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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横祸
1967年12月中旬。我那天中午下班，我顺道在棕树营农贸市场上买了两公斤红薯，用来作全家的早点。
由于学校停课闹革命，延峰小学没有读完就面临毕业，而没有中学可以升学。他还在吃小学生的十三斤口粮。放海儿上到三年级，九岁了，也没有增加口粮定量。我们干部自大跃进后减少口粮至25斤，人人都感觉不够吃。所以，只好在农贸市场买些洋芋和红薯，来做早点，把饭票节省下来吃多点正餐。 下午上班去，我骑着自行车到了电台大门口，刚下车，就看见几个武斗打手站在大门的两边。我没有理睬他们，把自行车停好，就准备向办公室走去。 这时候，倪立根和王所民等几个造反派，叫住了我。倪立根走近我，二话不说就扭住了我的手膀子，而王所民就用绳子将我的双手捆绑起来。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是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只能连说：“别开玩笑了”！打手们回答说：“谁和你开玩笑”？“你要受审查了”！就这样，不由分说就把我推推搡搡，押往关押审查对象的屋里去，在这里还有同时被非法逮捕捆绑的炮派梁家祥。 很快的就开始了审讯，屋里是座无虚席。军代表苏宽鑑主持，苏乃一个解放军小排长，上来就敲桌子打板凳，胡乱嘶吼一通，算是给你个下马威。 我的手脖子被捆绑得很痛，根本顾不上他们的莫须有“罪行”提问。后来不知是谁，应该是同情我的人，帮我松了绑。我这才回过神来，被他们围在中间，回答他们的提审。我发现，问来问去，他们自己都不知我问题的要害是什么！有人问：你上护校时，政治考了98分，说明你在政治上别有用心！另一个人意识到这人的问题有不妥，因为政治课是解放后才设的，民国时期学校里没有政治课，赶紧岔开话题，问：你探亲回来，一个星期没有上班，干什么去了？我回答：生病了，在家养病。有医生开的病假证明。他们又问：为什么你以前积极，现在不积极了？我说我厌倦了派性斗争。 苏宽鑑就开始吼叫：她不交代要害问题，把她吊起来！参加陪审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听他的，把我吊起来。恐怕是我平素里没有和谁过不去，没有结仇之故吧！毕竟，广播电台的知识分子还是占群众大多数，捆绑吊打之类，他她们还是下不了手。 后来军代表应该是发现光靠吼叫吓不倒我，问不出什么他们想要的线索。知道这样审问行不通。只好草草收兵。把我锁在一间房间里。从此，上食堂，上厕所，都失去了人身自由，随时有人尾随。两天后，放松了管制，叫我与那些局和台里被打倒的干部们以及三十几个-“牛鬼蛇神”们，一起劳动。这时候，离开了囚室的我才在机关劳动过程中，看到每个字比方桌还大的两条大字标语写在办公楼前的路面：挖出隐藏最深最深的反革命孙映芳！把反革命分子孙映芳揪出来！ 这顶莫须有反革命的大帽子，对我而言，犹如泰山压顶，压迫得我心脏仿佛都要从胸腔里暴裂开来。我晚上在囚室地铺上赶写材料，质问他们：凭什么定性我是反革命分子？你们拿出证据来！当然，他们拿不出证据，只好追着军代表要证据。军代表就给他的打手们打气：这是孙映芳以攻为守，你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我当时相当心急，正科下放五七干校，我又突然身陷囹圄，两个小孩子顿时没有人照料，犹如失怙。我平常又与左邻右舍没有来往，在昆明更无亲戚朋友可以托付。我家住在省委大院，文化革命中，多少孩子成为了黑崽子！现如今，我家两娃瞬间沦为了黑崽子！我能不急？我只好写信给军代表，一连几封，诉说家庭困难，请求网开一面，放我回家。我真是天真了。在这人性泯灭的时代，天翻地覆，人性都成了批判对象，我还能奢求到他们的良心发现？岂不知尔等宵小的良心早被狗吃，他们的同情心犹如天上星，谁能采摘？ 我试着求助，在文艺部时的好友，张文兰文艺编辑，此时，见着她，路上碰见，我主动向她打招呼，心想着：求她帮我带个信给我那两个突然失去父母的可怜孩子。结果，换来的是她的一声鼻音“哼”和鄙夷的眼神。对我犹如针刺一般。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向过去的熟人嘘寒问暖，打招呼。因为彼此都鄙视彼此。 我当然不服，又写信给省革委主任周兴，申诉我的冤案，控告军代表在广播电台搞扩大化。这封信是，儿子们来探亲我时，我让大儿子直接带走，亲自交到省委一号院周兴住家。因为我家当时也在省委一号院乙栋，与周兴家小洋楼很近。儿子亲手把我的申冤状交给了周兴家的卫兵。没办法，我当时犹如病急乱投医，明明知道周兴本身就是整人高手，还去恳求他主持公道！ 结果，天下乌鸦一般黑，周兴就把信转到了广播局军代表手中。这下子捅了他几爷子的马蜂窝，更加变本加厉迫害我，还在无知群众中散布舆论：孙映芳没问题？她为什么那么着急？ |
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望乡客人 (2026-08-10 18:10:02) 评论 (0)|
天降横祸
1967年12月中旬。我那天中午下班，我顺道在棕树营农贸市场上买了两公斤红薯，用来作全家的早点。
由于学校停课闹革命，延峰小学没有读完就面临毕业，而没有中学可以升学。他还在吃小学生的十三斤口粮。放海儿上到三年级，九岁了，也没有增加口粮定量。我们干部自大跃进后减少口粮至25斤，人人都感觉不够吃。所以，只好在农贸市场买些洋芋和红薯，来做早点，把饭票节省下来吃多点正餐。 下午上班去，我骑着自行车到了电台大门口，刚下车，就看见几个武斗打手站在大门的两边。我没有理睬他们，把自行车停好，就准备向办公室走去。 这时候，倪立根和王所民等几个造反派，叫住了我。倪立根走近我，二话不说就扭住了我的手膀子，而王所民就用绳子将我的双手捆绑起来。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是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只能连说：“别开玩笑了”！打手们回答说：“谁和你开玩笑”？“你要受审查了”！就这样，不由分说就把我推推搡搡，押往关押审查对象的屋里去，在这里还有同时被非法逮捕捆绑的炮派梁家祥。 很快的就开始了审讯，屋里是座无虚席。军代表苏宽鑑主持，苏乃一个解放军小排长，上来就敲桌子打板凳，胡乱嘶吼一通，算是给你个下马威。 我的手脖子被捆绑得很痛，根本顾不上他们的莫须有“罪行”提问。后来不知是谁，应该是同情我的人，帮我松了绑。我这才回过神来，被他们围在中间，回答他们的提审。我发现，问来问去，他们自己都不知我问题的要害是什么！有人问：你上护校时，政治考了98分，说明你在政治上别有用心！另一个人意识到这人的问题有不妥，因为政治课是解放后才设的，民国时期学校里没有政治课，赶紧岔开话题，问：你探亲回来，一个星期没有上班，干什么去了？我回答：生病了，在家养病。有医生开的病假证明。他们又问：为什么你以前积极，现在不积极了？我说我厌倦了派性斗争。 苏宽鑑就开始吼叫：她不交代要害问题，把她吊起来！参加陪审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听他的，把我吊起来。恐怕是我平素里没有和谁过不去，没有结仇之故吧！毕竟，广播电台的知识分子还是占群众大多数，捆绑吊打之类，他她们还是下不了手。 后来军代表应该是发现光靠吼叫吓不倒我，问不出什么他们想要的线索。知道这样审问行不通。只好草草收兵。把我锁在一间房间里。从此，上食堂，上厕所，都失去了人身自由，随时有人尾随。两天后，放松了管制，叫我与那些局和台里被打倒的干部们以及三十几个-“牛鬼蛇神”们，一起劳动。这时候，离开了囚室的我才在机关劳动过程中，看到每个字比方桌还大的两条大字标语写在办公楼前的路面：挖出隐藏最深最深的反革命孙映芳！把反革命分子孙映芳揪出来！ 这顶莫须有反革命的大帽子，对我而言，犹如泰山压顶，压迫得我心脏仿佛都要从胸腔里暴裂开来。我晚上在囚室地铺上赶写材料，质问他们：凭什么定性我是反革命分子？你们拿出证据来！当然，他们拿不出证据，只好追着军代表要证据。军代表就给他的打手们打气：这是孙映芳以攻为守，你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我当时相当心急，正科下放五七干校，我又突然身陷囹圄，两个小孩子顿时没有人照料，犹如失怙。我平常又与左邻右舍没有来往，在昆明更无亲戚朋友可以托付。我家住在省委大院，文化革命中，多少孩子成为了黑崽子！现如今，我家两娃瞬间沦为了黑崽子！我能不急？我只好写信给军代表，一连几封，诉说家庭困难，请求网开一面，放我回家。我真是天真了。在这人性泯灭的时代，天翻地覆，人性都成了批判对象，我还能奢求到他们的良心发现？岂不知尔等宵小的良心早被狗吃，他们的同情心犹如天上星，谁能采摘？ 我试着求助，在文艺部时的好友，张文兰文艺编辑，此时，见着她，路上碰见，我主动向她打招呼，心想着：求她帮我带个信给我那两个突然失去父母的可怜孩子。结果，换来的是她的一声鼻音“哼”和鄙夷的眼神。对我犹如针刺一般。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向过去的熟人嘘寒问暖，打招呼。因为彼此都鄙视彼此。 我当然不服，又写信给省革委主任周兴，申诉我的冤案，控告军代表在广播电台搞扩大化。这封信是，儿子们来探亲我时，我让大儿子直接带走，亲自交到省委一号院周兴住家。因为我家当时也在省委一号院乙栋，与周兴家小洋楼很近。儿子亲手把我的申冤状交给了周兴家的卫兵。没办法，我当时犹如病急乱投医，明明知道周兴本身就是整人高手，还去恳求他主持公道！ 结果，天下乌鸦一般黑，周兴就把信转到了广播局军代表手中。这下子捅了他几爷子的马蜂窝，更加变本加厉迫害我，还在无知群众中散布舆论：孙映芳没问题？她为什么那么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