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故事27-80年代大家都希望政治体制改革

文革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文革的教训是不能再搞群众运动，其实不是。文革最大的教训是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最终都会走向灾难。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革命、民族、国家、正义、人民。只要权力失去监督，只要社会失去自由表达，只要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灾难就必然发生。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真正危险的，不是恶人，而是放弃思考的普通人。” 文革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少数疯子，而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失去了独立判断能力甚至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良知。

他们以为自己是在维护正义，却一步步走向伤害别人。文革留给中国最沉重的教训，并不是“群众运动不好”，也不仅是“个人崇拜危险”。 当政治目标被赋予绝对正确性，当权力不再受到有效制约，当不同意见被视为敌对立场，普通人就迅速成为政权暴力的帮凶！ 文革中许多施暴者，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他们是学生、工人、干部、邻居，甚至是被害者曾经最信任的人。这也是文革最值得后人警惕的地方：灾难并不总是由少数恶人突然制造，更多时候是发生在一个社会失去法治、规则和失去独立的判断。

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阻止，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只有对领导制度做出改变，才能避免这场历史的悲剧重演。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后经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纲领性文件）。讲话针对“文化大革命”教训，尖锐指出党和国家现行具体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强调，组织制度、领导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比领导人个人作风更重要。

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邓小平多次指出政治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他强调：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所有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赵紫阳主持），酝酿总体方案。这些思路体现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报告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重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

赵紫阳说党委书记、厂长都是土皇帝，所以要在企业内部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制度，来对党委书记、厂长实行制衡。职工代表大会不可以干涉工厂日常的经营，因为这样会降低它的运作效率，但是可以有否决权，比如说这个事情做得太不象话了，那么你可以有否决权，可以提出罢免（厂长、经理）。他还讲要组织独立的工会，至少要把现有的共产党所控制的工会增加自主性、独立性，工会的权力同时可以制约厂长和经理的权力。

八十年代中在北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改革”研讨会上，厉以宁说，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走在当时讨论热烈的股份制改革之前，否则股份制改革只会变成权力对公有资产的瓜分”。

80年代从最高领导人到学者都认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