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下放晋宁当农民   在云南工人日报编辑部讨论下放人员名单时，跟我们一块从北京下放云南的郭桑，第一个发言："孙映芳在北京工人日报时，在整风中有右派言论，应该首先下放，劳动改造。“他的发言，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给报社许多并不认识我的同事，都知道了我。 时隔三十多年后，在1987年，前工人日报社记者，黄登科见了我，还记得这件事。他问我：”是郭桑提出你应该第一个下放，我才知道了你。你恨不恨郭桑？“ 我说：”我不恨他。当时，就是那种政治气氛，他不在会上提出来，我档案里有一张字条，那上面已经定了我的罪名，我是在劫难逃啊！“”再说，郭桑后来不也是被下放到大理下关去当中学教员了么？“黄登科接着说：”我从朱廷学那里听说，郭桑在下关一中跟他的白族女学生乱搞，被一中行政处分，降了二级工资。后来那个女生给他生了个女儿，再后来又跟一个比郭桑年轻的人，私奔去了贵州。所以，郭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所以说，郭桑当时主动揭发我的过往，无非是想落井下石，企图自保，不料因为下放名额多，而殃及他自身而已。我当然很受刺激，但我并未起身反驳，只能用沉默来表示默认。我想全国起码要下放几千万像我这种干部，这么一大批人，都在劫难逃。所以，我无非还是随了大流。别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城里人都下乡了，我这个从农村走进城的，难道害怕再当农民吗？自己还年轻，又不怕吃苦，五亿农民都能活，我也能活！难道还不如旧社会？靠着这种从众心理，我才摆脱了只往坏处想的忧郁。 我们这群被下放工厂和农村的干部，集聚一块，商量去西山华亭寺和龙门悬岩游览一番，去散散心，呼吸些郊外的新鲜空气。那时还没有旅游的慨念，我们一行人乘坐公交车来到高墧，然后步行爬山，到了华亭寺吃个中饭。和尚做的素食红烧肘子，色香味俱佳，十分可口，令人难忘，我们吃得来津津有味。饭后，我们又去了太华寺。然后，登上了西山龙门，眺望五百里滇池，烟波浩淼，奔来眼底的风采。我顿时感觉：宇宙之伟大，个人之渺小。我们每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只有溶入大海，生命才永不枯竭，灵魂才会升华。 游西山龙门是在1957年12月底，到了1958年元旦过后，我们这批被下放工厂和农村的干部，就分手告别机关去当工人和农民了。 我们一群省级机关的下放干部，乘坐着班车，也就是公交车，来到了晋宁县。先是到县委报到。然后，由县委具体分配到其下面几个重点乡。文联的作家和画家，分配在上蒜乡，是云南省农业劳动模范李能所在的乡。而我们省工会系统的五个人，文纪律，严某某，唐熙民，李旭久和我，被分到了六街乡。 当时，六街乡的党支部书记叫做：孙汝贵。他在云南和平解放时，是个赶马车的出身。因为他的生意就是经常跑县城，上昆明，倒腾农副产品运输，与外界接触多，见多识广，思想当然较之乡下农民“解放”。所以，在云南和平解放不久，他就成为积极分子，旋即又被吸收入党。他把旧社会那套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用在当朝，竟然也吃得开，不久之后，又削尖脑袋，钻进了县委会，竟然成为了中共晋宁县县委委员。 孙汝贵当上了县委委员后，立马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乡民都怕了他。背后都骂他投机分子，土皇帝，比地主还要凶狠的共产党。 所以，1957年春天，整风运动开始后，老百姓专门给孙汝贵提了一大堆意见。孙汝贵应该也着实心慌不已。然而，过不多几日，政治风向突变，整风没见整出成效，反倒是反右在全中国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孙汝贵大难不死，疯狂报复，把给他提过意见的所有人，哪怕是农民，统统打成右派，采取了人民专政。 我们五人，初到六街乡，住在农民家，真正做到了“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田里劳动时，我看见有十几个脚带镣铐的犯人集中在一块田里劳动。我询问社员，才知道这些“犯人”，实则是原来的社员，因为整风运动给孙汝贵提过意见，反右后，全被孙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被强制进行劳动改造。 我听了社员的解释，非常震惊！一个小小乡支部书记，竟能公器私用，把公检法的职能一身兼，胆敢不经公检法程序，就把公民的人身自由剥夺！真是骇人听闻。党的基层干部如此胡作非为，其上级部门就没有人干涉过问？！我心想：过去说国民党当官的如何坏，如何鱼肉人民，我当真没有看见像孙汝贵这样作贱百姓的！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咋比旧社会的保甲长还要坏？就没有人敢管呢？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六街乡同社员同劳动期间，其他四个男同志，普遍感觉饭量与日剧增。因为，体力劳作需要大量能量补充噻！反过来，我就不对劲。饭量与日剧减，饭菜难以下咽，还口吐酸水。这种不正常的身体反应，迫使我请假返回昆明，跑到昆明医学院妇科做检查，尿检呈阳性反应。所以，出现食欲不振，口吐酸水，等现象，医生说是：妊娠反应。 我当即要求终止妊娠，请求人工流产。结果，医生说我只有一个小孩，做人流不够条件。如果你非要做的话，必须要领导批准，丈夫签字，医院才敢做，而且，人流的一切费用自理。我当时主要是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我正在下放农村，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对孩子的发育肯定有影响。所以，才不想要。但被医生一番话，才晓得有种种限制做人流，我是身不由己，非生不可！转念一想：周围的熟人朋友同事，谁家不是三四个小孩？我才一个孩子，怎能获得领导批准？丈夫签字呢？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当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已经提出中国人口需要控制的理论。然而，国家领导人却视他的人口论为异端邪说，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流毒，而痛加哒伐。反过来，号召全国人民努力造人，因为世间”只有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这种伟人的号召下，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 我只好离开医院妇科，乖乖乘坐公交车返回了六街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