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大跃进的发生并非偶然！那年三月份，惊蛰节令刚过去，孙汝贵就开始玩新花样了！他召集干部开会，布置农民育秧。
各个村干部都被孙汝贵的权势压服了，谁也不敢在会上提出反对意见。散会后，立刻对各村村民传达了孙县委的指示，安排社员们连夜撒种。老年农民都在心里嘀咕：春天还有倒春寒，谷种过早地播下去，秧苗要被霜扎（云南方言：冻。）死。结果，只会是白费力气，浪费子种！可是，没有人敢公开说出口来。因为是孙汝贵的命令，哪个敢违抗？撒就撒呗！与天斗变成听天由命。
果然，第一批谷种播下田中，刚露出嫩芽，结果，寒潮一来，一场霜冻，谷秧全死了！
然后是第二批谷子撒下去，结果还是一样，老天爷不给脸，寒潮照来不误，嫩绿的秧苗又遭灭顶。
第三次播种，才算是对准了节令，秧苗顺应了气候得以茁壮生长。
当时，大跃进的苗头已经显现，凡事就喜欢与天斗，一昧蛮干，要抢节令，不顾自然规律种田。干部瞎指挥，赶马车的指挥盘田土的种田，焉能不闹笑话？想要早种早收，立意是不错，但你其它措施没有跟上？寒潮不是不可以防，问题是：你的地膜在哪里？这样的瞎胡闹，只能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我在六街乡，看到了农民的善良，也看到了农民的愚昧，没有一点反抗精神。明明知道，上级在瞎搞，也不出气，跟着瞎搞就是，任人摆布，反正又不是我家的谷子！很容易就屈服于干部的淫威。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之后，全国的报纸和广播里，开始提出冒进口号，诸如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啦！”“赶英超美”啦，等等，豪言壮语。中国大跃进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这次会议摘要如下：中国的工业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农业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发展规划基础上，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
这些国家领导人想当然拍脑门想出来的愿景，喊喊口号，过过干瘾，也就算了。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广播里，宣传火力全开，左倾冒进的错误很有市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全都沦陷于“大跃进”的狂澜。
从中央到地方，还是有些头脑冷静的人，对此揠苗助长似的冲动提出过疑问。
然而，无奈何，主要领导人执迷不悟，这些人反被斥之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而被加以批判。在我们下放的农村，秧田里出现了“插红旗，拔白旗”的牌子。农户的院墙上贴满了“赶英超美”的大标语。左倾冒进的行动如潮水般在中国大地蔓延。
当时的跃进风，共产风刮得老百姓晕头转向。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也被这股政治飓风吹得迷迷糊糊。
我本人困惑不解：中央的计划离开现实实在太远了！我眼前的农村是：文盲遍地，温饱尚未解决，多数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种田靠耕牛，种地靠锄头，农业机械化连影子都没有！如何去赶超超级大国？想想自己学过的政治理论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的条件：1，科学技术的极大提高，2，物质生产极大的丰富，3，人民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
列宁也说过：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实际上，但凡有点生活常识的人，用脑子仔细想想，都会发现中央的号召与现实相差了十万八千里。理论和现实一点也对不上号。
但是，经过了反右的打击，当那大跃进狂澜再次席卷全中国的时候，谁敢顶风说个不字？我本人就因为在整风运动中，根据党的要求，提了两条并非尖锐的意见，就被反右时视为了叛逆，由中央下放到云南，再由省级单位下放到农村！
所以说，算了吧！明哲保身，言多必失，管你是上九天揽月，还是下远洋捉蛟！我要吸取1957年的教训，谨言慎行。随大流，别人怎样，我怎样，随波逐流可保平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