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整理自2024年写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北大化学系教师丁有骏
2026年7月
1974年冬末，为把戴宁生调回南京照顾年迈体弱多病的父母时，有人到西安交大抽调了戴宁生的秘密档案。事后那人问戴宁生：
“你认识一个叫丁有骏的人吗？”
戴宁生一时想起了在北大化学系大姐的一个同事和邻居，说：“知道有这个人。”
“你和他来往过吗？”那人接着问。
“没有，没有！”戴宁生矢口否认。
“你要提防他，”那人警告说，“你的档案里有一封他揭发你的信！”
戴宁生百思不得其解。他和这个丁有骏从来没有来往过，知道这个名字而已，有什么可被揭发的呢？他搜索枯肠，总算从遥远的记忆中理出了一些头绪来。
***
戴宁生和这位北大化学系的教师丁有骏有过两次“来往”。
第一次是1963年秋季学期。那时，戴宁生在南京十中上高中二年级，因在南京哮喘病发作得十分厉害，无法去学校上课。医生就建议他换一个环境，到干燥的北京避喘。大姐姐帮助他安排在北大附中借读。这样，戴宁生有了近半年和三姐以及大姐一家人包括大姐夫和大姐的大女儿一起生活的幸福时光。
戴宁生大姐家那时住在全斋118室一间18平米的房间里。全斋是个大四合院，院中住了很多和大姐大姐夫类似的人家，都是在屋檐下做饭，都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大姐家的西边，住的是大姐和大姐夫化学系的同事齐大荃和丁有骏夫妇。四个人原先也是北大化学系的先后同学，后来毕业后都留校当了老师。不过齐大荃和丁有骏当时大概都是政治辅导员。齐大荃是旗人的大美女，丁有骏是来自上海仪表堂堂的小赤佬。想来两家紧隔壁，戴宁生那时和这个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定彼此认识。但在戴宁生的记忆里，他们因为比戴宁生大了十来岁，所以并没有说过话。这对夫妻具体长什么样，戴宁生也想不起来了。
第二次是1966年9月下旬。那时，文革爆发伊始，戴宁生迅速站到了西交大广大“革命群众”的对立面。8月下旬他回了一趟南京。9月上旬回到西交大，西交大的文革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对戴宁生而言，也就是更加陌生了。他因而又来到了北京，那里有他的大姐和三姐。
那时，戴宁生的大姐夫在法国里昂学习。他到达全斋的那天，他大姐在郊区劳动改造，也不在家。所幸戴宁生知道大姐家在未名湖畔的一个假山石里藏有一把房门钥匙。他大姐和大姐夫的女儿本是放在南京家里的，那两天，正巧，戴宁生的一位年长的姨婆邵茹珍也要到北京去看望她的小女儿石明仪，于是就把大姐的大女儿稍带到北京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南京的父母正在蒙受文革巨大的冲击，心理上对三岁小孩的成长十分不利。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姐奉命停止了在上海生化所的合作研究项目，回到北大后，也遭受了冲击，正在劳改；女儿回到身边也是一点温暖和慰藉。
几天后，戴宁生的大姐从外地劳动改造回来，大姐对戴宁生描述了她6月10日星期五从上海回到学校的情况。她一到化学楼，就看到贴满了批判党总支书记王孝庭和副书记黄文一的大字报，以及也有给她本人贴的若干大字报，说她是校长陆平和化学系总支书记王孝庭的大红人，是黑帮爪牙，是他们的趴儿狗；勒令她揭发她的那些上级的罪行。她全斋家的门框上也贴上了批判她的对联。她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用的人物，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从她回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再也没人理她，更没人敢和她说话了。
6月18日星期六那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校园内设有许多“斗鬼台”。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让他们胸前挂上十分沉重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打到某某某”，并在名字上画上一个大红叉，把用纸做的高帽子戴在头上，抓住他们的两个胳膊向后翘起，即所谓的喷气式飞机状，把头按下并揪着他们的头发往墙上撞。“打倒走资派”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那天上午她们正在化学楼三楼政治学习，听到校园中一片喊叫声，大家要求暂时休会，希望到校园看看。大姐心中非常明白，她是不能和大家去看热闹的，弄不好也会被当场抓去批斗，但是一个人坐在会议室中发呆也很难受。正在她发楞不知所措时，比她年长的一位好心人张明哲老师乘没人看见时悄悄对她说：“赶快回家！”等大家都下楼后，她赶紧骑上自行车回到全斋，躲过了被揪上斗鬼台挨斗这一难。
午后，大姐的邻居和大学同学齐大荃和她的丈夫丁有骏回来了，他俩从头到身上都被浇上黑墨水，厕所里的纸篓子扣在他们头上，在斗鬼台上被斗了几个小时。回到全斋，大姐看到他们这个惨状十分同情，去给他们送了点吃的，他们由于没心情吃午饭，没有接收，而是忙着去换洗衣服。
就在那一天下午，一群红卫兵闯进全斋124号的葛明德家，拳打脚踢，还用皮带抽他，大姐躲在家里听到那惨叫声，心里充满了恐怖。后来忽然没声音了，事后大家才知道是他们的邻居122号的老袁出面把红卫兵给轰走了。老袁原来是志愿军，转业后在北大后勤工作。他对那群红卫兵大喊道：“你们把他葛明德打死了，就把证据打没了，谁负这个责任？”他这一吼，红卫兵就撤了。
那时，每天的政治学习就是要大姐等黑帮爪牙揭发和交代走资派的罪行，斗私批修，要他们竹筒倒豆子，灵魂深处闹革命。但是不管她再怎么交代，都说她是不老实，不触及灵魂。大姐作为另类被安排与苏勉曾、丁有骏一起扫化学楼前的马路和打扫化学楼楼道和厕所。
这么说来，大姐和丁有骏本该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难友”了。可是丁有骏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仗着是大姐的同事和紧邻，绞尽脑汁地捏造了大姐的一些所谓“罪行”，提供给红卫兵造反派的学生们，写成大字报贴出来，说戴宁生的大姐是“虐待童工的披着羊皮的狼”，想来指的是1963年大姐生大女儿后，戴宁生父母为了大姐和大姐夫能全身心地工作，请家中佣人的16岁的女儿去北京帮助照看新生儿的事情。丁有骏大概以为他这样“揭发”同学、同事、邻居和共患难的大姐的“罪行”就可以在造反派面前将功补过了吧。
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年后，当他得知戴宁生在西安交大被打成反革命后，虽然戴宁生和他几乎没有说过话，他还是主动给西安交大写了一封信去“揭发”戴宁生向他透露的“反动思想”。可是戴宁生的记忆中，他并没有和丁有骏有过任何交谈呀。他冥思苦想搜索枯肠，他隐约记得他1966年秋初去北京串联玩耍住在大姐全斋家时，有一次上公共厕所大便，正巧丁有骏也在蹲坑大便。出于对年龄大了十来岁的人的礼貌，戴宁生和丁有骏寒喧了几句话。如此而已，绝无其他来往。几句对话也只是礼貌寒喧而已，绝无其他任何内容。
中学的时候，戴宁生读过一个有关伥鬼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被老虎吃掉而变成老虎的仆役的鬼魂，常引诱人使其被老虎吃掉；也就是成语所说的“为虎作伥”。那时，戴宁生觉得那只是中国古时候诸多千奇百怪的瞎编的故事中的一个乖戾的故事。没想到他却在文革中碰到了一名活生生的伥鬼，可以算是“活见鬼”了。
1979年，戴宁生行将离开中国去美国读研究生了。他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姐的家。那时，戴宁生的大姐家住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区蔚秀园。一天下午，他正和大姐的大女儿从大姐家向蔚秀园的大门走去，迎面走来了大姐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这个同事，丁有骏。近十年过去了，圣人已死，圣人的妖婆等也已进了秦城监狱，现在戴宁生又在蔚秀园碰上了这位仪表堂堂的上海小赤佬。大姐的大女儿促掇着对戴宁生说：
“去，去问问他！都揭发了你什么？”
“没有必要了。”戴宁生淡淡地说。
他们擦肩而过，丁有骏可能已经不认得戴宁生了，他大概也不会记得他十年前写过的那封揭发信了。
大姐一家人和这位丁有骏从来没有过任何个人恩怨。这名中国最高学府的教师却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戴宁生难免对他感到一丝怜悯。然而，想到亿万同胞几代人，特别是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们，和他一样，统统被改造好了成为了非人，或正在被改造着培养者，多多少少成为丁有骏这样的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北大化学系教师丁有骏
戴宁生2022 (2026-07-21 01:53:17) 评论 (0)
【摘选整理自2024年写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北大化学系教师丁有骏
2026年7月
1974年冬末，为把戴宁生调回南京照顾年迈体弱多病的父母时，有人到西安交大抽调了戴宁生的秘密档案。事后那人问戴宁生：
“你认识一个叫丁有骏的人吗？”
戴宁生一时想起了在北大化学系大姐的一个同事和邻居，说：“知道有这个人。”
“你和他来往过吗？”那人接着问。
“没有，没有！”戴宁生矢口否认。
“你要提防他，”那人警告说，“你的档案里有一封他揭发你的信！”
戴宁生百思不得其解。他和这个丁有骏从来没有来往过，知道这个名字而已，有什么可被揭发的呢？他搜索枯肠，总算从遥远的记忆中理出了一些头绪来。
***
戴宁生和这位北大化学系的教师丁有骏有过两次“来往”。
第一次是1963年秋季学期。那时，戴宁生在南京十中上高中二年级，因在南京哮喘病发作得十分厉害，无法去学校上课。医生就建议他换一个环境，到干燥的北京避喘。大姐姐帮助他安排在北大附中借读。这样，戴宁生有了近半年和三姐以及大姐一家人包括大姐夫和大姐的大女儿一起生活的幸福时光。
戴宁生大姐家那时住在全斋118室一间18平米的房间里。全斋是个大四合院，院中住了很多和大姐大姐夫类似的人家，都是在屋檐下做饭，都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大姐家的西边，住的是大姐和大姐夫化学系的同事齐大荃和丁有骏夫妇。四个人原先也是北大化学系的先后同学，后来毕业后都留校当了老师。不过齐大荃和丁有骏当时大概都是政治辅导员。齐大荃是旗人的大美女，丁有骏是来自上海仪表堂堂的小赤佬。想来两家紧隔壁，戴宁生那时和这个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定彼此认识。但在戴宁生的记忆里，他们因为比戴宁生大了十来岁，所以并没有说过话。这对夫妻具体长什么样，戴宁生也想不起来了。
第二次是1966年9月下旬。那时，文革爆发伊始，戴宁生迅速站到了西交大广大“革命群众”的对立面。8月下旬他回了一趟南京。9月上旬回到西交大，西交大的文革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对戴宁生而言，也就是更加陌生了。他因而又来到了北京，那里有他的大姐和三姐。
那时，戴宁生的大姐夫在法国里昂学习。他到达全斋的那天，他大姐在郊区劳动改造，也不在家。所幸戴宁生知道大姐家在未名湖畔的一个假山石里藏有一把房门钥匙。他大姐和大姐夫的女儿本是放在南京家里的，那两天，正巧，戴宁生的一位年长的姨婆邵茹珍也要到北京去看望她的小女儿石明仪，于是就把大姐的大女儿稍带到北京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南京的父母正在蒙受文革巨大的冲击，心理上对三岁小孩的成长十分不利。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姐奉命停止了在上海生化所的合作研究项目，回到北大后，也遭受了冲击，正在劳改；女儿回到身边也是一点温暖和慰藉。
几天后，戴宁生的大姐从外地劳动改造回来，大姐对戴宁生描述了她6月10日星期五从上海回到学校的情况。她一到化学楼，就看到贴满了批判党总支书记王孝庭和副书记黄文一的大字报，以及也有给她本人贴的若干大字报，说她是校长陆平和化学系总支书记王孝庭的大红人，是黑帮爪牙，是他们的趴儿狗；勒令她揭发她的那些上级的罪行。她全斋家的门框上也贴上了批判她的对联。她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用的人物，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从她回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再也没人理她，更没人敢和她说话了。
6月18日星期六那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校园内设有许多“斗鬼台”。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让他们胸前挂上十分沉重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打到某某某”，并在名字上画上一个大红叉，把用纸做的高帽子戴在头上，抓住他们的两个胳膊向后翘起，即所谓的喷气式飞机状，把头按下并揪着他们的头发往墙上撞。“打倒走资派”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那天上午她们正在化学楼三楼政治学习，听到校园中一片喊叫声，大家要求暂时休会，希望到校园看看。大姐心中非常明白，她是不能和大家去看热闹的，弄不好也会被当场抓去批斗，但是一个人坐在会议室中发呆也很难受。正在她发楞不知所措时，比她年长的一位好心人张明哲老师乘没人看见时悄悄对她说：“赶快回家！”等大家都下楼后，她赶紧骑上自行车回到全斋，躲过了被揪上斗鬼台挨斗这一难。
午后，大姐的邻居和大学同学齐大荃和她的丈夫丁有骏回来了，他俩从头到身上都被浇上黑墨水，厕所里的纸篓子扣在他们头上，在斗鬼台上被斗了几个小时。回到全斋，大姐看到他们这个惨状十分同情，去给他们送了点吃的，他们由于没心情吃午饭，没有接收，而是忙着去换洗衣服。
就在那一天下午，一群红卫兵闯进全斋124号的葛明德家，拳打脚踢，还用皮带抽他，大姐躲在家里听到那惨叫声，心里充满了恐怖。后来忽然没声音了，事后大家才知道是他们的邻居122号的老袁出面把红卫兵给轰走了。老袁原来是志愿军，转业后在北大后勤工作。他对那群红卫兵大喊道：“你们把他葛明德打死了，就把证据打没了，谁负这个责任？”他这一吼，红卫兵就撤了。
那时，每天的政治学习就是要大姐等黑帮爪牙揭发和交代走资派的罪行，斗私批修，要他们竹筒倒豆子，灵魂深处闹革命。但是不管她再怎么交代，都说她是不老实，不触及灵魂。大姐作为另类被安排与苏勉曾、丁有骏一起扫化学楼前的马路和打扫化学楼楼道和厕所。
这么说来，大姐和丁有骏本该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难友”了。可是丁有骏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仗着是大姐的同事和紧邻，绞尽脑汁地捏造了大姐的一些所谓“罪行”，提供给红卫兵造反派的学生们，写成大字报贴出来，说戴宁生的大姐是“虐待童工的披着羊皮的狼”，想来指的是1963年大姐生大女儿后，戴宁生父母为了大姐和大姐夫能全身心地工作，请家中佣人的16岁的女儿去北京帮助照看新生儿的事情。丁有骏大概以为他这样“揭发”同学、同事、邻居和共患难的大姐的“罪行”就可以在造反派面前将功补过了吧。
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年后，当他得知戴宁生在西安交大被打成反革命后，虽然戴宁生和他几乎没有说过话，他还是主动给西安交大写了一封信去“揭发”戴宁生向他透露的“反动思想”。可是戴宁生的记忆中，他并没有和丁有骏有过任何交谈呀。他冥思苦想搜索枯肠，他隐约记得他1966年秋初去北京串联玩耍住在大姐全斋家时，有一次上公共厕所大便，正巧丁有骏也在蹲坑大便。出于对年龄大了十来岁的人的礼貌，戴宁生和丁有骏寒喧了几句话。如此而已，绝无其他来往。几句对话也只是礼貌寒喧而已，绝无其他任何内容。
中学的时候，戴宁生读过一个有关伥鬼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被老虎吃掉而变成老虎的仆役的鬼魂，常引诱人使其被老虎吃掉；也就是成语所说的“为虎作伥”。那时，戴宁生觉得那只是中国古时候诸多千奇百怪的瞎编的故事中的一个乖戾的故事。没想到他却在文革中碰到了一名活生生的伥鬼，可以算是“活见鬼”了。
1979年，戴宁生行将离开中国去美国读研究生了。他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姐的家。那时，戴宁生的大姐家住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区蔚秀园。一天下午，他正和大姐的大女儿从大姐家向蔚秀园的大门走去，迎面走来了大姐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这个同事，丁有骏。近十年过去了，圣人已死，圣人的妖婆等也已进了秦城监狱，现在戴宁生又在蔚秀园碰上了这位仪表堂堂的上海小赤佬。大姐的大女儿促掇着对戴宁生说：
“去，去问问他！都揭发了你什么？”
“没有必要了。”戴宁生淡淡地说。
他们擦肩而过，丁有骏可能已经不认得戴宁生了，他大概也不会记得他十年前写过的那封揭发信了。
大姐一家人和这位丁有骏从来没有过任何个人恩怨。这名中国最高学府的教师却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戴宁生难免对他感到一丝怜悯。然而，想到亿万同胞几代人，特别是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们，和他一样，统统被改造好了成为了非人，或正在被改造着培养者，多多少少成为丁有骏这样的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北大化学系教师丁有骏
2026年7月
1974年冬末，为把戴宁生调回南京照顾年迈体弱多病的父母时，有人到西安交大抽调了戴宁生的秘密档案。事后那人问戴宁生：
“你认识一个叫丁有骏的人吗？”
戴宁生一时想起了在北大化学系大姐的一个同事和邻居，说：“知道有这个人。”
“你和他来往过吗？”那人接着问。
“没有，没有！”戴宁生矢口否认。
“你要提防他，”那人警告说，“你的档案里有一封他揭发你的信！”
戴宁生百思不得其解。他和这个丁有骏从来没有来往过，知道这个名字而已，有什么可被揭发的呢？他搜索枯肠，总算从遥远的记忆中理出了一些头绪来。
***
戴宁生和这位北大化学系的教师丁有骏有过两次“来往”。
第一次是1963年秋季学期。那时，戴宁生在南京十中上高中二年级，因在南京哮喘病发作得十分厉害，无法去学校上课。医生就建议他换一个环境，到干燥的北京避喘。大姐姐帮助他安排在北大附中借读。这样，戴宁生有了近半年和三姐以及大姐一家人包括大姐夫和大姐的大女儿一起生活的幸福时光。
戴宁生大姐家那时住在全斋118室一间18平米的房间里。全斋是个大四合院，院中住了很多和大姐大姐夫类似的人家，都是在屋檐下做饭，都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大姐家的西边，住的是大姐和大姐夫化学系的同事齐大荃和丁有骏夫妇。四个人原先也是北大化学系的先后同学，后来毕业后都留校当了老师。不过齐大荃和丁有骏当时大概都是政治辅导员。齐大荃是旗人的大美女，丁有骏是来自上海仪表堂堂的小赤佬。想来两家紧隔壁，戴宁生那时和这个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定彼此认识。但在戴宁生的记忆里，他们因为比戴宁生大了十来岁，所以并没有说过话。这对夫妻具体长什么样，戴宁生也想不起来了。
第二次是1966年9月下旬。那时，文革爆发伊始，戴宁生迅速站到了西交大广大“革命群众”的对立面。8月下旬他回了一趟南京。9月上旬回到西交大，西交大的文革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对戴宁生而言，也就是更加陌生了。他因而又来到了北京，那里有他的大姐和三姐。
那时，戴宁生的大姐夫在法国里昂学习。他到达全斋的那天，他大姐在郊区劳动改造，也不在家。所幸戴宁生知道大姐家在未名湖畔的一个假山石里藏有一把房门钥匙。他大姐和大姐夫的女儿本是放在南京家里的，那两天，正巧，戴宁生的一位年长的姨婆邵茹珍也要到北京去看望她的小女儿石明仪，于是就把大姐的大女儿稍带到北京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南京的父母正在蒙受文革巨大的冲击，心理上对三岁小孩的成长十分不利。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姐奉命停止了在上海生化所的合作研究项目，回到北大后，也遭受了冲击，正在劳改；女儿回到身边也是一点温暖和慰藉。
几天后，戴宁生的大姐从外地劳动改造回来，大姐对戴宁生描述了她6月10日星期五从上海回到学校的情况。她一到化学楼，就看到贴满了批判党总支书记王孝庭和副书记黄文一的大字报，以及也有给她本人贴的若干大字报，说她是校长陆平和化学系总支书记王孝庭的大红人，是黑帮爪牙，是他们的趴儿狗；勒令她揭发她的那些上级的罪行。她全斋家的门框上也贴上了批判她的对联。她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用的人物，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从她回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再也没人理她，更没人敢和她说话了。
6月18日星期六那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校园内设有许多“斗鬼台”。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让他们胸前挂上十分沉重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打到某某某”，并在名字上画上一个大红叉，把用纸做的高帽子戴在头上，抓住他们的两个胳膊向后翘起，即所谓的喷气式飞机状，把头按下并揪着他们的头发往墙上撞。“打倒走资派”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那天上午她们正在化学楼三楼政治学习，听到校园中一片喊叫声，大家要求暂时休会，希望到校园看看。大姐心中非常明白，她是不能和大家去看热闹的，弄不好也会被当场抓去批斗，但是一个人坐在会议室中发呆也很难受。正在她发楞不知所措时，比她年长的一位好心人张明哲老师乘没人看见时悄悄对她说：“赶快回家！”等大家都下楼后，她赶紧骑上自行车回到全斋，躲过了被揪上斗鬼台挨斗这一难。
午后，大姐的邻居和大学同学齐大荃和她的丈夫丁有骏回来了，他俩从头到身上都被浇上黑墨水，厕所里的纸篓子扣在他们头上，在斗鬼台上被斗了几个小时。回到全斋，大姐看到他们这个惨状十分同情，去给他们送了点吃的，他们由于没心情吃午饭，没有接收，而是忙着去换洗衣服。
就在那一天下午，一群红卫兵闯进全斋124号的葛明德家，拳打脚踢，还用皮带抽他，大姐躲在家里听到那惨叫声，心里充满了恐怖。后来忽然没声音了，事后大家才知道是他们的邻居122号的老袁出面把红卫兵给轰走了。老袁原来是志愿军，转业后在北大后勤工作。他对那群红卫兵大喊道：“你们把他葛明德打死了，就把证据打没了，谁负这个责任？”他这一吼，红卫兵就撤了。
那时，每天的政治学习就是要大姐等黑帮爪牙揭发和交代走资派的罪行，斗私批修，要他们竹筒倒豆子，灵魂深处闹革命。但是不管她再怎么交代，都说她是不老实，不触及灵魂。大姐作为另类被安排与苏勉曾、丁有骏一起扫化学楼前的马路和打扫化学楼楼道和厕所。
这么说来，大姐和丁有骏本该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难友”了。可是丁有骏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仗着是大姐的同事和紧邻，绞尽脑汁地捏造了大姐的一些所谓“罪行”，提供给红卫兵造反派的学生们，写成大字报贴出来，说戴宁生的大姐是“虐待童工的披着羊皮的狼”，想来指的是1963年大姐生大女儿后，戴宁生父母为了大姐和大姐夫能全身心地工作，请家中佣人的16岁的女儿去北京帮助照看新生儿的事情。丁有骏大概以为他这样“揭发”同学、同事、邻居和共患难的大姐的“罪行”就可以在造反派面前将功补过了吧。
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年后，当他得知戴宁生在西安交大被打成反革命后，虽然戴宁生和他几乎没有说过话，他还是主动给西安交大写了一封信去“揭发”戴宁生向他透露的“反动思想”。可是戴宁生的记忆中，他并没有和丁有骏有过任何交谈呀。他冥思苦想搜索枯肠，他隐约记得他1966年秋初去北京串联玩耍住在大姐全斋家时，有一次上公共厕所大便，正巧丁有骏也在蹲坑大便。出于对年龄大了十来岁的人的礼貌，戴宁生和丁有骏寒喧了几句话。如此而已，绝无其他来往。几句对话也只是礼貌寒喧而已，绝无其他任何内容。
中学的时候，戴宁生读过一个有关伥鬼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被老虎吃掉而变成老虎的仆役的鬼魂，常引诱人使其被老虎吃掉；也就是成语所说的“为虎作伥”。那时，戴宁生觉得那只是中国古时候诸多千奇百怪的瞎编的故事中的一个乖戾的故事。没想到他却在文革中碰到了一名活生生的伥鬼，可以算是“活见鬼”了。
1979年，戴宁生行将离开中国去美国读研究生了。他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姐的家。那时，戴宁生的大姐家住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区蔚秀园。一天下午，他正和大姐的大女儿从大姐家向蔚秀园的大门走去，迎面走来了大姐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这个同事，丁有骏。近十年过去了，圣人已死，圣人的妖婆等也已进了秦城监狱，现在戴宁生又在蔚秀园碰上了这位仪表堂堂的上海小赤佬。大姐的大女儿促掇着对戴宁生说：
“去，去问问他！都揭发了你什么？”
“没有必要了。”戴宁生淡淡地说。
他们擦肩而过，丁有骏可能已经不认得戴宁生了，他大概也不会记得他十年前写过的那封揭发信了。
大姐一家人和这位丁有骏从来没有过任何个人恩怨。这名中国最高学府的教师却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戴宁生难免对他感到一丝怜悯。然而，想到亿万同胞几代人，特别是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们，和他一样，统统被改造好了成为了非人，或正在被改造着培养者，多多少少成为丁有骏这样的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