类比说明这一点。蜂鸟和食火鸡都属于鸟类，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对人的危险程度相同；家猫和狮子都属于猫科，也不意味着二者对人的生存威胁相同；健康细胞和癌细胞都能够复制，也不意味着二者对人体的作用相同。因此，“都是移民”“都是男性”“都是人类”等高层次分类，本身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具体个体对社会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这里作者引入了认知科学中的分类层级（categorization hierarchy）。通常可以分为上位类别、基本类别和下位类别。例如，“动物”是上位类别，“猫科动物”是基本类别，“狮子”和“家猫”则是下位类别。人在现实世界中做判断时，必须使用恰当的分类层级。如果一个人面对狮子时，只因为狮子和家猫都属于猫科，就把它当成普通家猫对待，那么这种分类显然无法帮助其作出适应环境的正确反应。
作者认为，把所有移民视为性质相同的人，正是这种错误分类的社会政治版本。移民只是一个极其宽泛的类别，不能据此判断每一个移民对东道国的贡献或威胁。因此，在作者看来，“suicidal empathy”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群体区分，最终反而破坏了人类正常的判断和分类能力。
缺乏“文化心理理论”：西方无法理解其他文化如何理解自己的价值
接下来作者把传统心理学中的 Theory of Mind（心智理论） 扩展成一个新的概念 - Cultural Theory of Mind（文化心智理论）。
传统的心智理论，是指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内在心理状态：对方有什么信念、知识、意图、欲望和情绪。人与人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必须能够推测对方是怎样看待世界的。作者认为，这个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不同文化之间。所谓“文化心理理论”，就是：一个文化中的人，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另一个文化中的人是如何理解某种价值、行为或道德原则的？
作者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的人类价值，例如善良、同情、慷慨等。但这些价值在不同文化中的具体含义和社会功能可能完全不同。这正是作者认为西方犯下严重错误的地方。
西方把自己的“善意”理解为普遍语言，却没有考虑其他文化如何解释这种善意
作者重点讨论了 empathy、generosity、compassion、kindness 和 beneficence 等西方社会高度重视的美德。
按照作者的描述，西方往往假定：如果自己以慷慨、宽容、善良和同情去对待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对方自然会感激，并以类似的态度回应。但作者认为，这种假设并不一定成立。
尤其在作者所讨论的伊斯兰社会与西方关系中，他认为西方没有意识到，同样的“宽容”和“善良”在某些文化中可能被解释为软弱、缺乏力量甚至可以被利用。因此，作者所谓的“文化心理理论”并不是简单要求我们尊重其他文化，而是要求我们理解：“我认为善良的行为，对方究竟如何理解？”
如果西方认为“让步”意味着友善，而对方却把它理解成软弱，那么继续让步并不能自动产生互相尊重，反而可能改变双方力量关系。作者因此提出一个核心判断：跨文化互动不能只依赖自己的道德直觉，还必须理解对方文化的价值结构。
关于伊斯兰主义的论述：西方的开放性可能被当作战略资源
这一部分是全章最强烈的涉及政治的论述之一。作者认为，一些伊斯兰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必须通过军事力量直接征服西方。他引用一些伊斯兰主义者的公开论述，概括出三种方式：第一，通过人口增长，即所谓“子宫中的征服”；第二，通过 hijrah，也就是移民进入西方社会；第三，利用西方给予的自由、民主和政治权利来改变西方社会本身。
作者特别引用了1991年所谓的“穆斯林兄弟会备忘录 Muslim Brotherhood memorandum”，其中说道：“穆斯林兄弟会必须认识到他们在美国的工作是一种伟大圣战，从内部铲除和摧毁西方文明，用他们自己和基督信徒的手来颠覆他们的可悲家园，让阿拉的宗教战胜其他所有宗教。” 在作者看来，这意味着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并不是把西方的自由制度视为终点，而是将它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
随后作者讨论 Dar al-Islam（伊斯兰之家）和 Dar al-Harb（战争之家） 的传统概念。他认为，在这种世界观中，世界被划分为已经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地区和尚未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地区，而历史上曾经属于伊斯兰统治的土地也具有重新夺回的意义。因此，他特别举出西班牙的 Al-Andalus，以及以色列问题作为例子。
这一部分的核心并不是移民本身，而是作者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只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理解对方，而不理解对方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宗教和历史目标，那么它的善意就可能成为对方的战略资源。
“文化不是平等且可互换的”：反对文化相对主义
接下来作者转向 cultural relativism（文化相对主义）。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应该按照自身的历史和内部标准来理解，因此不应该轻易用一个文化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另一个文化。作者承认，这种观点在某些文化现象上具有合理性。例如服饰、饮食、音乐、语言等，本来就可以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但作者认为，一旦涉及某些基本的人类道德原则，文化相对主义就不能成为免于批判的保护伞。
他列举了童婚、荣誉杀戮、女性生殖器切割，以及针对同性恋者的暴力等作为例子。在他的论证中，文化之间虽然可以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文化的价值体系在道德意义上都完全等价。
作者因此区分了两件事情：文化多样性可以是有价值的；但文化之间并不因此自动具有道德上的等价性。这也是他所谓“文化心智论”的另一层含义：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承认不同文化可能真正拥有不同的价值优先级，那么它实际上无法理解文化差异。
加拿大案例：“没有核心文化”会导致文化盲目
作者随后把上述理论应用到加拿大。他引用 Justin Trudeau 关于加拿大正在成为“第一个后民族国家”的说法，即加拿大没有单一核心身份，也没有所谓主流文化。Trudeau所强调的是开放、尊重、同情、平等和正义等共同价值。
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恰恰体现了文化心理理论的缺失。因为即使两个社会都使用“尊重”“平等”“正义”等词语，它们对这些词的实际理解也可能不同。
作者进一步以加拿大社会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出现的反犹太主义问题为例，认为加拿大政治人物一方面强调包容、反仇恨和共同人性，另一方面却经常把“恐伊斯兰心理 Islamophobia” 同时纳入讨论，使得对犹太人的同情似乎必须与对穆斯林群体的保护同时进行。在作者看来，这说明所谓“共同价值”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判断。
Humza Yousaf案例：西方社会的包容并没有得到对等的认知
作者接着讨论苏格兰政治人物 Humza Yousaf。Yousaf曾指出，苏格兰许多重要政府、司法、医疗和公共机构职位几乎全部由白人担任，并认为这种情况“不够好”。
作者则从人口比例角度提出反驳：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苏格兰约96%人口是白人，因此白人在重要职位中占绝大多数本身并不令人意外。
作者特别强调，在一个历史上以基督教人口为主、且人口高度同质的社会里，一名巴基斯坦裔穆斯林最终能够成为苏格兰首席大臣，在作者看来恰恰说明这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因此作者在这里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如果已经给予少数族裔大量政治和社会机会，那么接受这些机会的一方是否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制度本身所体现的包容性？
作者认为，西方社会的问题在于，它不仅给予移民机会，而且还不断要求自身进一步改变，以适应移民群体，而没有要求后者承担相应的文化适应责任。
英国“性侵团伙”：“同理心”可能导致现实问题被掩盖
本章随后进入最具争议性的案例之一：英国所谓的“性侵团伙 grooming gangs”。作者认为，英国多个城市长期存在针对年轻女孩的有组织性性剥削案件，而政府和警方因为担心被指责为种族主义或 Islamophobia，没有及时正视其中涉及的族群和宗教因素。作者特别批评了使用 “Asian” 或法国的 “les jeunes（年轻人）” 等模糊称呼。他认为，这种语言会掩盖犯罪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重要共同特征。
作者的核心批评是：如果为了避免“污名化一个群体”而不允许社会讨论某些群体与某类犯罪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关系，那么所谓同理心最终可能压制了对受害者的同理心。在作者看来，这就是“自杀性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的典型表现：社会为了保护一个群体免受负面刻板印象影响，反而没有充分保护另一个群体 - 尤其是儿童和女性受害者。
恐怖主义案例：西方的反应往往首先寻找“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责任
作者随后讨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以及加拿大政府对 ISIS 回归人员的态度。在波士顿事件中，Justin Trudeau曾强调，应当理解那些实施暴力的人为什么感觉自己被社会排斥，同时避免把责任归咎于某一个群体。作者认为，这种反应的问题在于，它把注意力从犯罪行为本身转移到了犯罪者的心理处境。
类似地，对于返回加拿大的 ISIS 成员，作者认为加拿大政府强调的是去极端化、重新融入社会以及让这些人未来帮助阻止激进化，而不是首先强调惩罚。
作者又以 Omar Khadr 为例，强调加拿大政府后来向其支付赔偿并道歉。在作者看来，这进一步体现了加拿大式“同理心”的极端形式：即便面对曾经参与暴力的人，国家仍然首先考虑其受害者身份和重新融入社会，而不是其行为所造成的伤害。
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解释文化刻板印象如何运作
这一节是本章中比较具有心理学色彩的部分。作者回忆自己1990年进入 Cornell University 博士项目后，与一群黎巴嫩学生成为朋友。有一次，其中一名学生问他为什么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后来这个人又说自己非常喜欢作者。作者开玩笑地指出：“是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对方却回答：“You're not a Jew-Jew.”作者则回答：“Actually, I am a Jew-Jew-Jew-Jew.”作者认为，这个故事体现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这个黎巴嫩学生脑海中存在一个高度负面的“犹太人”类别，但现实中的作者却是一个聪明、友好、会说阿拉伯语、喜欢足球并且和他关系很好的人。于是，现实人物和脑中的“犹太人”形象发生冲突。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作者从“真正的犹太人”类别中排除出去。也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人”与“我不喜欢犹太人”不能同时成立，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自己：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
作者随后把这个心理机制应用到2023年10月7日之后的反犹太主义问题上。
10月7日之后：犹太人被排除在“同理心共同体”之外
作者认为，Hamas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后，按照正常的道德逻辑，全球对犹太人的同情应该增加。但作者认为实际发生的却是西方许多地方反犹太主义增加。
他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同理心分配”：并不是所有受害者都能获得同等的同理心。作者列举了几种他认为用于削弱犹太人同理心的叙事，包括否认10月7日事件、降低死亡人数、认为事件是合理反抗，以及忽略10月7日与随后以色列军事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
作者把最后一种现象称为 “amnesia of causality”（因果关系失忆）：讨论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时，不再提及10月7日，而仿佛以色列在没有任何前因的情况下突然发动战争。作者还批评了对加沙死亡人数的报道，并认为错误或未经充分核实的数据被用来影响全球同情心。
以 Camp Speicher 大屠杀作为对照：同理心应该超越群体身份
作者随后讲述了自己观看 ISIS 杀害约1500名伊拉克空军学员的视频时的心理反应。这些受害者是穆斯林，而作者本人是犹太人，而且他过去曾经强烈批评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原则。但是，当他看到这些年轻人即将被杀害时，他感到愤怒、恐惧和悲痛，并希望凶手受到惩罚。作者认为，这正是真正的同理心：即使受害者属于一个与自己存在宗教、文化甚至政治冲突的群体，也能够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
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同理心并不是按照“自己人”和“敌人”进行选择的。而在作者看来，问题恰恰是：犹太人在很多西方政治话语中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
宗教适应：“宽容”正在变成单向要求
下一部分讨论大学和社会中的宗教 accommodation（宗教适应）。作者以自己2011年参加 Concordia University 宗教适应政策委员会的经历为例。随着穆斯林学生人数增加，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宗教安排要求。例如 Ramadan期间由于禁食而影响考试、因为朝觐而需要调整课程等。作者的问题是：如果大学是一个世俗机构，它是否应该不断调整自身制度来满足宗教要求？
作者拿自己的犹太身份作为对比。他指出，Yom Kippur 是犹太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需要25小时禁食。但即使自己在 Yom Kippur 前后有重要足球比赛，他也没有要求改变比赛时间；作为教授，他也从未因为自己的宗教节日取消课程或考试。
他的理由是：如果自己生活和工作在世俗社会，就应该接受社会原本的制度，而不是要求整个社会围绕自己的宗教安排重新设计。因此作者认为，真正的宗教宽容应该是彼此适应，而不是由世俗社会不断单方面向某个宗教让步。
公共祈祷与“象征性支配”
作者进一步讨论穆斯林在西方公共空间进行大规模祈祷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大量人员在街道、公园和人行道进行集体祈祷，导致公共空间被占用，西方社会通常会以“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为什么这会影响你”等方式回应。作者则认为，这种行为不能仅仅从宗教仪式角度理解，还应该从权力和群体规模变化的角度理解。
在他的解释中，当一个群体人数较少时，它可能表现得比较温和；当人数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它会开始提出更强烈的要求。因此，他把公共祈祷理解为一种：“我们已经在这里，而且正在增长”的象征。
作者进一步提出一个所谓的“Islamization template”，即他认为伊斯兰化存在一个历史模式：少数时被视为异域文化、和平而有趣的群体；人数增加以后，要求逐渐增强；再进一步可能出现对非穆斯林的压力。这里作者试图把人口比例、文化要求和政治权力联系起来。
进一步扩展到历史文化遗产问题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作者举出阿富汗巴米扬佛像被塔利班摧毁、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以及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历史作为例子。作者认为，这些事件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文化逻辑：
某些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文化或宗教传统，不只是要求自己获得存在空间，而且可能试图重新定义、取代甚至消除此前文化的象征。因此，在他的框架中，文化冲突不能只理解为“不同生活方式和平共存”，还必须考虑不同文化对于自身价值体系扩张的态度。
西方与伊斯兰社会之间的“单向宽容”
作者随后把论证推向本章的核心结论之一：西方给予的宽容与伊斯兰社会给予西方的宽容并不对称。
他列举了一系列对比：西方允许穆斯林移民，而许多伊斯兰国家并不允许非穆斯林大规模移民并获得同等公民身份；西方允许清真寺和公共祈祷，而伊斯兰国家很少允许非伊斯兰宗教进行类似公共宗教活动；西方允许批评政府和宗教，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批评伊斯兰教可能产生严重后果；西方允许一些激进伊斯兰宗教人士公开表达观点，而某些伊斯兰国家本身反而会禁止这些人士。
作者因此认为，这种关系并不是“互相宽容”，而是：西方不断扩大自己的容忍边界，而没有要求对方提供相同程度的互惠。在作者看来，这种单向宽容最终可能削弱西方自身的文化结构。
对宗教人物和“无限同理心”的批评
作者随后讨论梵蒂冈教皇 Pope Francis、瑞典主教 Eva Brunne，以及其他宗教和进步主义人物。他认为，这些人把“欢迎”“同情”“包容”推到了极端，以至于开始要求西方基督教社会主动降低甚至取消自身宗教符号，以免冒犯穆斯林。例如，他引用瑞典主教 Eva Brunne 的建议，即可以考虑减少教堂中的基督教十字架，并提供穆斯林祈祷空间。
作者认为，这体现了一个逻辑逆转：原本应该是少数群体进入多数文化后相互适应，但现在却变成多数文化主动消除自身文化符号，以避免少数群体不舒服。
Pope Francis 的言论和行动也被作者放在这个框架中：作者认为他把“爱你的敌人”这一基督教伦理原则延伸到了现实政治和移民政策，而没有充分考虑这种伦理原则与国家安全、文化生存之间的关系。
“Queers for Palestine”：无限同理心可以变成自我否定
作者接下来讨论 LGBTQ+ 群体中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他指出，以色列的 Tel Aviv 被认为是全球较为 LGBTQ-friendly 的城市之一，而作者认为加沙对同性恋者的社会环境则完全不同。因此，他认为某些 LGBTQ+ 活动人士支持巴勒斯坦，却忽视自己如果生活在当地可能面临的待遇，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同理心。
作者引用了一段街头采访：一名同性恋女性明确表示，即使巴勒斯坦社会可能伤害她，她仍然会支持巴勒斯坦，因为她认为“正在发生坏事”，因此自己应该支持他们。作者把这种心理称为一种“wood cricket”式的自我牺牲，即一个个体为了某种抽象的道德理想，愿意牺牲自己的现实利益甚至生存。
“Self-Loathing”：西方已经把责任反转到了自己身上
随后作者进一步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 最终会发展成 自我厌恶self-loathing。
他用一个阿拉伯谚语来说明某些社会中的受害者心理：如果丈夫每天打妻子，那么妻子会认为“如果他打我，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作者把这种心理结构类比到西方社会：如果移民犯罪，那么一定是东道国没有充分接纳他们；如果移民没有融入，那么一定是东道国没有做好同化工作；如果文化冲突发生，那么一定是西方自身存在问题。于是，责任不断从行为者转移到受害者或东道社会。
三种对负面移民数据的反应
作者引用 Nicolai Sennels 关于丹麦青少年犯罪的观察，然后概括他认为“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面对这类数据时通常有三种反应。
第一，认为这些数据本身不应该被收集，因为它们可能造成社会伤害。
第二，攻击数据来源，把研究者描述成“极右翼”，认为其目的在于污名化移民。
第三，不否认犯罪，却把犯罪归咎于东道国没有充分帮助移民融入。
作者认为，这三种反应的共同特点是：尽量避免让犯罪行为本身成为讨论中心。他认为，这种做法最终会损害社会了解真实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Wood Cricket Jews”：对自我否定型犹太人的批判
作者在后半部分把这一概念应用到犹太人身上。他称那些在强烈反犹环境中仍然首先攻击自己的犹太人的人为 “Wood Cricket Jews”。这个比喻来自一种寄生虫控制蟋蟀行为的现象：寄生虫会使蟋蟀改变正常行为，最终跳入水中，而这恰恰有利于寄生虫完成生命周期。
作者借此比喻那些为了证明自己“进步”“反民族主义”而攻击自己群体的犹太人。他列举 Anna Epstein、Jonathan Glazer 和 Sarah Friedland 等人的言论，认为这些人为了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同情，甚至主动与自己的犹太身份保持距离，或者把以色列与纳粹、种族灭绝等概念联系起来。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人为了得到来自敌对群体的认可而否定自己的群体，这不是道德超越，而可能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同理心。他又以 Vivian Silver 和 Vittorio Arrigoni 为例，指出和平主义、亲巴勒斯坦立场或者同情对方，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在真正的暴力冲突中获得对方同样的善意。
Gabor Maté：批评“普遍创伤解释”和无限同情
最后，作者讨论加拿大医生 Gabor Maté。作者批评 Maté 将成瘾以及许多疾病追溯到童年创伤，并认为这是过度追求单一解释的表现。
作者把它与 Freud 关于性压抑的解释以及“被压抑的性虐待记忆”等历史争议联系起来，认为：对所有不同问题都提供一个万能原因，往往意味着解释模型过于简单，陷于对欧堪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的误用。作者认为 Maté 的“Compassionate Inquiry”代表了一种将同理心无限扩张的模式。
不过作者尤其强调，他认为这种无限同情并没有平等地应用于犹太人。他把 Maté 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视为一种“选择性同理心”。因此，在作者看来，这再次说明：同理心本身并不能保证道德判断正确；关键在于同理心究竟给予谁，以及是否能够同时理解不同群体的心理和利益。
结论：文化多样性可以丰富社会，但不能推出文化等价
在最后几段，作者把整章的论点重新收束。他首先承认文化具有丰富性。不同文化可以通过服装、食物、音乐、语言等给人类经验增加多样性。因此，cultural pl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本身可以是有价值的。
但他坚决反对从“文化多样性”推导出“所有文化都一样好”。作者认为，以下两个命题必须区分：第一，不同文化可以共存；第二，不同文化在价值、制度、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以及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上完全等价。在作者看来，第二个命题并不成立。
同样，他认为不能从“移民具有多样性”推出“所有移民都具有同样的社会价值或同样的融入可能性”。因此，他最后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西方应该要求来到西方的移民为东道社会带来净收益，并且不能对西方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怀有根本性的敌意。
最终，作者的呼吁是：西方不应该因为害怕被称为“不宽容”“不善良”而放弃对自身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保护。他以“be proud of your heritage, and defend it at all costs from its avowed enemies”作为结尾，即认为西方应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豪，并保护它免受那些公开敌视它的力量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