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第一次婚姻已经结束了很多年，曾经的公公也已经离世多年，但是在我的心里，他还是我的长辈，我的公公，一个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老人家。
我的公公不属于我父亲的阶级，他属于父亲终生要革命的那个阶级。解放前，他在上海是个钱庄的总管，有他自己的洋房，仆人。我那位曾经的丈夫在他小时候的相片里，西式打扮，衣着洋气，还蹬着双小皮鞋，神气十足地站在他家房前的草坪上，纯纯粹粹的一个小阔少。解放后，人们给公公的称呼是“资方代理人”。只要经历过开放前那些岁月的人都知道，无需多语，就知道这个称呼意味的是什么样的遭遇和压力。
我第一次见到公公是在北京卢沟桥边的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大概是冬春交季的时节，因为我记得取暖做饭的煤球炉子已经移到屋门口。炉子上的一壶水正开的起劲儿，白色的蒸汽正呼呼地往外冒着。记忆里，房间很小，只有门一侧的墙上有一扇窗户，四面的白色的墙壁已经失色，及其简单的家具，床，桌子，几把椅子板凳，好像还有一个黑乎乎的碗柜。尽管光线很暗，但是公公的一表正气一下子就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有一种他本不属于这间又小又暗的小平房的气势。公公个子不高，虽然已经患前列腺癌多年，但是腰板还是硬朗朗直挺挺的。一头厚厚的雪一样白的头发，说起话来，虽然不是铜钟般的宏亮，但是让人感觉在一板一眼，很有底气的自信，从中流露出一丝丝的亲切。
在我大学的最后一年时，公公落实政策，已经回到了北京城里，住在地安门附近的一间平房里。那间平房的面积依然很小，放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就占去了大半间屋子，连一张桌子也放不下了。吃饭时，就把一张炕桌样的小桌子放在地上，坐在小凳子上吃饭。那个小碗柜好像也回到了北京，一如既往着存放着不多的餐具什么的。
我曾经的丈夫在外地上学，为了他大学毕业能顺利地回北京，我们大三时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个星期六从北郊的学校回家，都先到公公家看看。老人家知道我爱吃鱼，每个星期六的早上都去地安门菜市场买鱼，亲手烹调。饭桌上，总是催我多吃菜。老人家做饭很有一手，肉松做的特别的地道好吃。记得那时我常常暗自惊叹，这位资本家公公过了那么多年有厨子的日子，竟还有这么好的厨艺。自然，老人家讲起吃来，头头是道，一定是过去在大上海，中西洋土的吃的多了。
和老人家在一起，他从不提解放前的生活，解放后的遭遇，话题从来不涉及政治和我的家庭。唯一一次涉及他在上海的旧事，是我们说起毛泽东，他插嘴说，他见过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贺是他在上海的邻居。等我好奇地追问下去，他就不再开口了。不过，和公公聊天，只要不涉及政治，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他总是有很多说的。其实，他好像也没有上过多少年的学，但是他的人生阅历，给了他足以海阔天空的知识和想念。
我见到的公公，已经是暮年时节的人了。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没有和老人深谈过。不过，我们之间要想深谈，大概也不是我一厢情愿的事。相处久了，我感觉公公是个很宽容，明事理，对生活没有过多要求，却又有几分讲究的人。给人一种已历沧桑，看破天下，无大喜亦无大悲的感觉。
那些年里，听来的有关老人故事，都透着些许的仗义深情。我的婆婆是个小脚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她是公公在河南老家时的原配夫人。公公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里打下天下以后，一没有休了他的小脚原配，二没有再娶偏房，而是把他的妻子接到了上海，住进了洋房。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都与他的糟糠之妻共渡。而说老实话，我真不知道公公和这位头脑简单不识字的婆婆有什么共同语言，更提不上有何共识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他和她聊天说长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老人一肚子的见识一肚子的话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无法和任何人倾心相诉。他不能。老人当年在上海绝对风光，富裕。为了谋生，为了出息，很多河南老家的人都去上海找他。老人供了不少人读书。开放以后，还有人特意从美国回来报恩。可惜，老人已去黄泉。不然，老人至少可以高兴一场，有些欣慰。
公公和我之间，一直是一种相敬如宾，相互尊重理解的关系。虽然在我的生活里，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位来自另一个“阶级”的老人。不过，当时已有的社会经历并不使自己觉得尴尬陌生，有的只是几分好奇。开始，我们两个都清楚地意识到两个家庭的根本不同，相处的挺小心，注意不说不做伤害对方感情的事。天长日久，我就懂得了公公为人处世的风格，就多出了很多的敬意和怜惜。至少在我一方，那种有意就消失了，感觉和公公相处的很是自然，把他认作是自己的亲人了。
我们结婚后不久，公公的癌症转移到了脊髓，癌症在狭窄的脊髓腔的恶性膨胀，给他带来了几乎无法控制的疼痛，并且影响了肠道的蠕动，便秘的厉害。我是个作过护士的人，知道如何处理便秘。当我使尽了所有的招数之后，就只剩下用手作业了。于是，我这个受过党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护士，就像以往一样，动手了。当时，我就是受不了老人由于全身疼痛外加便秘折磨而显现出的那种努力克制自己的表情。
老人去世前，把他的几个儿女叫到跟前。我那曾经的丈夫事后告诉我，老人特意说了，我这个儿媳妇心肠好，很大度。嘱咐他的儿女要好好待我。于是，我明白了，到最后，老人也没有彻底消除那一条界限。他认为我认他做公公，是我的宽容。他还是没有平等地看我。而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老人，我的公公，一个值得尊重的人。都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到老山火化老人那天，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回来时路过八宝山时，丈夫的姐姐让车停了下来。要我的丈夫陪着我去看了我父亲的墓。面对着父亲的遗像，我的泪又落了下来。
以后，公公的遗骨送回了他的家乡，安葬在了他几十年前为他的父母家人买下的墓地里。前两年，听说墓移走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推平了那块墓地。
这就是我公公的故事。有人说，人的苦和乐都是有定数的，只是来的早晚有别。如果确有此理，那么，在这位老人的一生中，荣耀辉煌的年代来的太早，以至于以后的年代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有了那么多的凄凉痛苦。对于我来说，先苦后甜的人生，让人觉得振奋，有活头，到死有一种没有白活的自豪。而像公公这种人生，到了残年幕落时分，那种年少时的风流得意，何以穿透以后的无奈和悲凉，使其满意无憾地离去？他带走了多少故事、痛苦、遗憾、失望？他的走，也许是一种解脱？无人知晓。
在中国的茫茫人海之中，在无穷无尽的改朝换代中，在曾经追求共产主义的大潮里，公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一个属于失去自由属于被革命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他的过去，连居住在北京他女儿们身边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然而，我很庆幸，在我的已经不算短暂的生活经历中有过这样一个公公。他在我的面前，展现了我曾不熟悉的一群人的生活，使我体验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思想；使我更加懂得了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人间，这个人类；也使我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于“革命”，高于“阶级”，高于“信仰”的东西。
我敬佩这位老人。
有过这样一个公公，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
人生有缘（5）- 我曾经的公公
也我 (2025-05-31 15:26:31) 评论 (4)
虽然我的第一次婚姻已经结束了很多年，曾经的公公也已经离世多年，但是在我的心里，他还是我的长辈，我的公公，一个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老人家。
我的公公不属于我父亲的阶级，他属于父亲终生要革命的那个阶级。解放前，他在上海是个钱庄的总管，有他自己的洋房，仆人。我那位曾经的丈夫在他小时候的相片里，西式打扮，衣着洋气，还蹬着双小皮鞋，神气十足地站在他家房前的草坪上，纯纯粹粹的一个小阔少。解放后，人们给公公的称呼是“资方代理人”。只要经历过开放前那些岁月的人都知道，无需多语，就知道这个称呼意味的是什么样的遭遇和压力。
我第一次见到公公是在北京卢沟桥边的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大概是冬春交季的时节，因为我记得取暖做饭的煤球炉子已经移到屋门口。炉子上的一壶水正开的起劲儿，白色的蒸汽正呼呼地往外冒着。记忆里，房间很小，只有门一侧的墙上有一扇窗户，四面的白色的墙壁已经失色，及其简单的家具，床，桌子，几把椅子板凳，好像还有一个黑乎乎的碗柜。尽管光线很暗，但是公公的一表正气一下子就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有一种他本不属于这间又小又暗的小平房的气势。公公个子不高，虽然已经患前列腺癌多年，但是腰板还是硬朗朗直挺挺的。一头厚厚的雪一样白的头发，说起话来，虽然不是铜钟般的宏亮，但是让人感觉在一板一眼，很有底气的自信，从中流露出一丝丝的亲切。
在我大学的最后一年时，公公落实政策，已经回到了北京城里，住在地安门附近的一间平房里。那间平房的面积依然很小，放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就占去了大半间屋子，连一张桌子也放不下了。吃饭时，就把一张炕桌样的小桌子放在地上，坐在小凳子上吃饭。那个小碗柜好像也回到了北京，一如既往着存放着不多的餐具什么的。
我曾经的丈夫在外地上学，为了他大学毕业能顺利地回北京，我们大三时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个星期六从北郊的学校回家，都先到公公家看看。老人家知道我爱吃鱼，每个星期六的早上都去地安门菜市场买鱼，亲手烹调。饭桌上，总是催我多吃菜。老人家做饭很有一手，肉松做的特别的地道好吃。记得那时我常常暗自惊叹，这位资本家公公过了那么多年有厨子的日子，竟还有这么好的厨艺。自然，老人家讲起吃来，头头是道，一定是过去在大上海，中西洋土的吃的多了。
和老人家在一起，他从不提解放前的生活，解放后的遭遇，话题从来不涉及政治和我的家庭。唯一一次涉及他在上海的旧事，是我们说起毛泽东，他插嘴说，他见过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贺是他在上海的邻居。等我好奇地追问下去，他就不再开口了。不过，和公公聊天，只要不涉及政治，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他总是有很多说的。其实，他好像也没有上过多少年的学，但是他的人生阅历，给了他足以海阔天空的知识和想念。
我见到的公公，已经是暮年时节的人了。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没有和老人深谈过。不过，我们之间要想深谈，大概也不是我一厢情愿的事。相处久了，我感觉公公是个很宽容，明事理，对生活没有过多要求，却又有几分讲究的人。给人一种已历沧桑，看破天下，无大喜亦无大悲的感觉。
那些年里，听来的有关老人故事，都透着些许的仗义深情。我的婆婆是个小脚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她是公公在河南老家时的原配夫人。公公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里打下天下以后，一没有休了他的小脚原配，二没有再娶偏房，而是把他的妻子接到了上海，住进了洋房。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都与他的糟糠之妻共渡。而说老实话，我真不知道公公和这位头脑简单不识字的婆婆有什么共同语言，更提不上有何共识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他和她聊天说长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老人一肚子的见识一肚子的话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无法和任何人倾心相诉。他不能。老人当年在上海绝对风光，富裕。为了谋生，为了出息，很多河南老家的人都去上海找他。老人供了不少人读书。开放以后，还有人特意从美国回来报恩。可惜，老人已去黄泉。不然，老人至少可以高兴一场，有些欣慰。
公公和我之间，一直是一种相敬如宾，相互尊重理解的关系。虽然在我的生活里，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位来自另一个“阶级”的老人。不过，当时已有的社会经历并不使自己觉得尴尬陌生，有的只是几分好奇。开始，我们两个都清楚地意识到两个家庭的根本不同，相处的挺小心，注意不说不做伤害对方感情的事。天长日久，我就懂得了公公为人处世的风格，就多出了很多的敬意和怜惜。至少在我一方，那种有意就消失了，感觉和公公相处的很是自然，把他认作是自己的亲人了。
我们结婚后不久，公公的癌症转移到了脊髓，癌症在狭窄的脊髓腔的恶性膨胀，给他带来了几乎无法控制的疼痛，并且影响了肠道的蠕动，便秘的厉害。我是个作过护士的人，知道如何处理便秘。当我使尽了所有的招数之后，就只剩下用手作业了。于是，我这个受过党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护士，就像以往一样，动手了。当时，我就是受不了老人由于全身疼痛外加便秘折磨而显现出的那种努力克制自己的表情。
老人去世前，把他的几个儿女叫到跟前。我那曾经的丈夫事后告诉我，老人特意说了，我这个儿媳妇心肠好，很大度。嘱咐他的儿女要好好待我。于是，我明白了，到最后，老人也没有彻底消除那一条界限。他认为我认他做公公，是我的宽容。他还是没有平等地看我。而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老人，我的公公，一个值得尊重的人。都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到老山火化老人那天，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回来时路过八宝山时，丈夫的姐姐让车停了下来。要我的丈夫陪着我去看了我父亲的墓。面对着父亲的遗像，我的泪又落了下来。
以后，公公的遗骨送回了他的家乡，安葬在了他几十年前为他的父母家人买下的墓地里。前两年，听说墓移走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推平了那块墓地。
这就是我公公的故事。有人说，人的苦和乐都是有定数的，只是来的早晚有别。如果确有此理，那么，在这位老人的一生中，荣耀辉煌的年代来的太早，以至于以后的年代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有了那么多的凄凉痛苦。对于我来说，先苦后甜的人生，让人觉得振奋，有活头，到死有一种没有白活的自豪。而像公公这种人生，到了残年幕落时分，那种年少时的风流得意，何以穿透以后的无奈和悲凉，使其满意无憾地离去？他带走了多少故事、痛苦、遗憾、失望？他的走，也许是一种解脱？无人知晓。
在中国的茫茫人海之中，在无穷无尽的改朝换代中，在曾经追求共产主义的大潮里，公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一个属于失去自由属于被革命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他的过去，连居住在北京他女儿们身边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然而，我很庆幸，在我的已经不算短暂的生活经历中有过这样一个公公。他在我的面前，展现了我曾不熟悉的一群人的生活，使我体验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思想；使我更加懂得了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人间，这个人类；也使我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于“革命”，高于“阶级”，高于“信仰”的东西。
我敬佩这位老人。
有过这样一个公公，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
我的公公不属于我父亲的阶级，他属于父亲终生要革命的那个阶级。解放前，他在上海是个钱庄的总管，有他自己的洋房，仆人。我那位曾经的丈夫在他小时候的相片里，西式打扮，衣着洋气，还蹬着双小皮鞋，神气十足地站在他家房前的草坪上，纯纯粹粹的一个小阔少。解放后，人们给公公的称呼是“资方代理人”。只要经历过开放前那些岁月的人都知道，无需多语，就知道这个称呼意味的是什么样的遭遇和压力。
我第一次见到公公是在北京卢沟桥边的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大概是冬春交季的时节，因为我记得取暖做饭的煤球炉子已经移到屋门口。炉子上的一壶水正开的起劲儿，白色的蒸汽正呼呼地往外冒着。记忆里，房间很小，只有门一侧的墙上有一扇窗户，四面的白色的墙壁已经失色，及其简单的家具，床，桌子，几把椅子板凳，好像还有一个黑乎乎的碗柜。尽管光线很暗，但是公公的一表正气一下子就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有一种他本不属于这间又小又暗的小平房的气势。公公个子不高，虽然已经患前列腺癌多年，但是腰板还是硬朗朗直挺挺的。一头厚厚的雪一样白的头发，说起话来，虽然不是铜钟般的宏亮，但是让人感觉在一板一眼，很有底气的自信，从中流露出一丝丝的亲切。
在我大学的最后一年时，公公落实政策，已经回到了北京城里，住在地安门附近的一间平房里。那间平房的面积依然很小，放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就占去了大半间屋子，连一张桌子也放不下了。吃饭时，就把一张炕桌样的小桌子放在地上，坐在小凳子上吃饭。那个小碗柜好像也回到了北京，一如既往着存放着不多的餐具什么的。
我曾经的丈夫在外地上学，为了他大学毕业能顺利地回北京，我们大三时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个星期六从北郊的学校回家，都先到公公家看看。老人家知道我爱吃鱼，每个星期六的早上都去地安门菜市场买鱼，亲手烹调。饭桌上，总是催我多吃菜。老人家做饭很有一手，肉松做的特别的地道好吃。记得那时我常常暗自惊叹，这位资本家公公过了那么多年有厨子的日子，竟还有这么好的厨艺。自然，老人家讲起吃来，头头是道，一定是过去在大上海，中西洋土的吃的多了。
和老人家在一起，他从不提解放前的生活，解放后的遭遇，话题从来不涉及政治和我的家庭。唯一一次涉及他在上海的旧事，是我们说起毛泽东，他插嘴说，他见过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贺是他在上海的邻居。等我好奇地追问下去，他就不再开口了。不过，和公公聊天，只要不涉及政治，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他总是有很多说的。其实，他好像也没有上过多少年的学，但是他的人生阅历，给了他足以海阔天空的知识和想念。
我见到的公公，已经是暮年时节的人了。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没有和老人深谈过。不过，我们之间要想深谈，大概也不是我一厢情愿的事。相处久了，我感觉公公是个很宽容，明事理，对生活没有过多要求，却又有几分讲究的人。给人一种已历沧桑，看破天下，无大喜亦无大悲的感觉。
那些年里，听来的有关老人故事，都透着些许的仗义深情。我的婆婆是个小脚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她是公公在河南老家时的原配夫人。公公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里打下天下以后，一没有休了他的小脚原配，二没有再娶偏房，而是把他的妻子接到了上海，住进了洋房。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都与他的糟糠之妻共渡。而说老实话，我真不知道公公和这位头脑简单不识字的婆婆有什么共同语言，更提不上有何共识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他和她聊天说长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老人一肚子的见识一肚子的话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无法和任何人倾心相诉。他不能。老人当年在上海绝对风光，富裕。为了谋生，为了出息，很多河南老家的人都去上海找他。老人供了不少人读书。开放以后，还有人特意从美国回来报恩。可惜，老人已去黄泉。不然，老人至少可以高兴一场，有些欣慰。
公公和我之间，一直是一种相敬如宾，相互尊重理解的关系。虽然在我的生活里，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位来自另一个“阶级”的老人。不过，当时已有的社会经历并不使自己觉得尴尬陌生，有的只是几分好奇。开始，我们两个都清楚地意识到两个家庭的根本不同，相处的挺小心，注意不说不做伤害对方感情的事。天长日久，我就懂得了公公为人处世的风格，就多出了很多的敬意和怜惜。至少在我一方，那种有意就消失了，感觉和公公相处的很是自然，把他认作是自己的亲人了。
我们结婚后不久，公公的癌症转移到了脊髓，癌症在狭窄的脊髓腔的恶性膨胀，给他带来了几乎无法控制的疼痛，并且影响了肠道的蠕动，便秘的厉害。我是个作过护士的人，知道如何处理便秘。当我使尽了所有的招数之后，就只剩下用手作业了。于是，我这个受过党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护士，就像以往一样，动手了。当时，我就是受不了老人由于全身疼痛外加便秘折磨而显现出的那种努力克制自己的表情。
老人去世前，把他的几个儿女叫到跟前。我那曾经的丈夫事后告诉我，老人特意说了，我这个儿媳妇心肠好，很大度。嘱咐他的儿女要好好待我。于是，我明白了，到最后，老人也没有彻底消除那一条界限。他认为我认他做公公，是我的宽容。他还是没有平等地看我。而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老人，我的公公，一个值得尊重的人。都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到老山火化老人那天，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回来时路过八宝山时，丈夫的姐姐让车停了下来。要我的丈夫陪着我去看了我父亲的墓。面对着父亲的遗像，我的泪又落了下来。
以后，公公的遗骨送回了他的家乡，安葬在了他几十年前为他的父母家人买下的墓地里。前两年，听说墓移走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推平了那块墓地。
这就是我公公的故事。有人说，人的苦和乐都是有定数的，只是来的早晚有别。如果确有此理，那么，在这位老人的一生中，荣耀辉煌的年代来的太早，以至于以后的年代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有了那么多的凄凉痛苦。对于我来说，先苦后甜的人生，让人觉得振奋，有活头，到死有一种没有白活的自豪。而像公公这种人生，到了残年幕落时分，那种年少时的风流得意，何以穿透以后的无奈和悲凉，使其满意无憾地离去？他带走了多少故事、痛苦、遗憾、失望？他的走，也许是一种解脱？无人知晓。
在中国的茫茫人海之中，在无穷无尽的改朝换代中，在曾经追求共产主义的大潮里，公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一个属于失去自由属于被革命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他的过去，连居住在北京他女儿们身边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然而，我很庆幸，在我的已经不算短暂的生活经历中有过这样一个公公。他在我的面前，展现了我曾不熟悉的一群人的生活，使我体验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思想；使我更加懂得了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人间，这个人类；也使我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于“革命”，高于“阶级”，高于“信仰”的东西。
我敬佩这位老人。
有过这样一个公公，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