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近几年讨论的主题不是文学，是养老。这种趋势是必然的。
我有没有资格说上海看病难呢？上海我有父母，有婆婆，有九十一岁的长辈呢。
作家写离婚不一定要经历离婚，写婚外情也不需要体验之后。男作家写女人生产，更不可能经历生产。对吧？我不是作家，是博主，很心平气和写我的上海之秋，尽可能不Judge，是记录。
前天晚上婆婆说明天要去市六医院看病，上周去了一次做骨密度检查，再去是空腹检查等。陪同的是厨师长姐姐。婆婆对这几年看病深有体会，人太多，外地人多。
陪婆婆看病是很累的，厨师长去年回去领教了。以前公公去医院，婆婆陪同，现在一切依靠手机，八十的婆婆跟不上节奏。不要说婆婆使用手机能力差，我父母，尽管行，仍然要年轻人陪同挂号取药。
我第一次听厨师长说看病难是2019年他去医院看眼睛急诊。他说电梯里面挤满了人。医生很忙碌，给病人几分钟时间。
我在上海的那些天，经过瑞金医院多次，看见门口来来往往的看病的或家属，的确也是怕的。我很不孝，那天与父母午餐后，是我侄子陪爷爷去取药，他们开恩我刚回来，下午昏沉沉。我是害怕医院人多，进去后被感染病毒，生病。我的友邻十年左右没有回去，去年圣诞节前回到了河南，流感发烧困在宾馆，父母早去世，剩下的长辈亲姑姑都没有见到，离开了郑州。
为什么上海看病难呢？
婆婆的理由是外地人来上海看病的多。她一直喜欢去瑞金医院看病，这次换去第六医院看病，又抱怨外地人多。
婆婆有意思，一边抱怨看病难，一边说，比你们加拿大好，你们还进不去医院看病。婆婆是看小红书里的“艰难大”，一个人民生活在不安全的国家。
我想反驳，我们年年免费体检，女性五十岁以上，家庭医生开单子，免费测骨密度。厨师长说婆婆一天看病下来都要病倒了。
回上海的我在Mia酒店旁的丰裕陕西店，遇到过两家外地人，与他们有友好的交流。郑州一家来旅游，开心；而另一家东北来看病的，倒苦水。
丰裕生煎在上海很有名气，我却是出国后，才听说。2006年夏天，带女儿侄子和两个表外甥女去国泰电影院看玩具总动员后，进瑞金一路的饮食店吃生煎。
选择这家是离国泰近，况且是我以前下班喜欢走过的路，楼上住着我大学系里学姐乔乔。厨师长与我荡马路也常经过。
直到2006年的夏天，我才抬头看见“丰裕”两字。以前，从来不会正眼看，饮食店不是西餐馆，上海阿姨爷叔进出，又有什么弹眼落睛的。
小表姐的女儿在等生煎的时候说大表姐的女儿一周要吃一次三文鱼。这小姑娘太精，言下之意有点瞧不上我带他们吃生煎。哈哈哈，我当时内心想，小姑娘，等侬吃厌了三文鱼，等侬到国外住上三五年，才晓得为啥阿拉回来想吃“四大金刚”等点心，连广式早茶都不想吃。
乔乔已经了去美国。丰裕上面的房子出租了。
等我回想过去，记得厨师长与我吃过的一家丰裕，好像是在陕西南路上，靠近马勒别墅的团市委。
以前写进博客的，咬牙切齿。小家八气的厨师长只点了三两生煎，两碗油豆腐线粉汤。二十出头的我胃口好，三两是十二只，刚吱吱响出锅的生煎太诱人，我至少能吃上八只二两。
但是，上海女孩子必须嗲，又是大学生，不好意思说出口，装文雅。最多吃了六只，放下筷子。
不响，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等响出来，女儿也十多岁了。于是，河东狮也，厨师长包揽买菜烧饭，“赎罪”。
住Mia，发现，旁边有一家丰裕呢。原来上海丰裕的连锁店好多家了。
在上海的第三个下午，进去了。要了生煎一两四只，10元，一碗油豆腐粉丝汤，7元。
生煎已经没有当年的味道了，坐在那里，我也是年过半百的阿姨。隔着走道，有一对上海母女，小姑娘才八岁样子，妈妈跟她讲上海话。我小心地问起，因为听见上海话亲切。
年轻的妈妈说她们住杨浦，同济小学读书的女儿过来上舞蹈课，跳国标的，一堂课要350元了。小姑娘自己要，现在还常有比赛，有时要加课。妈妈说另外学大提琴，Chello了，跟轻音乐团的老师，一堂课500元。我说国内国外一样的，我女儿小时候也学这学那。妈妈说女儿学校功课还不算紧张，否则要放弃一样。但外地的家长很拼，如果比赛在上海，都赶过来，她反而不愿带女儿去外地比赛。跳舞老师也是外地人来上海的，很拼的。小姑娘头顶梳着一个发髻，很乖。
隔了一天，是周日晚上，我跑了一整天，从浦东婆婆家回到Mia亭子间，放下包，只想进最近的填肚皮。进丰裕，仍然是老位置，隔着走道是一家外地人，桌子两边对坐，四个人。
我发现，丰裕有卖热菜，装的盘子，汤碗很大。这是新大陆。我友邻东北人大姐说过八十年代来上海度蜜月，米饭的碗那么小，吃不饱。看来，为了满足外地食客，上海的饮食店都要低头改枪换炮了。
为什么呀？为什么没有勇气让外地人来领略海派文化呢？
对事不对人，我很友好地问桌上摆上大盘菜的客人，他们来自哪里。郑州人，姐弟和妈妈。大概父亲要工作。姐姐漂亮，工作了，像妈妈，弟弟还是大学生。我问他们对上海的印象。他们笑着回答，喜欢上海，干净，人的素质好，在上海问路，上海人都很热情。我暗笑，他们问路的不一定是老上海人了，就像我问路，基本要说国语。但是，这样的对上海的评价，听上去都春风拂面了。问他们来上海几个小时，五小时高铁。
真不敢相信，从河南五个小时到了上海。如果是年轻人，说走就走，一个周末可以到外滩一圆上海梦了。
这顿小馄饨10元，荷包蛋3元，两个菜包子5元。我吃了一只菜包子，小馄饨也是勉强吃完。
我给他们三个拍照，说放在我的博客，面向海外华人的，他们大方说好。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多么好！我对弟弟说，看得出，姐姐对你很好。做妈妈的点头，姐姐弟弟都说是。
再过了两天，我下午从杨浦自来水公司那边的阿姨家回来。中午吃过顺风，晚上吃不下什么，就去隔壁的丰裕，点一碗荠菜馄饨，15元。
这是晚饭时间，吃馄饨的顾客就我一个，等着。这家店的服务员等都是外地口音。
我仍然坐老位置，隔着走道一桌是北方人了。我问他们来自哪里，是黑龙江的大庆。对上海印象如何？不好，大概五十左右的男人回答，不喜欢上海。他说吃不方便，地铁也不方便，转地铁里面要走很长一段路。问是旅游的吗？不是，他是陪妻子来看眼睛。
我说从大庆来坐高铁吗？他说是飞机来的，三小时。我问为什么不在当地看。他妻子回答当地不能看，所以来上海。男人说，上海的医生也是看得很快，说不出什么，还得继续看。他们桌上好几个菜，还有番茄汤。在我看来吃不完。男人却说，上海的盘子大，量太少了。
我看着女人在吃番茄汤，心里在喊，不要吃番茄。
婆婆视频时一直抱怨上海的番茄打过防腐剂，没有以前的味道，放一个月也不会坏。我不相信。等她拿出番茄，我想说，我不会吃国内的番茄与番茄有关的菜了。
只要种过番茄的，看得出那个颜色太假了。
但我怎么能对那位女人说呢？我做不到。她已经在吃了，已经在上海有不顺利的经历了。
我开不了口。问来来回回走过，却没有送上我的荠菜肉馄饨的服务员喊，我的馄饨怎么还不来。男人也开口，“馄饨！”拉长了音。我问，你们也点馄饨啊。他说，是帮你喊。
他们听我说，知道我是回来探亲的上海人。男人和女人都说，上海人住的这老房子不舒服。男人说，你看，这附近老房子的上面，窗那么小，不如卖了，搬走，买大房子。
我不知道他指的窗是不是老虎窗。陕西南路附近的老房子，还是上海“上只角”地段。如果他看见当年上海的旧里弄，不知何感想。
我用一张干净的葱油饼纸袋装各种收据，这是我的上海之秋收集的梧桐叶。
我的河南人友邻，回来后一起喝咖啡。出了咖啡店，她说，多伦多还是破破的，上海的阳台多漂亮。她微信里发了武康大楼的照片，去了淮海路。可是十几年前，她说大学毕业第一次到上海，看见火车站旁边的房子，心里想，还不如河南乡下好。
对于外地人到上海，如何评价上海，是他们的事。
与他们交流后，喜欢他们一家。男人的气好像也顺了。临走前，我说祝你们看病顺利。他们带着长辈一起来，看病兼旅游。
上海的看病难，的确是由于外地病人的涌入。而外地病人能够来去自由，是体现了交通发达了；老百姓富裕了；看病限制少了。
一般的老百姓看病，与离休干部看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说“看病难”，是小百姓，高干子弟或许体会不到。
金莹在小说《菜肉馄饨》里提到老汪的妻子素娟得癌症去世。去世前，素娟是一家国企工会干部，而她的主要工作是与各大医院搞好公关。到了她进院，得到老院长关照。
现在工会承担的这一工作，是真实的。我上海的老友，说起几年前得病，先生在外地出差，是朋友送去医院急诊，打电话到单位。上海鼎鼎大名的单位工会出面，通知华山医院，即刻手术。否则，她只能躺在医院走道上等。
我父亲去年动手术，我妈说是上海市总工会打电话给医院院长的，院长关照了主治医师。
没有工会发功的小百姓呢？
但是，我在上海与长辈吃饭时，听说了“社区医院”和“家庭医生”。我没有问具体。
有意思的是，11月19日一早，我从永嘉路吃早点，绕到瑞金二路，马路对面瑞金医院，而我眼前人行道上一棵枝干被截过的梧桐树，就像病人，伤疤累累。这棵树，等我与王老师吃羌饼喝铁手咖啡的那天，指给她看。以后，读者如走过瑞金二路，去找找它。它的象征意义，是一首诗。
再左拐是绍兴路。沿着短小的绍兴路，斜对面有沧浪亭面馆，经过桑弧故居的金谷邨，不免想到差点与他结婚的张小姐了。张小姐写过多少洋台，绍兴路上的那个小洋台，很给灵感。
走到52弄口，大铁门，里面是有院子的一幢楼，四层楼，很法式，最高的那层低，窗都不一样。铁门内一个烫过头发但不吹的阿姨站着，我走进，跟她打招呼。告诉她我住旁边的酒店。与上海人打交道，基本不用担心海外回来受歧视。
我问她这幢房子第四层不一样。她说，这本来是佣人住的，每间五六平方米，一共二十多间，现在全部租给瑞金医院的护工，最高每月租2500元。她是安徽插队入户回来，退休工资低，穿着半旧衣服，嘴里缺了两三颗牙。带着怨气说，他们都赚得多。楼里原来上海人卖出房子，买进的都是外地人。这幢楼是单位分的房子。她又说解放时，叔叔孃孃都出国了，她父亲不肯出国。她提到美国的表弟或表妹，有些理不清了。大意疫情时，在上海的一个孃孃，儿子或女儿在美国，都靠她家照顾，给老太太办了后事。美国回来的子女，都没有请亲戚吃饭，感谢。美国亲戚房子很大，有泳池，汽车三辆，开公司。
有个男人推着电动车出来，她打个招呼，问他妻子身体可好。男人是外地人。
29日，我带父母走一遍绍兴路。下午与父母在徐家汇书院分开，去了四川北路，等回到Mia，很累。可晚上总要吃，我走到了瑞金二路，经过陈伯吹故居。过淮海中路，到了瑞金一路，142号，门牌号不变。我曾经写过信的地址呀。贴隔壁，就是丰裕瑞金店了。
距离2006年夏天吃生煎，又是十九年。我要了生煎与小馄饨，组合套餐，17元。我不拍照片了。
昨晚厨师长问我，在上海吃了几次生煎馒头。三次。一次与王老师，两次在丰裕。
他说，回去吃了一次，两只。他说吃不了四只，请求买两只，半两了。以前遭遇过不卖。后来，大概卖生煎的领教了上海男人的小肚鸡肠，居然卖给他了。
现在，我也吃不下八只，吃三只差不多，第四只是不想浪费。
老学生洁说以前在民立读书，常去吴江路吃小杨生煎。我说我都不记得有没有吃过。但是，去区里开会，金小华老师带我吃过胶州路上的牛肉煎包，好吃。
到底是胶州路还是常德路？到底是生煎还是牛肉煎包。我问不到了。金老师不到五十去世了。我上班后算是见习期一年，她是带教我的辅导员。昨天，
从上海带回来一张旧书里夹的1997年的名片，陕西南路30號，BP机号码。字体是繁体字。那是马勒别墅所在，早对外开放了。我回上海也不想进去了。
赵老师从在团市委少年部工作的老学生那里得知，原来区少年部部长，后调到团市委的俞老师去世了，五十五岁左右。
俞老师是从小学做起的。那时男老师，年轻的男老师太少了。年轻老师跳槽太多了，留下的是真的敬业的。他很顺利，一路被提拔。他为人很友好，不搭架子，即便做了领导。他一直是我区里和市里的上司了。
九十年代，我在工作里拿到一系列奖，却没有说过一句奉承领导的话。反而是校区市领导，对年轻的我不少赞与机会。现在回想，仍然觉得那个时代，外面再说腐败什么，教育系统，至少我看来，很实事求是，做事踏实。只要看一看学生的今天，很有说服力。
我多么幸运，在师大逍遥四年后，工作中得到了锻炼与经验，毫无遗憾地离开了。
金老师最后是在华东医院去世的，因为她有老同学医生在那边，得到住院关照。俞老师，我出国后，从来没有打听过，想来不想攀附，况且他是男老师。现在，找出在北京天坛前，有一张他在人群里背影的照片。他那么年轻，刚有了儿子，妻子是原来的小学同事。他在旅行大巴车上唱儿歌，“排排坐，吃果果，宝宝要吃宝宝果”。
多么遗憾，我与俞老师没有一点点私交。如果不是夹在1996年教师节买的《呼啸山庄》有他的工作名片，也不会有打听他的念头。更没有告诉过他，对他，有感恩。
一九九七年，我结婚。区少年部送到学校一篮鲜花，该是俞老师安排的。
珍惜生命！
修改于1月21日12:08pm
2025上海之秋（20）在丰裕生煎说看病难
觉晓 (2026-01-20 09:57:10) 评论 (24)城里近几年讨论的主题不是文学，是养老。这种趋势是必然的。
我有没有资格说上海看病难呢？上海我有父母，有婆婆，有九十一岁的长辈呢。
作家写离婚不一定要经历离婚，写婚外情也不需要体验之后。男作家写女人生产，更不可能经历生产。对吧？我不是作家，是博主，很心平气和写我的上海之秋，尽可能不Judge，是记录。
前天晚上婆婆说明天要去市六医院看病，上周去了一次做骨密度检查，再去是空腹检查等。陪同的是厨师长姐姐。婆婆对这几年看病深有体会，人太多，外地人多。
陪婆婆看病是很累的，厨师长去年回去领教了。以前公公去医院，婆婆陪同，现在一切依靠手机，八十的婆婆跟不上节奏。不要说婆婆使用手机能力差，我父母，尽管行，仍然要年轻人陪同挂号取药。
我第一次听厨师长说看病难是2019年他去医院看眼睛急诊。他说电梯里面挤满了人。医生很忙碌，给病人几分钟时间。
我在上海的那些天，经过瑞金医院多次，看见门口来来往往的看病的或家属，的确也是怕的。我很不孝，那天与父母午餐后，是我侄子陪爷爷去取药，他们开恩我刚回来，下午昏沉沉。我是害怕医院人多，进去后被感染病毒，生病。我的友邻十年左右没有回去，去年圣诞节前回到了河南，流感发烧困在宾馆，父母早去世，剩下的长辈亲姑姑都没有见到，离开了郑州。
为什么上海看病难呢？
婆婆的理由是外地人来上海看病的多。她一直喜欢去瑞金医院看病，这次换去第六医院看病，又抱怨外地人多。
婆婆有意思，一边抱怨看病难，一边说，比你们加拿大好，你们还进不去医院看病。婆婆是看小红书里的“艰难大”，一个人民生活在不安全的国家。
我想反驳，我们年年免费体检，女性五十岁以上，家庭医生开单子，免费测骨密度。厨师长说婆婆一天看病下来都要病倒了。
回上海的我在Mia酒店旁的丰裕陕西店，遇到过两家外地人，与他们有友好的交流。郑州一家来旅游，开心；而另一家东北来看病的，倒苦水。
丰裕生煎在上海很有名气，我却是出国后，才听说。2006年夏天，带女儿侄子和两个表外甥女去国泰电影院看玩具总动员后，进瑞金一路的饮食店吃生煎。
选择这家是离国泰近，况且是我以前下班喜欢走过的路，楼上住着我大学系里学姐乔乔。厨师长与我荡马路也常经过。
直到2006年的夏天，我才抬头看见“丰裕”两字。以前，从来不会正眼看，饮食店不是西餐馆，上海阿姨爷叔进出，又有什么弹眼落睛的。
小表姐的女儿在等生煎的时候说大表姐的女儿一周要吃一次三文鱼。这小姑娘太精，言下之意有点瞧不上我带他们吃生煎。哈哈哈，我当时内心想，小姑娘，等侬吃厌了三文鱼，等侬到国外住上三五年，才晓得为啥阿拉回来想吃“四大金刚”等点心，连广式早茶都不想吃。
乔乔已经了去美国。丰裕上面的房子出租了。
等我回想过去，记得厨师长与我吃过的一家丰裕，好像是在陕西南路上，靠近马勒别墅的团市委。
以前写进博客的，咬牙切齿。小家八气的厨师长只点了三两生煎，两碗油豆腐线粉汤。二十出头的我胃口好，三两是十二只，刚吱吱响出锅的生煎太诱人，我至少能吃上八只二两。
但是，上海女孩子必须嗲，又是大学生，不好意思说出口，装文雅。最多吃了六只，放下筷子。
不响，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等响出来，女儿也十多岁了。于是，河东狮也，厨师长包揽买菜烧饭，“赎罪”。
住Mia，发现，旁边有一家丰裕呢。原来上海丰裕的连锁店好多家了。
在上海的第三个下午，进去了。要了生煎一两四只，10元，一碗油豆腐粉丝汤，7元。
生煎已经没有当年的味道了，坐在那里，我也是年过半百的阿姨。隔着走道，有一对上海母女，小姑娘才八岁样子，妈妈跟她讲上海话。我小心地问起，因为听见上海话亲切。
年轻的妈妈说她们住杨浦，同济小学读书的女儿过来上舞蹈课，跳国标的，一堂课要350元了。小姑娘自己要，现在还常有比赛，有时要加课。妈妈说另外学大提琴，Chello了，跟轻音乐团的老师，一堂课500元。我说国内国外一样的，我女儿小时候也学这学那。妈妈说女儿学校功课还不算紧张，否则要放弃一样。但外地的家长很拼，如果比赛在上海，都赶过来，她反而不愿带女儿去外地比赛。跳舞老师也是外地人来上海的，很拼的。小姑娘头顶梳着一个发髻，很乖。
隔了一天，是周日晚上，我跑了一整天，从浦东婆婆家回到Mia亭子间，放下包，只想进最近的填肚皮。进丰裕，仍然是老位置，隔着走道是一家外地人，桌子两边对坐，四个人。
我发现，丰裕有卖热菜，装的盘子，汤碗很大。这是新大陆。我友邻东北人大姐说过八十年代来上海度蜜月，米饭的碗那么小，吃不饱。看来，为了满足外地食客，上海的饮食店都要低头改枪换炮了。
为什么呀？为什么没有勇气让外地人来领略海派文化呢？
对事不对人，我很友好地问桌上摆上大盘菜的客人，他们来自哪里。郑州人，姐弟和妈妈。大概父亲要工作。姐姐漂亮，工作了，像妈妈，弟弟还是大学生。我问他们对上海的印象。他们笑着回答，喜欢上海，干净，人的素质好，在上海问路，上海人都很热情。我暗笑，他们问路的不一定是老上海人了，就像我问路，基本要说国语。但是，这样的对上海的评价，听上去都春风拂面了。问他们来上海几个小时，五小时高铁。
真不敢相信，从河南五个小时到了上海。如果是年轻人，说走就走，一个周末可以到外滩一圆上海梦了。
这顿小馄饨10元，荷包蛋3元，两个菜包子5元。我吃了一只菜包子，小馄饨也是勉强吃完。
我给他们三个拍照，说放在我的博客，面向海外华人的，他们大方说好。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多么好！我对弟弟说，看得出，姐姐对你很好。做妈妈的点头，姐姐弟弟都说是。
再过了两天，我下午从杨浦自来水公司那边的阿姨家回来。中午吃过顺风，晚上吃不下什么，就去隔壁的丰裕，点一碗荠菜馄饨，15元。
这是晚饭时间，吃馄饨的顾客就我一个，等着。这家店的服务员等都是外地口音。
我仍然坐老位置，隔着走道一桌是北方人了。我问他们来自哪里，是黑龙江的大庆。对上海印象如何？不好，大概五十左右的男人回答，不喜欢上海。他说吃不方便，地铁也不方便，转地铁里面要走很长一段路。问是旅游的吗？不是，他是陪妻子来看眼睛。
我说从大庆来坐高铁吗？他说是飞机来的，三小时。我问为什么不在当地看。他妻子回答当地不能看，所以来上海。男人说，上海的医生也是看得很快，说不出什么，还得继续看。他们桌上好几个菜，还有番茄汤。在我看来吃不完。男人却说，上海的盘子大，量太少了。
我看着女人在吃番茄汤，心里在喊，不要吃番茄。
婆婆视频时一直抱怨上海的番茄打过防腐剂，没有以前的味道，放一个月也不会坏。我不相信。等她拿出番茄，我想说，我不会吃国内的番茄与番茄有关的菜了。
只要种过番茄的，看得出那个颜色太假了。
但我怎么能对那位女人说呢？我做不到。她已经在吃了，已经在上海有不顺利的经历了。
我开不了口。问来来回回走过，却没有送上我的荠菜肉馄饨的服务员喊，我的馄饨怎么还不来。男人也开口，“馄饨！”拉长了音。我问，你们也点馄饨啊。他说，是帮你喊。
他们听我说，知道我是回来探亲的上海人。男人和女人都说，上海人住的这老房子不舒服。男人说，你看，这附近老房子的上面，窗那么小，不如卖了，搬走，买大房子。
我不知道他指的窗是不是老虎窗。陕西南路附近的老房子，还是上海“上只角”地段。如果他看见当年上海的旧里弄，不知何感想。
我用一张干净的葱油饼纸袋装各种收据，这是我的上海之秋收集的梧桐叶。
我的河南人友邻，回来后一起喝咖啡。出了咖啡店，她说，多伦多还是破破的，上海的阳台多漂亮。她微信里发了武康大楼的照片，去了淮海路。可是十几年前，她说大学毕业第一次到上海，看见火车站旁边的房子，心里想，还不如河南乡下好。
对于外地人到上海，如何评价上海，是他们的事。
与他们交流后，喜欢他们一家。男人的气好像也顺了。临走前，我说祝你们看病顺利。他们带着长辈一起来，看病兼旅游。
上海的看病难，的确是由于外地病人的涌入。而外地病人能够来去自由，是体现了交通发达了；老百姓富裕了；看病限制少了。
一般的老百姓看病，与离休干部看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说“看病难”，是小百姓，高干子弟或许体会不到。
金莹在小说《菜肉馄饨》里提到老汪的妻子素娟得癌症去世。去世前，素娟是一家国企工会干部，而她的主要工作是与各大医院搞好公关。到了她进院，得到老院长关照。
现在工会承担的这一工作，是真实的。我上海的老友，说起几年前得病，先生在外地出差，是朋友送去医院急诊，打电话到单位。上海鼎鼎大名的单位工会出面，通知华山医院，即刻手术。否则，她只能躺在医院走道上等。
我父亲去年动手术，我妈说是上海市总工会打电话给医院院长的，院长关照了主治医师。
没有工会发功的小百姓呢？
但是，我在上海与长辈吃饭时，听说了“社区医院”和“家庭医生”。我没有问具体。
有意思的是，11月19日一早，我从永嘉路吃早点，绕到瑞金二路，马路对面瑞金医院，而我眼前人行道上一棵枝干被截过的梧桐树，就像病人，伤疤累累。这棵树，等我与王老师吃羌饼喝铁手咖啡的那天，指给她看。以后，读者如走过瑞金二路，去找找它。它的象征意义，是一首诗。
再左拐是绍兴路。沿着短小的绍兴路，斜对面有沧浪亭面馆，经过桑弧故居的金谷邨，不免想到差点与他结婚的张小姐了。张小姐写过多少洋台，绍兴路上的那个小洋台，很给灵感。
走到52弄口，大铁门，里面是有院子的一幢楼，四层楼，很法式，最高的那层低，窗都不一样。铁门内一个烫过头发但不吹的阿姨站着，我走进，跟她打招呼。告诉她我住旁边的酒店。与上海人打交道，基本不用担心海外回来受歧视。
我问她这幢房子第四层不一样。她说，这本来是佣人住的，每间五六平方米，一共二十多间，现在全部租给瑞金医院的护工，最高每月租2500元。她是安徽插队入户回来，退休工资低，穿着半旧衣服，嘴里缺了两三颗牙。带着怨气说，他们都赚得多。楼里原来上海人卖出房子，买进的都是外地人。这幢楼是单位分的房子。她又说解放时，叔叔孃孃都出国了，她父亲不肯出国。她提到美国的表弟或表妹，有些理不清了。大意疫情时，在上海的一个孃孃，儿子或女儿在美国，都靠她家照顾，给老太太办了后事。美国回来的子女，都没有请亲戚吃饭，感谢。美国亲戚房子很大，有泳池，汽车三辆，开公司。
有个男人推着电动车出来，她打个招呼，问他妻子身体可好。男人是外地人。
29日，我带父母走一遍绍兴路。下午与父母在徐家汇书院分开，去了四川北路，等回到Mia，很累。可晚上总要吃，我走到了瑞金二路，经过陈伯吹故居。过淮海中路，到了瑞金一路，142号，门牌号不变。我曾经写过信的地址呀。贴隔壁，就是丰裕瑞金店了。
距离2006年夏天吃生煎，又是十九年。我要了生煎与小馄饨，组合套餐，17元。我不拍照片了。
昨晚厨师长问我，在上海吃了几次生煎馒头。三次。一次与王老师，两次在丰裕。
他说，回去吃了一次，两只。他说吃不了四只，请求买两只，半两了。以前遭遇过不卖。后来，大概卖生煎的领教了上海男人的小肚鸡肠，居然卖给他了。
现在，我也吃不下八只，吃三只差不多，第四只是不想浪费。
老学生洁说以前在民立读书，常去吴江路吃小杨生煎。我说我都不记得有没有吃过。但是，去区里开会，金小华老师带我吃过胶州路上的牛肉煎包，好吃。
到底是胶州路还是常德路？到底是生煎还是牛肉煎包。我问不到了。金老师不到五十去世了。我上班后算是见习期一年，她是带教我的辅导员。昨天，
从上海带回来一张旧书里夹的1997年的名片，陕西南路30號，BP机号码。字体是繁体字。那是马勒别墅所在，早对外开放了。我回上海也不想进去了。
赵老师从在团市委少年部工作的老学生那里得知，原来区少年部部长，后调到团市委的俞老师去世了，五十五岁左右。
俞老师是从小学做起的。那时男老师，年轻的男老师太少了。年轻老师跳槽太多了，留下的是真的敬业的。他很顺利，一路被提拔。他为人很友好，不搭架子，即便做了领导。他一直是我区里和市里的上司了。
九十年代，我在工作里拿到一系列奖，却没有说过一句奉承领导的话。反而是校区市领导，对年轻的我不少赞与机会。现在回想，仍然觉得那个时代，外面再说腐败什么，教育系统，至少我看来，很实事求是，做事踏实。只要看一看学生的今天，很有说服力。
我多么幸运，在师大逍遥四年后，工作中得到了锻炼与经验，毫无遗憾地离开了。
金老师最后是在华东医院去世的，因为她有老同学医生在那边，得到住院关照。俞老师，我出国后，从来没有打听过，想来不想攀附，况且他是男老师。现在，找出在北京天坛前，有一张他在人群里背影的照片。他那么年轻，刚有了儿子，妻子是原来的小学同事。他在旅行大巴车上唱儿歌，“排排坐，吃果果，宝宝要吃宝宝果”。
多么遗憾，我与俞老师没有一点点私交。如果不是夹在1996年教师节买的《呼啸山庄》有他的工作名片，也不会有打听他的念头。更没有告诉过他，对他，有感恩。
一九九七年，我结婚。区少年部送到学校一篮鲜花，该是俞老师安排的。
珍惜生命！
修改于1月21日12:08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