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殃及儿子 我听着儿子的控诉，眼泪不禁潸然落下。我身陷囹圄，无力保护两个年幼的儿子免受外人欺负。就给他们爸爸写信，他尽管站错队，但毕竟比我强，人身自由还是有的。信中无它,就是嘱他速速把两个有父有母的“孤儿”，接到乡下他身边去。 岂料，此信竟然被我单位造反派扣留，正科压根就没有收到过我的任何来信。 是他觉得小儿子在昆明大儿子无法照顾周全，才托人在第二批下五七干校的时候，把小儿放海顺带下来东风农场长塘子他的连队。因为，当时主管省革委干部人事的负责人是李德俊，他制定的干部政策，就是一刀切，所谓站错队，打发下乡的干部一律不再启用，随着五七干校解散，干校学员统统就近插队生产队，第一年工资照发，第二年发一半工资，第三年就彻底当回农民，自苦自吃。 闻听了李某人的干部政策，正科赶紧布局，叮嘱大儿子待在昆明，保住城市户口，以后他和小儿子回城探亲还能有个落脚处。谁知道，延儿护送放海下乡，回昆半年后，因为有个马军代表看中了我家二居室，加上家委会的老奶们又见不得延儿养狼犬，结交社会人做保护伞，把状告到了五七干校。竟然惊动高层，勒令正科限期把延儿及全部家当搬下弥勒！ 正科唯有从命，让大儿子占住城市户口的安排也就落空了！ 果不其然，不久后，五七干校解散了。正科和两个儿子就近在弥勒县新哨公社大沙冲生产队插队落户。正科虽然与公社社员同住同劳动，但他的干部十六级待遇不变，干部的定量粮油供应也不变。当时的县委，十七级，十八级的县长和县委书记很普遍。所以，大沙冲的老百姓都把他视为下放改造的“走资派”。 延儿在弥勒一中插班读书，当地同学也欺负他，经常到他宿舍均贫富，把他的牙膏，洗脸毛巾拿走不还，洗脸盆也拿走了！害他一个月没有洗过脸！这恐怕跟那时候北京蹦出个黄帅小学生，胡乱批判师道尊严，弄得全中国的老师们跟罪犯似的，哪里还敢管教学生？当然，也有老师趁机不负责任，使奸耍滑，放任学生自流。（编者注：应该是指初中学生毕业后，我以为要回家了。所以把洗漱用品送给了平素要好的本地同学，意在扶贫。岂料，学校不准我等插班就读的干部子女毕业离校，害我们在校多待了一个月。） 延儿在弥勒一中所谓就读，根本就是混日子，当中学的免费劳动力。在农场的劳动时时有之，从学校厕所挑大粪到距离几公里外的菜子哨农场，是其中最为艰苦的农活。真正在校读书学习的时间反倒不多。因为当时流行着反智的时髦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无用论甚嚣尘上，教师和学生们深受其害。 最最荒唐的是：文革后期又要恢复高中学制，然而，却没有延儿们的份了。他爸爸觉得奇怪，就去问校长，为什么不让延儿继续升学？校长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说他爱写小说！这算什么理由？据王延说，他写过讽刺学校的小说，校长借机报复（编者注：我当时在校无聊苦闷，所以就写过纪实文学，记录下省委一号家属院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大事。结果，某次大意，没有及时收藏，被我的班主任，杨永祥发现。他事后找我私下谈话，警告我这篇处女作，放在过去反右时候，我就够格当个右派了！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报告了当时的校长杨锦武！）其未曾敢说的主要原因，还不就是排斥干部子女受教育，要把教育资源倾向贫下中农子女，搞所谓：教育歧视！后来，一同插队的杨涛去问过在新哨公社负责招生的某一中老师，他就说得更加直白：干部子女具备初中毕业文化水平足够了！把高中教育让给贫下中农子女吧！ 延儿和杨涛儿子杨筱栗后来去报名参军，也被政审唰下来！因为杨涛也是站错队的下放干部。我延儿比之筱栗还要多一个罪名：家中还有一个关，管，杀的母亲！这下真是赶尽杀绝啊！上学和当兵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明摆着就剩当个农民的一条路了。 小儿子在小学三年级下乡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解散后，来到新哨公社小学插班只有三年级！所以，整成个三年级万岁。年复一年都学三年级，令人哭笑不得。他就这样在三年级混了三年光阴！平常就跟农民孩子一样，上山拾柴，下地挖野菜，帮他爸爸做饭，等等，倒也培养了他热爱劳动的美德。直到1971年3月，全国上下开展深挖五一六运动（五，一六是文革初期由清一色干部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中期成为了反动组织）时候，干校又将已经下乡插队的干部们召集到五七干校旧址集中学习，深挖五，一六反革命成员。正科才有机会带放儿离开大沙冲生产队，回到了东风农场干校总部，鸡街铺。 再次回到干校，放儿遇见他以前的小学同学，人人都上初中了，而他还是小学三年级！这下他着急了。开始发奋自学，他父亲也拿出时间来辅导他的数学，紧紧张张突击了一个多月时间，终于把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功课全部补习完毕。等他父亲结束了集中学习之后，放儿也终于考试及格直接从小学三年级跃入了初中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