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田机场的夜半“一笑哈”

一九九一年的夏末，当飞机在成田机场冰冷的跑道上落地时，舷窗外已是一片漆黑。

那是晚上十点。迎接我这个迟到了整整两周的赴美留学生的，只有一条寂静的空旷廊道。所有的商店都早已关了门，卷帘门拉得严丝合缝，像一堵堵冰冷的铁壁。在这个被誉为世界中枢的机场里，此时的我，却连一杯水、一包饼干也买不到。饥饿夹杂着语言不通的茫然，在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被放大了。

我独自坐在钢质的长椅上，身边是两个死沉的、塞满了锅碗瓢盆 and 教科书的行李箱。兜里攥着几张薄薄的、被焦虑捏得变形的美元——在那个深夜，这几张绿色的纸片买不来一口面包，显得如此无用而讽刺。为了这本护照，为了那张签证，我在国内被整整拖了几个月。盖不完的公章、单位领导高高在上的刁难、摸不透的审查……眼看着美国的学校已经开学两周，那种前途随时可能化为泡影的焦灼，几乎刮去了我半条命。当我终于离境时，成田机场的深夜，用它最冷清、最荒凉的一面迎接着我。

就在我扯着干裂的嘴角有些无奈的时候，命运却在最冰冷的底色上，为我涂抹了一笔极其温柔的亮色。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韩国人走了过来。我那时在国内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陪领导做过翻译，考过了托福六百多分、GRE一千八百，我的英文与人交流问题不大。然而这位韩国老兄的英文实在够呛，我们俩鸡同鸭讲，连手势带比划，交流得万分艰难。可就是在这漏洞百出的蹩脚英文里，他神奇地听懂了我的绝境：这个中国年轻人，快饿晕了，却找不到任何吃的。

他看着我，有些吃力地用英文挤出一句话：“我去买瓶可乐给你。”

他转过身，走向了深夜里那些我以为已经死寂的角落。过了一会儿，他递过来一瓶可乐。那是一瓶在平时再普通不过的饮料，但在那一夜、在那张冰冷的长椅上，那一口带着气泡的甜，却是我这辈子喝过最香、最治愈的东西。那一股冰凉的甜美顺着喉咙咽下去，冲散了心里对未来所有的惶恐。现在想起来，我这一辈子总有贵人助力，哪怕在成田机场也不例外。可惜在仓促的转机途中，我没有留下他的联络方式，此去经年，再没有机会谢谢他。

然而，温情是短暂的。从午夜开始，直到清晨四点左右，成田机场的氛围变得有些烦人。

当时正值日本极端分子毒气袭击的阴影笼罩全国，整个机场加强了安保。在这最深沉的夜里，大厅里不断出现巡逻的日本警察。其实他们态度还好，并没有刻意刁难，只是迫于局势，必须严格执行公务。期间，警察过来盘问并查验了两次护照。在这最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两次例行检查打碎了我本就脆弱的睡眠，让人觉得十分烦躁和精疲力竭。

在警察检查的间隙，天亮登机前，我去换了日元，在机场餐厅里买了一碗普通的蛋炒饭。

那碗饭花了我大约十美元。坐在餐桌前，我吃得有点心疼。因为我算得清清楚楚，这十美元，折算下来正好相当于我当时在国内一整月的工资——那区区九十一块钱的人民币。这种现实的落差像一记重锤，让我彻底清醒地意识到：我真的已经走出来了，我正在用一种几乎破釜沉舟的代价，去赌一个未知的未来。

办不下来又怎样？卡了我半年又怎样？拖到开学两周又怎样？有深夜没水没饭、有警察查过两次耽误睡眠、甚至吃一顿饭就要花掉一个月工资又怎样？！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如今的我在大洋彼岸的安稳岁月里重新回首，那些在成田机场里积压的疲惫、饥饿、昂贵的蛋炒饭，以及那瓶可乐的余香，似乎都找到了最终的落脚点。用聂绀弩先生的那首绝唱来为那一段岁月作个总结，再合适不过：

“牛鬼蛇神第几车，屡同回首望京华。

曾经沧海难为泪，便到长城岂是家？

上有天知公道否，下无人溺死灰耶？

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

那是二十年前，聂老和包于轨被一具冰冷的手铐锁在一起、押往看守所时在屈辱与狼狈中留下的诗句。而一九九一年的我，虽然没有戴上实体的镣铐，但那几个月的围追堵截，以及成田深夜里被不断打碎的睡眠，又何尝不是被时代的隐形手铐死死锁住？“相依相靠相狼狈”，在这个寂静、冷酷的世界里，我和我的行李、我的迟到、我的疲惫，构成了最狼狈的同盟。

但那又怎样呢？在吞下最后一口昂贵的蛋炒饭、转身走向登机口的那一刻，我没有哭，更没有退缩。我只是在心底，对着这荒谬又壮阔的命运，轻轻地发出了那一声聂老式的冷笑：

“掣肘偕行一笑‘哈……’”

去向我的前途，去向我的远方。任凭命运如何掣肘，我终究还是站在了这里。成田机场的深夜与凌晨没有拦住我，未来的路，也一样拦不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