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调动百万军队围剿共产党
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前夕及期间，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井岗山瑞金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蒋介石国民党先后投入了数十个师的兵力，仅在1934年5月前后就调集了31个师的兵力向共产党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进攻，采取分路包围的战略。
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其中首先以50万兵力进行《围剿》，企图将中国工农红军围歼在根据地内。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通过“甬道式”推进和层层封锁，在长征初期就开始围堵剿杀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重兵，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在1934年10月放弃苏区井岗山瑞金，开启了《长征》。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为了《围剿》和《追堵》中国工农红军，调动的兵力随着战线推移而不断变化。根据历史资料和官方统计，不同阶段的兵力部署如下：
蒋介石围剿开始阶段，亦称《第五次围剿》在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前，蒋介石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总兵力：调集了约 50万至100万 兵力。核心策略：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了数千座碉堡，企图步步为营彻底消灭工农红军。
蒋介石追击与拦截阶段，亦称《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几十万重兵封锁线，并开始长征之后，蒋介石改变策略，采取《追剿》与《堵截》相结合的剿杀红军的方式。
蒋介石派追剿主力：以薛岳为“追剿军”总司令，率领中央军主力约 10余万人（如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一路紧随中国工农红军。
同时蒋介石又命令收编的地方军阀配合：就是蒋介石同时调动各省地方实力派进行拦截，包括：《湘江战役》：调集湘、桂、粤等省兵力共约 30万至40万，在湘江两岸设置封锁线。
《四渡赤水》与入川：在云贵川地区，蒋介石通过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如滇军、川军、黔军），形成了总数约 40万 的包围圈。
《封锁线部署》：在长征初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每一道都部署了几十万兵力。
在《长征》后期，蒋介石的再一次围堵阶段。当中国工农红军接近陕北时，蒋介石又调动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胡宗南的中央军等，企图在西北地区完成最后的对红军围歼。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蒋介石直接和间接调动用于对付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兵力（含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累计达到了 100万人左右，其中长期保持在红军周边的“追堵”兵力常年在 40万 规模以上。
而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底牺牲了多少人？
1936年，伤痕累累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终于在陕北扎下根。
当时的工农红军队伍，人人带伤，满是疲惫，堪称最虚弱的时候，这一趟下来，损失到底多大，面对手握百万大军的蒋介石的围追剿杀之后，剩下几人？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总共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井岗山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即为《长征》。这次《长征》行动最初的目标是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跨越了从中国南方和西南腹地复杂险峻的地形。中国工农红军们翻越了包括老山界、五岭、乌蒙山等在内的18座主要山脉，其中多座海拔超过四千米。
中国工农红军们涉过了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4条主要江河，期间，经历了大小战斗六百余次。平均每向前推进约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牺牲如影随形。
这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中最惨烈的一役发生在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急于西渡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湘江上游的广西境内，遭遇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的联合围堵剿杀。激战持续了四昼夜，工农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和猛烈炮火下，背负伤员，在冰冷的江水中强行渡河。中国工农红军面对的《前方》是严密的地方军阀的强大火力封锁线，《后方》是紧追不舍的蒋介石中央军。
此役过后，中央工农红军兵力锐减过半，阵亡、被俘、失散者超过三万人，战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人小组领导层(李德，博古，周恩来）也不得不承认在战略上的失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湘江战役》的严重受挫，中国共产党中央迫切需要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湘江战役》的严重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央工农红军要改变策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通过批判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调整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指挥），会议扭转了长征初期严重挫折的局面，拯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纠正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使得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被官方评价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但毛泽东在党内最高职务（如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正式确立是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的。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遭受了自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损失。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但人数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军事上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向何处去？原打算往湘西一带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一战略意图，被蒋介石集团觉察，遂命“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布好口袋阵，企图让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在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上，共产党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鉴于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已被蒋介石集结重兵把守，中央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故毛泽东向党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向贵州进军，而博古、李德等人坚决反对，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由于意见不统一，故会议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但作出了西进占领贵州黎平的部署。鉴于争论仍在继续，进入贵州后，中央政治局在行军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围绕党和红军前途命运以及决策权、指挥权等问题不断展开讨论。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关于西进渡乌江北上、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决定攻入遵义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改变军事上由李德专断的状况，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两天后的1月3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月2日，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协助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6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条件。
在危急关头敢于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对党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作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的核心作用有目共睹。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进驻遵义第三天，毛泽东就在遵义全县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失败主要由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还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红军招致损失。毛泽东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建议和大多数人的发言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再印发。
遵义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后来忆述：尽管名义上他（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继续长征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长征路上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继续探索前进的方向和落脚点，一方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新的领导集体。
1月26日，毛泽东等人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中央红军到达赤水城，以阻止其北进，尾追的川军则进至土城以东地区。1月28日，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位于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趁势从侧背向中央红军发起进攻。在此境况下，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随后，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2月5日，毛泽东与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在这里，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起张闻天提出的有关变换党中央领导的问题。对这件事，周恩来曾这样回忆道：“洛甫（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尽管毛泽东此时在形式上没有“负总责”，但是毛泽东的胸怀、远见和领导能力，却得到党和红军的进一步认可。
2月8日，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该决议精神。当月，毛泽东作词一首，其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不久，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原则，以少数说服多数，使党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免遭全军覆没的危险。会后，毛泽东认为，作战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指挥需要集中，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就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红军长征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后进行的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都体现了新的作战思路，不再一味硬拼，而是力求在运动中调动和摆脱敌人。
1935年5月，为抢占大渡河上仅存的关键通道泸定桥，红军挑选了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
面对已被敌人抽走桥板、只剩下冰冷铁索的险境，他们冒着对岸密集的枪弹，攀爬铁索强行冲锋，最终夺下桥头堡，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但突击队员中有四人当场牺牲在激流之上。
除了与敌人的战斗，自然环境本身也是致命的敌人。
进入川西北后，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五座终年积雪的雪山。
空气稀薄，严重缺氧，衣着单薄的战士因体力耗尽和体温过低大量倒下。
紧接着是穿越松潘草地，这是一片广袤的泥泞沼泽地带。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暗藏杀机，人马稍有不慎即陷入泥潭，挣扎中迅速被吞没。
当时粮食补给几近断绝，战士们只能依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许多人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后，无声地消失在茫茫草地之中。
不同出发地的红军部队都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约八万人，经历长途转战，最终会师时减至约三万三千人。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从湘鄂川黔苏区出发一万七千余人，到达陕北时约剩一万三千三百人。
即使规模较小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出发时不足三千人，到达陕北时虽略有补充，但也经历了万里转战和残酷战斗。
综合各方数据推算，整个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总人数至少超过五万人。
他们倒在了翻越山岭的途中，倒在了渡河的瞬间，倒在了雪线的寒风里，倒在了草地的泥泞中。
当这支饱经摧残、衣衫褴褛的队伍最终踏上陕北的土地时，他们身上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有数万牺牲战友未竟的使命。
蒋介石调动了上百万军队参与围剿，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
地方军阀的消极避战甚至暗中“放水”，是首要因素，这些地方实力派深知蒋介石借“剿共”削弱异己的意图。
当红军进入不同军阀的防区时，他们往往选择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硬拼。
比如红军进入广东时，粤系军阀陈济棠就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允许红军“借道”其防区四十华里，双方互不攻击。
红军进入四川后，川军首领刘湘基于保存实力和确保核心区域（成都平原）安全的首要目标，对在非核心区域阻击红军态度消极，倾向于采取“驱离”策略，避免主力决战，力图让红军尽快离开川境
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部队，面对红军时也常采取“送客”策略，象征性抵抗后便放行，双方甚至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红军有时仅需开几枪就能顺利通过其哨卡。
蒋介石对这些地方军阀的行为并非不知情，但他面临两难困境。
一方面，他需要依靠这些地方力量参与围剿，频繁撤换或严厉惩处容易激起兵变或公开对抗，反而暴露中央权威的虚弱。
他对地方军阀的控制力有限，往往只能下达命令，难以有效更换将领或直接指挥其部队。
另一方面，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维持对各派系军阀的威慑力是有用的。
只要“剿共”任务存在，中央军就有理由驻扎各地，地方军阀也缺乏公开对抗中央的口实。
可当红军突破重重阻碍进入陕北后，蒋介石确实试图给予最后一击。
他迅速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马鸿逵的西北军，计划在陕甘边界，彻底歼灭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主力。
1935年10月，双方在吴起镇附近爆发激战。
此时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匮乏，许多战士还穿着草鞋甚至赤脚，但士气高昂，决死一战。
彭德怀指挥红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东北军本以为面对的是一支不堪一击的残兵，结果反遭重创。
战斗不到两小时，东北军即被击退，损失六百余人阵亡，七百余人被俘。
红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但成功挫败了追兵，初步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1935年11月，在陕西鄜县直罗镇，红军再次设伏。
东北军装备精良的第109师一头闯入伏击圈，几乎被全歼。
此役，109师阵亡超过一千人，包括师长牛元峰，另有五千多人被俘。
这次惨败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震动极大，张学良紧急向蒋介石求援，要求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
但蒋介石的反应出乎意料，他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甚至直接下令撤销了第109师的番号。
蒋介石这种既利用地方军剿共，又不愿付出代价弥补其损失的做法，严重激化了与东北军的矛盾，也为后来的重大事变埋下了伏笔。
当红军在陕北奋力建立根据地时，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裂痕正在悄然扩大。
陕北扎根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击退追兵后，迅速在陕北展开行动，与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由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红军开始在陕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吴起镇和直罗镇的连续失利，特别是109师被全歼后蒋介石拒绝补充兵员、反而撤销该师番号的做法，在张学良和东北军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弹。
东北军官兵背井离乡，承受着“不抵抗”丢失东北的舆论压力，如今又被驱使在西北“剿共”并遭受惨重损失，却得不到抚恤和支持。
部队内部厌战情绪蔓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促使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开始重新审视时局。
他们意识到继续进攻红军不仅师出无名、损耗自身实力，更违背了官兵和民众强烈的抗日意愿。
1936年夏，南方局势突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两广事变”，打出“抗日救国”旗号，公开挑战南京中央政府权威，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被迫将主要精力和中央军主力南调，以应对这场内部危机，南方战事的爆发，使得蒋介石暂时无法全力顾及陕北的红军，围剿行动实质上陷入停滞。
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初亲赴西安，意图督促张、杨继续积极“剿共”时，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兵谏行动，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各方调停和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持续十年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
随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获得了合法地位和相对稳定的后方。
蒋介石调动百万军队围剿共产党
yongbing1993 (2026-03-09 06:59:05) 评论 (3)
蒋介石调动百万军队围剿共产党
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前夕及期间，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井岗山瑞金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蒋介石国民党先后投入了数十个师的兵力，仅在1934年5月前后就调集了31个师的兵力向共产党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进攻，采取分路包围的战略。
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其中首先以50万兵力进行《围剿》，企图将中国工农红军围歼在根据地内。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通过“甬道式”推进和层层封锁，在长征初期就开始围堵剿杀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重兵，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在1934年10月放弃苏区井岗山瑞金，开启了《长征》。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为了《围剿》和《追堵》中国工农红军，调动的兵力随着战线推移而不断变化。根据历史资料和官方统计，不同阶段的兵力部署如下：
蒋介石围剿开始阶段，亦称《第五次围剿》在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前，蒋介石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总兵力：调集了约 50万至100万 兵力。核心策略：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了数千座碉堡，企图步步为营彻底消灭工农红军。
蒋介石追击与拦截阶段，亦称《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几十万重兵封锁线，并开始长征之后，蒋介石改变策略，采取《追剿》与《堵截》相结合的剿杀红军的方式。
蒋介石派追剿主力：以薛岳为“追剿军”总司令，率领中央军主力约 10余万人（如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一路紧随中国工农红军。
同时蒋介石又命令收编的地方军阀配合：就是蒋介石同时调动各省地方实力派进行拦截，包括：《湘江战役》：调集湘、桂、粤等省兵力共约 30万至40万，在湘江两岸设置封锁线。
《四渡赤水》与入川：在云贵川地区，蒋介石通过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如滇军、川军、黔军），形成了总数约 40万 的包围圈。
《封锁线部署》：在长征初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每一道都部署了几十万兵力。
在《长征》后期，蒋介石的再一次围堵阶段。当中国工农红军接近陕北时，蒋介石又调动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胡宗南的中央军等，企图在西北地区完成最后的对红军围歼。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蒋介石直接和间接调动用于对付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兵力（含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累计达到了 100万人左右，其中长期保持在红军周边的“追堵”兵力常年在 40万 规模以上。
而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底牺牲了多少人？
1936年，伤痕累累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终于在陕北扎下根。
当时的工农红军队伍，人人带伤，满是疲惫，堪称最虚弱的时候，这一趟下来，损失到底多大，面对手握百万大军的蒋介石的围追剿杀之后，剩下几人？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总共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井岗山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即为《长征》。这次《长征》行动最初的目标是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跨越了从中国南方和西南腹地复杂险峻的地形。中国工农红军们翻越了包括老山界、五岭、乌蒙山等在内的18座主要山脉，其中多座海拔超过四千米。
中国工农红军们涉过了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4条主要江河，期间，经历了大小战斗六百余次。平均每向前推进约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牺牲如影随形。
这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中最惨烈的一役发生在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急于西渡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湘江上游的广西境内，遭遇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的联合围堵剿杀。激战持续了四昼夜，工农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和猛烈炮火下，背负伤员，在冰冷的江水中强行渡河。中国工农红军面对的《前方》是严密的地方军阀的强大火力封锁线，《后方》是紧追不舍的蒋介石中央军。
此役过后，中央工农红军兵力锐减过半，阵亡、被俘、失散者超过三万人，战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人小组领导层(李德，博古，周恩来）也不得不承认在战略上的失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湘江战役》的严重受挫，中国共产党中央迫切需要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湘江战役》的严重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央工农红军要改变策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通过批判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调整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指挥），会议扭转了长征初期严重挫折的局面，拯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纠正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使得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被官方评价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但毛泽东在党内最高职务（如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正式确立是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的。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遭受了自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损失。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但人数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军事上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向何处去？原打算往湘西一带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一战略意图，被蒋介石集团觉察，遂命“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布好口袋阵，企图让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在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上，共产党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鉴于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已被蒋介石集结重兵把守，中央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故毛泽东向党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向贵州进军，而博古、李德等人坚决反对，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由于意见不统一，故会议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但作出了西进占领贵州黎平的部署。鉴于争论仍在继续，进入贵州后，中央政治局在行军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围绕党和红军前途命运以及决策权、指挥权等问题不断展开讨论。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关于西进渡乌江北上、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决定攻入遵义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改变军事上由李德专断的状况，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两天后的1月3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月2日，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协助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6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条件。
在危急关头敢于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对党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作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的核心作用有目共睹。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进驻遵义第三天，毛泽东就在遵义全县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失败主要由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还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红军招致损失。毛泽东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建议和大多数人的发言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再印发。
遵义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后来忆述：尽管名义上他（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继续长征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长征路上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继续探索前进的方向和落脚点，一方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新的领导集体。
1月26日，毛泽东等人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中央红军到达赤水城，以阻止其北进，尾追的川军则进至土城以东地区。1月28日，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位于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趁势从侧背向中央红军发起进攻。在此境况下，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随后，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2月5日，毛泽东与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在这里，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起张闻天提出的有关变换党中央领导的问题。对这件事，周恩来曾这样回忆道：“洛甫（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尽管毛泽东此时在形式上没有“负总责”，但是毛泽东的胸怀、远见和领导能力，却得到党和红军的进一步认可。
2月8日，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该决议精神。当月，毛泽东作词一首，其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不久，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原则，以少数说服多数，使党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免遭全军覆没的危险。会后，毛泽东认为，作战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指挥需要集中，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就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红军长征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后进行的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都体现了新的作战思路，不再一味硬拼，而是力求在运动中调动和摆脱敌人。
1935年5月，为抢占大渡河上仅存的关键通道泸定桥，红军挑选了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
面对已被敌人抽走桥板、只剩下冰冷铁索的险境，他们冒着对岸密集的枪弹，攀爬铁索强行冲锋，最终夺下桥头堡，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但突击队员中有四人当场牺牲在激流之上。
除了与敌人的战斗，自然环境本身也是致命的敌人。
进入川西北后，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五座终年积雪的雪山。
空气稀薄，严重缺氧，衣着单薄的战士因体力耗尽和体温过低大量倒下。
紧接着是穿越松潘草地，这是一片广袤的泥泞沼泽地带。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暗藏杀机，人马稍有不慎即陷入泥潭，挣扎中迅速被吞没。
当时粮食补给几近断绝，战士们只能依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许多人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后，无声地消失在茫茫草地之中。
不同出发地的红军部队都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约八万人，经历长途转战，最终会师时减至约三万三千人。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从湘鄂川黔苏区出发一万七千余人，到达陕北时约剩一万三千三百人。
即使规模较小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出发时不足三千人，到达陕北时虽略有补充，但也经历了万里转战和残酷战斗。
综合各方数据推算，整个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总人数至少超过五万人。
他们倒在了翻越山岭的途中，倒在了渡河的瞬间，倒在了雪线的寒风里，倒在了草地的泥泞中。
当这支饱经摧残、衣衫褴褛的队伍最终踏上陕北的土地时，他们身上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有数万牺牲战友未竟的使命。
蒋介石调动了上百万军队参与围剿，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
地方军阀的消极避战甚至暗中“放水”，是首要因素，这些地方实力派深知蒋介石借“剿共”削弱异己的意图。
当红军进入不同军阀的防区时，他们往往选择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硬拼。
比如红军进入广东时，粤系军阀陈济棠就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允许红军“借道”其防区四十华里，双方互不攻击。
红军进入四川后，川军首领刘湘基于保存实力和确保核心区域（成都平原）安全的首要目标，对在非核心区域阻击红军态度消极，倾向于采取“驱离”策略，避免主力决战，力图让红军尽快离开川境
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部队，面对红军时也常采取“送客”策略，象征性抵抗后便放行，双方甚至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红军有时仅需开几枪就能顺利通过其哨卡。
蒋介石对这些地方军阀的行为并非不知情，但他面临两难困境。
一方面，他需要依靠这些地方力量参与围剿，频繁撤换或严厉惩处容易激起兵变或公开对抗，反而暴露中央权威的虚弱。
他对地方军阀的控制力有限，往往只能下达命令，难以有效更换将领或直接指挥其部队。
另一方面，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维持对各派系军阀的威慑力是有用的。
只要“剿共”任务存在，中央军就有理由驻扎各地，地方军阀也缺乏公开对抗中央的口实。
可当红军突破重重阻碍进入陕北后，蒋介石确实试图给予最后一击。
他迅速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马鸿逵的西北军，计划在陕甘边界，彻底歼灭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主力。
1935年10月，双方在吴起镇附近爆发激战。
此时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匮乏，许多战士还穿着草鞋甚至赤脚，但士气高昂，决死一战。
彭德怀指挥红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东北军本以为面对的是一支不堪一击的残兵，结果反遭重创。
战斗不到两小时，东北军即被击退，损失六百余人阵亡，七百余人被俘。
红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但成功挫败了追兵，初步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1935年11月，在陕西鄜县直罗镇，红军再次设伏。
东北军装备精良的第109师一头闯入伏击圈，几乎被全歼。
此役，109师阵亡超过一千人，包括师长牛元峰，另有五千多人被俘。
这次惨败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震动极大，张学良紧急向蒋介石求援，要求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
但蒋介石的反应出乎意料，他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甚至直接下令撤销了第109师的番号。
蒋介石这种既利用地方军剿共，又不愿付出代价弥补其损失的做法，严重激化了与东北军的矛盾，也为后来的重大事变埋下了伏笔。
当红军在陕北奋力建立根据地时，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裂痕正在悄然扩大。
陕北扎根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击退追兵后，迅速在陕北展开行动，与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由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红军开始在陕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吴起镇和直罗镇的连续失利，特别是109师被全歼后蒋介石拒绝补充兵员、反而撤销该师番号的做法，在张学良和东北军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弹。
东北军官兵背井离乡，承受着“不抵抗”丢失东北的舆论压力，如今又被驱使在西北“剿共”并遭受惨重损失，却得不到抚恤和支持。
部队内部厌战情绪蔓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促使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开始重新审视时局。
他们意识到继续进攻红军不仅师出无名、损耗自身实力，更违背了官兵和民众强烈的抗日意愿。
1936年夏，南方局势突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两广事变”，打出“抗日救国”旗号，公开挑战南京中央政府权威，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被迫将主要精力和中央军主力南调，以应对这场内部危机，南方战事的爆发，使得蒋介石暂时无法全力顾及陕北的红军，围剿行动实质上陷入停滞。
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初亲赴西安，意图督促张、杨继续积极“剿共”时，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兵谏行动，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各方调停和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持续十年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
随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获得了合法地位和相对稳定的后方。
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前夕及期间，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井岗山瑞金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蒋介石国民党先后投入了数十个师的兵力，仅在1934年5月前后就调集了31个师的兵力向共产党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进攻，采取分路包围的战略。
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其中首先以50万兵力进行《围剿》，企图将中国工农红军围歼在根据地内。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通过“甬道式”推进和层层封锁，在长征初期就开始围堵剿杀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重兵，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在1934年10月放弃苏区井岗山瑞金，开启了《长征》。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为了《围剿》和《追堵》中国工农红军，调动的兵力随着战线推移而不断变化。根据历史资料和官方统计，不同阶段的兵力部署如下：
蒋介石围剿开始阶段，亦称《第五次围剿》在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前，蒋介石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总兵力：调集了约 50万至100万 兵力。核心策略：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了数千座碉堡，企图步步为营彻底消灭工农红军。
蒋介石追击与拦截阶段，亦称《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几十万重兵封锁线，并开始长征之后，蒋介石改变策略，采取《追剿》与《堵截》相结合的剿杀红军的方式。
蒋介石派追剿主力：以薛岳为“追剿军”总司令，率领中央军主力约 10余万人（如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一路紧随中国工农红军。
同时蒋介石又命令收编的地方军阀配合：就是蒋介石同时调动各省地方实力派进行拦截，包括：《湘江战役》：调集湘、桂、粤等省兵力共约 30万至40万，在湘江两岸设置封锁线。
《四渡赤水》与入川：在云贵川地区，蒋介石通过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如滇军、川军、黔军），形成了总数约 40万 的包围圈。
《封锁线部署》：在长征初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每一道都部署了几十万兵力。
在《长征》后期，蒋介石的再一次围堵阶段。当中国工农红军接近陕北时，蒋介石又调动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胡宗南的中央军等，企图在西北地区完成最后的对红军围歼。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蒋介石直接和间接调动用于对付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兵力（含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累计达到了 100万人左右，其中长期保持在红军周边的“追堵”兵力常年在 40万 规模以上。
而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底牺牲了多少人？
1936年，伤痕累累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终于在陕北扎下根。
当时的工农红军队伍，人人带伤，满是疲惫，堪称最虚弱的时候，这一趟下来，损失到底多大，面对手握百万大军的蒋介石的围追剿杀之后，剩下几人？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总共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井岗山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即为《长征》。这次《长征》行动最初的目标是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跨越了从中国南方和西南腹地复杂险峻的地形。中国工农红军们翻越了包括老山界、五岭、乌蒙山等在内的18座主要山脉，其中多座海拔超过四千米。
中国工农红军们涉过了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4条主要江河，期间，经历了大小战斗六百余次。平均每向前推进约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牺牲如影随形。
这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中最惨烈的一役发生在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急于西渡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湘江上游的广西境内，遭遇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的联合围堵剿杀。激战持续了四昼夜，工农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和猛烈炮火下，背负伤员，在冰冷的江水中强行渡河。中国工农红军面对的《前方》是严密的地方军阀的强大火力封锁线，《后方》是紧追不舍的蒋介石中央军。
此役过后，中央工农红军兵力锐减过半，阵亡、被俘、失散者超过三万人，战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人小组领导层(李德，博古，周恩来）也不得不承认在战略上的失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湘江战役》的严重受挫，中国共产党中央迫切需要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湘江战役》的严重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央工农红军要改变策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通过批判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调整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指挥），会议扭转了长征初期严重挫折的局面，拯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纠正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使得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被官方评价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但毛泽东在党内最高职务（如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正式确立是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的。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遭受了自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损失。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但人数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军事上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向何处去？原打算往湘西一带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一战略意图，被蒋介石集团觉察，遂命“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布好口袋阵，企图让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在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上，共产党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鉴于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已被蒋介石集结重兵把守，中央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故毛泽东向党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向贵州进军，而博古、李德等人坚决反对，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由于意见不统一，故会议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但作出了西进占领贵州黎平的部署。鉴于争论仍在继续，进入贵州后，中央政治局在行军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围绕党和红军前途命运以及决策权、指挥权等问题不断展开讨论。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关于西进渡乌江北上、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决定攻入遵义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改变军事上由李德专断的状况，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两天后的1月3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月2日，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协助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6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条件。
在危急关头敢于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对党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作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的核心作用有目共睹。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进驻遵义第三天，毛泽东就在遵义全县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失败主要由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还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红军招致损失。毛泽东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建议和大多数人的发言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再印发。
遵义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后来忆述：尽管名义上他（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继续长征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长征路上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继续探索前进的方向和落脚点，一方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新的领导集体。
1月26日，毛泽东等人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中央红军到达赤水城，以阻止其北进，尾追的川军则进至土城以东地区。1月28日，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位于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趁势从侧背向中央红军发起进攻。在此境况下，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随后，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2月5日，毛泽东与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在这里，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起张闻天提出的有关变换党中央领导的问题。对这件事，周恩来曾这样回忆道：“洛甫（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尽管毛泽东此时在形式上没有“负总责”，但是毛泽东的胸怀、远见和领导能力，却得到党和红军的进一步认可。
2月8日，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该决议精神。当月，毛泽东作词一首，其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不久，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原则，以少数说服多数，使党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免遭全军覆没的危险。会后，毛泽东认为，作战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指挥需要集中，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就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红军长征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后进行的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都体现了新的作战思路，不再一味硬拼，而是力求在运动中调动和摆脱敌人。
1935年5月，为抢占大渡河上仅存的关键通道泸定桥，红军挑选了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
面对已被敌人抽走桥板、只剩下冰冷铁索的险境，他们冒着对岸密集的枪弹，攀爬铁索强行冲锋，最终夺下桥头堡，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但突击队员中有四人当场牺牲在激流之上。
除了与敌人的战斗，自然环境本身也是致命的敌人。
进入川西北后，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五座终年积雪的雪山。
空气稀薄，严重缺氧，衣着单薄的战士因体力耗尽和体温过低大量倒下。
紧接着是穿越松潘草地，这是一片广袤的泥泞沼泽地带。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暗藏杀机，人马稍有不慎即陷入泥潭，挣扎中迅速被吞没。
当时粮食补给几近断绝，战士们只能依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许多人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后，无声地消失在茫茫草地之中。
不同出发地的红军部队都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约八万人，经历长途转战，最终会师时减至约三万三千人。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从湘鄂川黔苏区出发一万七千余人，到达陕北时约剩一万三千三百人。
即使规模较小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出发时不足三千人，到达陕北时虽略有补充，但也经历了万里转战和残酷战斗。
综合各方数据推算，整个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总人数至少超过五万人。
他们倒在了翻越山岭的途中，倒在了渡河的瞬间，倒在了雪线的寒风里，倒在了草地的泥泞中。
当这支饱经摧残、衣衫褴褛的队伍最终踏上陕北的土地时，他们身上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有数万牺牲战友未竟的使命。
蒋介石调动了上百万军队参与围剿，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
地方军阀的消极避战甚至暗中“放水”，是首要因素，这些地方实力派深知蒋介石借“剿共”削弱异己的意图。
当红军进入不同军阀的防区时，他们往往选择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硬拼。
比如红军进入广东时，粤系军阀陈济棠就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允许红军“借道”其防区四十华里，双方互不攻击。
红军进入四川后，川军首领刘湘基于保存实力和确保核心区域（成都平原）安全的首要目标，对在非核心区域阻击红军态度消极，倾向于采取“驱离”策略，避免主力决战，力图让红军尽快离开川境
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部队，面对红军时也常采取“送客”策略，象征性抵抗后便放行，双方甚至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红军有时仅需开几枪就能顺利通过其哨卡。
蒋介石对这些地方军阀的行为并非不知情，但他面临两难困境。
一方面，他需要依靠这些地方力量参与围剿，频繁撤换或严厉惩处容易激起兵变或公开对抗，反而暴露中央权威的虚弱。
他对地方军阀的控制力有限，往往只能下达命令，难以有效更换将领或直接指挥其部队。
另一方面，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维持对各派系军阀的威慑力是有用的。
只要“剿共”任务存在，中央军就有理由驻扎各地，地方军阀也缺乏公开对抗中央的口实。
可当红军突破重重阻碍进入陕北后，蒋介石确实试图给予最后一击。
他迅速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马鸿逵的西北军，计划在陕甘边界，彻底歼灭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主力。
1935年10月，双方在吴起镇附近爆发激战。
此时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匮乏，许多战士还穿着草鞋甚至赤脚，但士气高昂，决死一战。
彭德怀指挥红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东北军本以为面对的是一支不堪一击的残兵，结果反遭重创。
战斗不到两小时，东北军即被击退，损失六百余人阵亡，七百余人被俘。
红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但成功挫败了追兵，初步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1935年11月，在陕西鄜县直罗镇，红军再次设伏。
东北军装备精良的第109师一头闯入伏击圈，几乎被全歼。
此役，109师阵亡超过一千人，包括师长牛元峰，另有五千多人被俘。
这次惨败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震动极大，张学良紧急向蒋介石求援，要求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
但蒋介石的反应出乎意料，他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甚至直接下令撤销了第109师的番号。
蒋介石这种既利用地方军剿共，又不愿付出代价弥补其损失的做法，严重激化了与东北军的矛盾，也为后来的重大事变埋下了伏笔。
当红军在陕北奋力建立根据地时，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裂痕正在悄然扩大。
陕北扎根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击退追兵后，迅速在陕北展开行动，与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由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红军开始在陕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吴起镇和直罗镇的连续失利，特别是109师被全歼后蒋介石拒绝补充兵员、反而撤销该师番号的做法，在张学良和东北军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弹。
东北军官兵背井离乡，承受着“不抵抗”丢失东北的舆论压力，如今又被驱使在西北“剿共”并遭受惨重损失，却得不到抚恤和支持。
部队内部厌战情绪蔓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促使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开始重新审视时局。
他们意识到继续进攻红军不仅师出无名、损耗自身实力，更违背了官兵和民众强烈的抗日意愿。
1936年夏，南方局势突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两广事变”，打出“抗日救国”旗号，公开挑战南京中央政府权威，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被迫将主要精力和中央军主力南调，以应对这场内部危机，南方战事的爆发，使得蒋介石暂时无法全力顾及陕北的红军，围剿行动实质上陷入停滞。
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初亲赴西安，意图督促张、杨继续积极“剿共”时，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兵谏行动，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各方调停和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持续十年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
随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获得了合法地位和相对稳定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