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刻苦的四年

我父亲找了一个熟人，搭他的便车到衢州，再送我上火车。记得在衢州街头，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汽车，眼睛都忙不过来。好几次差点走到车前，都是父亲一把把我拉住，才没有出事。

我肩上扛着箱子，手里提着被子，走出火车站。站前聚集着不少迎接新生的高年级学生，有的站着招呼，有的坐在卡车上。我用还不太利索的普通话报出系科，很快就被接到了学校。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刚入学时，我们住在学校印刷厂楼上的宿舍。全班连同走读生共有109人，其中男生80多人，大部分男生都住在这里。宿舍没有隔间，一排排双层木床整齐摆放。我睡下铺，上铺是宋庆。

我们的班主任是张文源老师，七四级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是上海下放到江西的知青。班长张广源也是上海知青，团支书罗颠生入学前担任大队书记。班里共分八个组，从入学一直保持到毕业，班上的各种活动基本都以组为单位进行。老三届学生（大多已经结婚）基本上每组有三人；女生人数略少于老三届，也差不多每组三人。我被分在第八组，组长是文后秋同学。

到了夏天，总算体会到了什么是火炉。不只是白天，晚上还要一样的闷热。我尝试过在草席上洒水，但几分钟后就没有了凉意。我也和同学一起上泊油屋顶睡过，睡之前浇了不少凉水，可地面还是照样发烫。就像烙饼一样，上凉下热。还有同学跑到广场去睡过，结果早上起来，发现裤子被偷了。

七八十年代，放暑假都是在七月二十号左右，放假前的几个学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后来每年一到夏天，我都吃不好、睡不好，体重要掉十多斤。

写了南昌的热，也顺便写一下南昌的冷。第一年冬天我看到很多同学生冻疮，我还觉得自己挺厉害。谁知第二年冬天我也没能幸免。生冻疮的手又红又肿，还很痒，真不是滋味。我们读初中、高中时也不能烤火，却不会生冻疮。按理说，南昌位于婺源以南，冬天气温应该不会更低。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南昌反而容易生冻疮，也许与湿度较大有关。

我们在印刷厂楼上住了一个学期就搬到了第七宿舍。我们班都住在一楼，八组住在最西头。每个房间住六人，三个双层床，三张桌子，两个箱架。三张桌子并排摆着，桌子的两头有抽屉。宋庆和我还是上下铺。

上课的教室是一间宽大的阶梯教室。开学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相对于老三届同学，我有太多知识没有学过，心里非常着急。老师们因为多年后第一次面对通过高考录取的学生，也充满了热情，晚上常常主动给我们补课。老师晚上给学生补课的事一直延续的第二学年。

我熄灯后还曾打着手电筒继续看书。大家还四处搜集全国各省的高考试题和其他复习资料，寄给仍在准备高考的亲友。

期中考试时，我觉得数学题并不难，以为人人都会考九十分以上。我确实考了九十多分，却不是“人人”。从那以后，我的数学成绩便一直名列班级前茅。

一九七八年，江西师范学院还有一个校办农场，叫白马山农场。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正值花生收获季节，学校组织我们到农场劳动。劳动持续了两个星期，主要是收花生和榨花生油。榨油前还要经过炒花生、碾花生等工序。榨油时，我们还用刚榨出来的花生油炸馒头吃。

我们住在一楼，蚊子比较多。期间还听说班上一位女同学上厕所时被蛇咬了，好像不是毒蛇。劳动结束时，学校为大家加了餐，好像还准备了酒，大家吃得十分尽兴。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比较愉快的经历，也是我大学四年里唯一的一次劳动。

我们也参加过军训，内容主要是列队、走正步之类，最后还进行了真枪实弹的射击。记得每人五发子弹，我打了四十环。

学校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文艺会演，由各班准备节目，再以系为单位评出名次。数学系好像连续几年都获得了第一名，我们班的阮宝根同学是最大的功臣。阮宝根来自九江文工团，吹笛子、拉小提琴都十分出色，水平比音乐系的学生还高。但他更喜欢数学，因此从文工团考入了数学系。他被分在七组，宿舍就在我们隔壁。阮同学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位高度近视的人。

学校有一个标准的田径运动场。学校每年都会举行一次运动会，数学系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我对此毫无贡献。大学前两年有政治课和体育课，我的体育课大部分项目都是老师勉强让我及格的。只有中长跑是货真价实的成绩，因为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每天早上广播一响，我就会到运动场跑上四圈（一千六百米）。南昌其他一些高校还会借用我们的运动场举行校运动会。

此外，学校礼堂每个周末都会放电影。电影票由各班宣传委员发给各个组。所放映的电影很有水准，基本上都是当时比较优秀的影片，其中也包括一些译制片。我至今还记得《追捕》《望乡》《大篷车》《流浪者》《摩登时代》等影片，国内新上映的一些优秀影片也能够看到。

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四元五角，三十五斤粮票。每个月，这些钱和粮票都会换算成饭票和菜票，由生活委员发到每个同学手中。饭票按每斤一角七分计算。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每月还能领到几元钱的助学金。助学金的等级由各组评定，我好像没有拿到最高一档，当时还觉得挺委屈。其实大多数同学手头都比较紧，也都觉得自己最困难。

食堂早上供应黑馒头和稀饭。馒头每个收一两饭票和二分钱菜票。平常的菜没有肉，油水也不多，每份大约一角钱。每个星期各有一次早餐和晚餐加餐，是同学们最盼望的。加餐时另发加餐票，每人凭票供应一份。早餐加餐是三个肉包子，晚餐加餐是红烧肉。包子每个好像收一两饭票和五分钱菜票；红烧肉每份两角钱。

吃包子的第二天早晨，总会有人提前去排队，希望买到头一天剩下的包子。吃红烧肉后的下一餐，也有很多人提前去排队。

放假时，学校会把假期的伙食费折合成钱和粮票发给我们，这样，回家的路费也就有了。寒假不到一个月，但那时路费便宜，火车还可以凭学生证买半票，折发的伙食费也基本够回家的路费；暑假有一个多月，伙食费当路费就绰绰有余了。火车票和汽车票加起来还不到十元，在景德镇住一晚，好像也只要几角钱。当时的旅店大多是多人间，被子也不会天天更换，但也没听说谁因此得了皮肤病。路上吃的，就是出发前在食堂买的黑馒头。

学校发生过两起令人痛心的意外事故。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的第一个学期。铁路就在学校旁边，我们去市区的第四交通路，需要穿过铁路。一天晚上，三位同学去看电影。他们穿越铁路时，没有注意到迎面驶来的火车。据说，走在前面的侥幸通过了铁轨，走在后面的看到火车后停住了脚步，走在中间的那位来不及躲避，当场被火车轧死。

后来，食堂又发生了一起悲剧。一位学徒工在操作和面机时，不慎被机器绞了进去，最后窒息身亡。按理说，如果当时有人在旁边及时关掉机器，也许悲剧可以避免，但具体情况我们并不清楚。那位学徒工平时对学生的态度不太好，事后听说，有些学生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

对我的世界观产生第一次重大冲击的，当属马康年事件。

在这之前，先有“两个凡是”，后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于一九七七年初提出的。但在我看来，此后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遵循“两个凡是”，例如我所经历的教师培训、担任中学教师，以及恢复高考等。我一直认为，“两个凡是”更多是为了安抚毛泽东的追随者，毕竟刚刚被抓捕的“四人帮”中，还有毛的妻子江青。

随后，又出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邓小平一派为突破“两个凡是”而提出的。当时大学里虽然还有劳动、军训等活动，但政治气氛已经比过去宽松得多，学生开始有了自由选举的机会。马康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竞选讲台。

马康年好像是历史系七七级的，在一九七八年的第二个学期，他主动出来竞选东湖区人大代表。我们学校属于东湖区，有一个人大代表名额。代表官方参选的是何小平。马康年能说会道，在大教室里进行过几次演讲和辩论。我记得，他当时还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并对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不出意外，马康年最终当选为东湖区人大代表。

然而，这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提出了“四个坚持”，言论空间开始收紧，北京西单民主墙也随后被关闭。马康年受到处分，至于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是否也被取消，我已经记不清了。官方候选人何小平后来则留校工作。当时，我和班主任闲聊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共产党领导下所谓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马康年的竞选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律和程序，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最后仍然可以因为政治风向的改变而受到处分。那时我开始思考，“四项基本原则”与“两个凡是”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在我看来，它们更多只是不同政治力量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

现在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错误的。人的实践是非常有限的，很多真理是无法用实践去检验的，而是要用信心或者理性的思考接受的。数学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数学理论无需经过实践便可以通过严密的逻辑证明成立，并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人类的发展，无论是科技方面，还是人文、法律方面，往往都是先接受“真理”，然后通过实践去实现它。

在我的同学中，我的上铺宋庆值得多花一点笔墨。宋庆是我们组唯一不是来自农村的同学，家境也比较宽裕。他在数学课程上没有下太大的功夫，除了上课和完成作业，其余时间几乎都在阅读文学名著。用他自己的话说，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都快让他看完了。他读书时还会认真做笔记。我们也偶尔听他谈论读过的作品，比如《基督山伯爵》。他还说过，毛的大部分诗词都是抄的。我回国时听说，他是某家（或多家）数学杂志的著名写手。这倒不令人意外。凭他扎实的数学专业训练，加上深厚的文学功底，成为数学杂志的优秀写手几乎是必然的。

有一次，好像是在冬天，我来了客人，宋庆正好不在。客人睡我的下铺，我便睡到他的上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又软又暖和的被子，至今印象深刻。

上了大学之后，回家也更受人重视了。过年时，大多数人家都会相互请客。因为我父亲在外工作，和其他在外工作的人互相请客，也算是礼尚往来，只要他们回乡过年或探亲。以前我去请他们时，怎么请都请不来，非得我父亲亲自去请不可。我上大学以后，就可以轻松把他们请来了。

大概是上大学的第二年，我们村一户人家的余屋落成，请了两桌客人。上桌坐的是师傅和自己人，我也被安排到了上桌。不知是谁提议，每个人都必须把杯里的酒喝干，整桌人才倒下一杯，否则就得钻桌子。喝到第二杯时，主人的女婿便钻了桌子。其他人都硬撑着，我也是。后来听说，那一桌喝掉了七瓶白酒，虽然并不是绝对平均，因为另外还给两位师傅各敬了几杯。那一桌实际上只有七个人喝酒，我至少也喝了七八两。那种走起路来轻飘飘，没有头疼，也没有呕吐，却总想不停抽烟的感觉，一生中只有那一次。

暑假去看望祖母及叔叔们，也顺路看望我妈的婶婶“炳兰婆”。炳兰婆家对面的男主人给我拿来一蝶刚成熟的李子。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成熟的李子，觉得非常好吃。以前也见过李子，都是没等到成熟就被摘光了，没成熟的李子很涩嘴。吃李子倒不一定与我考上大学有关系。他们的儿子江观林后来也考取了大学（或是中专），我们保持来往了一段时间。我回国时还见过他。

再回到学习。考试时，我经常是第一个交卷，却很少拿到100分。我丢三落四，考试时总会忽略几个容易的细节。从初中开始一直如此，直到今天做一些事情时还是这样。

我之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一方面的确是做完了，也检查过，自认为没有问题；另一方面，是不喜欢别人抄我的试卷。老师监考通常不会太严，我的试卷被旁边的人抄是常有的事。大家都是同学，甚至还是同组，不好拉下面子，只好早早交卷。

我的考试也不是每次都一帆风顺，也经历过两次滑铁卢。

一次是微积分期末考试。考题要求证明一个定理。我向来不喜欢背书，只喜欢做题，而那个定理的证明恰恰是我没有掌握的部分。那个证明占了二十分，那次我只考了七十多分。考完以后，老师最后还是给了我优秀，并特意安慰我，让我不要放在心上，暑假好好休息。

另一次的代数考试更惨。我做题一般都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着来。前面有一道题是求一元三次方程的根，不是那种通过分解因式就能解的方程，而是需要一步一步地死算。我做了几遍，结果都不一样，时间全耗在这道题上了。直到老师提醒考试时间快到了，我才决定放弃。看到后面的题目全都会做，可就是没有时间写了。那次只考了六十几分，老师最后也还是给了我优秀。

我也有几次让老师印象深刻的时候。一次高等几何考试，又是考定理的证明。我还是没有记住书上的证明，但这一次没有被难住，而是用另一种方法把定理证明了出来。改卷老师显然很惊讶，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老师。以至于多年后我回国与老师们聚会时，还有老师在饭桌上提起这件事。

我的老乡詹志春老师，是七六级的班主任。他逢人便说我读书如何厉害。有婺源老乡来找他时，他基本上都会叫我过去一起吃饭。我第一次喝醉酒，就是在他那里。后来他改行从事行政工作，每当我需要他帮助时，他总会伸出援手。直到今天，我们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也正因为詹老师的宣传，他班上的学生丁树良有一次遇到一道不会做的数学题，便通过他来请教我。后来，我和丁树良也成了挚友。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系里把胡克先生从奉新请了出来。胡老师原是陈建功的学生，而陈建功是与苏步青齐名的老一辈数学家。胡老师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奉新老家放牛。来到系里后，他先选了几位老师（林金榕、翟宗珊、邓声南），指导他们开展研究。他们发表文章时，就署名“林宗南”。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曾被打成右派的倪国熙老师也来到系里。四年级时，胡老师和倪老师为我们班和七八级合开选修课。胡老师讲《数学分析》，倪老师讲《线性代数》。《线性代数》我没有正式选修，只是旁听。他们开设选修课的目的，是想挑选几位研究生。

《线性代数》的第一次考试，也是期中考试，只有两个人及格：旁听的我，以及七八级的张和平。我好像考了六十多分，张和平可能是八十多分。

在《线性代数》课上，还有一件事至今让我有些不能释然。一次，倪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让大家思考。我很快就做出来了，便把解法告诉了旁边的一位同学。等倪老师问谁做出来了时，那位同学第一个举起了手。

正式选修的《数学分析》，考试成绩我倒没有什么印象了。胡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招了一位研究生，名叫叶中秋。叶师兄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为人非常忠厚。后来，胡老师又从我们当中挑选研究生，我和另一位同学被他“看上了”。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段时间里，我有时候做梦都能解题。真正体会到了徐迟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对陈景润的一些描写。快毕业时，我顺理成章地报考了胡老师的研究生，并被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