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回到上海。
过去的几年里，世界突然停顿，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了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间像一条看不见的河，不知不觉地把每个人都带到了不同的地方。
因为时隔三年，所以那次回去见了很多人。朋友，亲戚，同学，熟人，还有一些新交的朋友。一个个饭局，一个个咖啡馆，老卢湾，新天地，南京路，淮海路，思南公馆，丁香花园……
经历几年的生死攸关和平淡日常，经历和感悟在人们心里堆积成山。大家渴望与人分享：说从前，说孩子，说房子，说身体，说离婚，说投资，说生死……
很多时候，我坐在那里听着不同的人说话：明亮或昏暗，拥挤或疏散，热闹或恬静，兴奋或沉闷，麻木或感动。我被淹没在讲述、交流和共情的汹涌浪潮中。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所有喧闹的深处，有一个东西。在所有的故事里，有一种相同。但是，我却看不清那是什么。
一天凌晨，我在黎明的黑暗中醒来。
打开台灯，拿起边上的一本《繁花》开始看。我翻开第一页。夜里很静，我能清晰地听到翻页的声音。读完了第一页，我关上灯，默默地看着面前的黑暗。
窗外的樟树上有只鸟叫了这一天的第一声。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那个白天里百思不得其解的迷惑：那个沉没在每个人声音下面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孤独。
小说《繁花》的第一句话：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
这里用的两个字是“经过”，不是走过，不是路过。“经过”是沪生，一个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律师奔波在上海街头的日常。
我们想象一下上海律师沪生：西装革履，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手里拿着人造革的真皮公文包。烈日当头，四周的露天菜场蒸腾着不那么让人舒服的气味。他的第一反应是加快脚步，赶快离开这里。但是这时，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
上海是个人口众多、拥挤的城市，所以也就自然成为一个熟人都市。尤其老上海，人与人之间像一张网，绕来绕去。由此上海人之间形成了非常强的关系意识。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在上海，当熟人之间介绍一个新人时，上海人很少直接说你是谁，他们更习惯说你是谁的谁：这是老房子邻居大块头的儿子；这是潘总秘书的弟媳妇侄子……
你的身份需要其他人的身份来体现，才能显出其价值。
所以陶陶一出来，没有任何关于他相貌身材的描写，而是点出人物之间的关系结构：陶陶是沪生前女友的邻居。由此，我们知道他属于沪生过去的人生。而过去是沪生不愿翻看的。但是作为一个体面的上海人，沪生不会一走了之。
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
这看上去是一句平常的陈述句，但是里面包含了八九十年代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闸蟹在这里不是大闸蟹，而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的象征：第一，大闸蟹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享受型消费。第二，吃大闸蟹不是为了吃饱，而是拆半天，肉少价贵，所以成为一种身份和情调的象征。第三，当时大闸蟹很少是自己买来吃，更多时候是送人：送领导，送客户，送长辈，送女人。
所以陶陶是站在时代前列的蟹腥气中，贩卖时代蠢蠢欲动的欲望。他热情邀请沪生进到他的摊头。他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
沪生说，我有事体。
这是一个上海式的回答：不是我不想，也不是我没空，而是有事体。一个由外界给自己行为的压力。意思是：我是想留下的，但是身不由己。这种说法既给自己留余地，也给对方面子。
可惜陶陶不吃这一套。他热情而无赖地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
我第一遍读到这里的时候笑了。菜场有什么风景？卖蟹的摊位里又有什么风景？后来重读才发现，陶陶说的根本不是风景，而是一种平时日常生活中见不到偷窥之景。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刚才不愿做一刻停留的沪生，竟然留了下来，走进了摊位。这里用了两个字“勉强”，来描述沪生改变决定的两个原因。
第一，上海人身上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不能克服的东西：叫作不好意思。它往往比意愿更有力量。它源于上海人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子。也就是不会直接拒绝别人，尤其熟人。所以很多上海人的个性里，都有一种为了面子而勉强自己的能力。年常日久这个能力完成带来一个副作用：压抑。
第二，沪生和大家一样，产生了某种好奇心：陶陶讲的看风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走进摊位，沪生才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陶陶的老婆芳妹。
就像陶陶出现的一样，小说没有写芳妹的容貌、身材，而只是用了四个字：低鬟一笑。她低头对沪生笑了笑，羞怯而温婉。
芳妹说道，沪生坐，我出去一趟。
因为人口密集，上海是个一个高度观看化的城市。人人看我，我看人人。上海女人并不是个个都长得倾国倾城，但是她们中的大部分具有某种独特的魅力，原因是她们熟练掌握了一种特殊的技能：嗲。她们知道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场，微笑，说话，离开，回头……
女人知道男人此时此刻的眼睛正在看着自己。所以芳妹的后背露出风情，在两个男人的目光注视下，像老上海月份牌里的女人，轻轻软软地缓步离开。
沪生说，身材越来越好了。陶陶不响。
这是全书的第一个“不响”。
“不响”这个词在《繁花》中总共出现1350次。在接下来的讲解中，我会把每个“不响”的含义和状态分析依次解释给大家听。
此刻这个“不响” 比较复杂：陶陶第一反应是得意，因为每个上海男人听到别人夸奖自己老婆，就会觉得自己有能力，有花头。但是，同时这里面还有些无奈和恐惧。因为一想到回家和芳妹单独相处，特别是夜晚降临，他又马上感觉不寒而栗。
陶陶和沪生说他很烦。为什么？因为芳妹每天晚上要学习。这个学习不是芳妹要学习数理化考大学，而是芳妹每天晚上都要过性生活。有时甚至一晚上要学习好几次。陶陶抱怨道：她倒是知识渊博了，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
这个信息和沪生刚才看到羞涩温婉的芳妹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沪生第一反应是觉得陶陶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举出他经手一个案例：丈夫每晚要学习，而妻子却不愿意。
陶陶把沪生的当做耳边风。他觉得每天的回家作业太多。他更喜欢那些比较清冷、不爱学习的女人：有种女人，冷清到可以看夜报，结绒线，过两分钟就讲，好了吧，快点呀。
尽管一边学习一边打毛衣难度比较高，但是上海女人以灵巧复杂著称。她们不会像很多其他地方的女人感情大开大合。她们某些时候能成功地把婚姻和性生活控制成一种管理方式和手段。不是爱，不是恨，而是保持关系的正常运转。
见面不久，陶陶一直在说话，表面上他像是在自嘲讲笑话，无病呻吟，但是实际上他在叫救命：这样的生活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吃不消了，救救我！
但是，陶陶说了这么多，却不愿意把内心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他用多话和热闹来抵抗自己生活不幸的这个真相。
有意思的是沪生的反应。陶陶说得越多，沪生越沉默。
为什么？和全国很多地方的人不一样，上海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边界感。
在繁花中的所有人物中，沪生最讲究边界感。他是个生活冷静的旁观者。他最反感的是进入别人的私生活。所以此时此刻他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谈话。但是陶陶却并不罢休，他搬出一本子虚乌有的古典生活情趣小说，清朝湖心亭主人写的《春蘭秋蕊》，开始从文学和学术高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上海男人不喜欢赤裸裸谈论欲望和性事，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让人觉自己得粗俗下流。所以他们用某些恰到好处的隐喻来点到为止，或者引用某些名著、名人的名言作为自己内心欲望的代言人。这样带一点书卷气，带一点典故，带一点腔调。所以让大家看到的不是情色，而是情调。化腐朽为神奇。
但是，沪生实在不愿听下去了。他看看手表说，我走了。
沪生现在有了第一次离开的行为。以后我们会发现整本《繁花》中沪生都在做同一件事：离开，或者准备离开。他的人生哲学是不参与他人的生活。他总是在别人情绪最强烈、要向他分享时后退一步，从来不接他人的情绪。
但是陶陶不依不饶，他要找人倾诉的愿望满溢出来。他开始现场直播昨天晚上卧室发生的事：比如昨天夜里，好容易太平了，半夜弄醒，又来了。沪生不响。
这是沪生的第一个“不响”。显示了沪生作为体面上海知识男性的典型人格：不介入他人，保持距离。所以他用这个“不响”的手指紧紧抠住门框，抵抗着陶陶将他拉进他和芳妹的卧室。但是，陶陶出乎他的意料地突然松手，露出了他内心的脆弱：一个中年男人的疲惫和无奈。
陶陶说，这种夫妻关系，我哪能办。沪生不响。陶陶说，我一直想离婚，帮我想办法。
这里出现了沪生的第二个“不响”。这个不响和前一个不响有所不同。前一个是沪生为了不介入陶陶生活的举动。这个不响对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孤独”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沪生不响是对陶陶请求的反应。他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并不相信陶陶是真的要离婚。因为生活在大都市的上海男人对失控有强大恐惧。离婚意味着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意味着失控。而上海人最怕的就是失控。小时候怕考试失控，长大后怕工作失控，结婚后怕家庭失控，老了后怕身体失控。所以他们情愿处于长期被生活碾磨的疲惫中，也不愿意失去一种薄脆的秩序感。
第二，在忍无可忍的某个时刻，陶陶最后终于对沪生展现了他内心的脆弱。但是，沪生不愿意听，也不愿意看。而此刻沪生的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是：我的生活也一团糟。但是他用沉默和逃离来拒绝和陶陶说出这句话。
定格。
此刻沪生和陶陶的心理和行为是我们感到日益孤独的两个主要原因：1. 我们找不到那个愿意听我们说你真实感受的人。2. 当我们遇到想听的人，我们却不能说出真正想说的话。
不响之后，沪生用了一句话拒绝了陶陶的求救：做老公，就要让老婆。
这句话非常沪生，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沪生的人生哲学。人生不是爱，不是激情，不是自由，而是无奈承担。
当自己的真心倾诉被对方置若罔闻，陶陶感到痛苦和愤怒。他冷笑了一下，然后说出一句狠话：要我像沪生一样，白萍出国几年了，也不离婚。
这一句话像一把匕首，扎在沪生的要害处。前面一直是陶陶在暴露自己生活中的问题，突然之间变成沪生了。这一瞬间，所有玩笑，所有抱怨，所有荤段子，突然消失了，留下几乎赤裸的沪生。沪生再次看表。但是，这次并不是准备走，而是掩饰难堪。书里用了两个字，“讪讪”，一下子把一个上海男人此时的难堪、狼狈和对生活的挫败感展现出来了。
在这一刻，两个男人生活中的困顿和失败突然被一种敌对的方式暴露无遗。他们此刻应该觉得某种不可名状的孤独。因为一个人找不到说心里话的人；一个找不到自己想和人倾诉的欲望。
但是，那只是一个瞬间。大家毕竟是成人。陶陶改变了话题，再次挽留沪生。陶陶说，此地风景多好，外面亮，棚里暗，躺椅比较低，以逸待劳，我有依靠，笃定。
于是，我们和他们一起坐在躺椅上，看着前方的风景：一个灯光明亮的舞台。
读完第一页，我把书合上。
《繁花》的第一页，其实讲的不是菜场，不是大闸蟹，不是两个坐在摊位阴影中的男人，不是夫妻生活，不是无奈婚姻，甚至不是上海。它讲的是为什么越是在热闹的人群里，我们越容易感到孤独？
哈佛大学持续八十多年的研究发现：一个人一生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财富，不是事业，也不是健康，而是人与人关系的质量。
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为一个奇怪的现象而感到迷惑：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交圈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大。每个人的社交媒体上都有成百上千的好友和各种微信群和群聊。但是我们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心理学家克兰博士（Elisabeth Crain）最近提出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友谊深度鸿沟（Friendship Depth Gap）。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人际连接，却越来越缺少真正的情感亲密。
我们真正缺少的并不是朋友。而是我们与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大部分人害怕暴露自己的内心和脆弱，因此无法与朋友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真正需要时，我们看着几百个人名的朋友圈，却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倾诉或者求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人群中感到格外的孤独。
这种孤独喋喋不休的陶陶有，沉默无语的沪生有，甚至那个只留下一个背影的芳妹也一样有。
我想起那次回上海见到的人们。他们每个人都完全不同，但是他们身上好像都有一点陶陶，也都有一点沪生。有些人在不停讲话，把气氛搞得热火朝天，让所有人都开心。有些人一直在沉默地聆听，点头微笑，最后默默离去。
也许，每个人都在对抗同一个东西：孤独。
有人用热闹对抗孤独，有人用沉默对抗孤独。而在人生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活着，相爱，得到，失去，顶着漫天的飞花，踏着遍地灰尘，试图找到那个愿意听你说你真实感受的人。但是，问题是当我们遇到那个人，我们却发现我们却不能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因为我们害怕暴露自己的脆弱和无力。
热闹中的孤独，可能就是从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开始的。因为我们害怕说出“我其实过得不好”，害怕说“我需要你”，害怕承认“我很孤独”，甚至害怕说一句最简单的话：“你能不能陪我一会儿？”于是，我们开始像陶陶一样讲笑话，讲别人，讲工作，讲孩子；或者像沪生一样点点头，看看表，说一句“我还有事体”。
我们不是没有朋友。我们只是越来越难把真正的自己交给另外一个人。
至此，《繁花》给我们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难题。
陶陶是个内心极其孤独的人。但奇怪的是，这个孤独的男人却是《繁花》里最会跟陌生人建立关系的人。他到底做了什么做到了这一点呢？
下一篇，我们继续坐在陶陶的蟹摊里，看这个卖大闸蟹的上海男人，是怎样一点一点越过人与人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最终和人建立亲密联系的。
那条线，叫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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