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漂泊的灯火（6）

如果“一国两制”在台湾不可能实现，那么想在西藏实行就是痴人说梦。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应该明白：“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共采取的一种政治欺骗方式，只有在对香港、澳门和台湾这样不在它占领区域，同时力量对比不占有优势的情形下，才会作为权宜之计使用。但西藏已在中共统治之下，双方力量对比对中共有利，权宜从何说起？

另外既然是“一国两制”，就有不同质的“两制”存在，中共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即一党专制制度，达赖喇嘛的另一制是什么？现在人们大多认为达赖喇嘛不会在西藏恢复“农奴制”，但又是什么呢？流亡者希望在西藏建立的制度政治目标、经济目的和社会价值体系是什么呢？这一点西藏民众不清楚，世界上关心西藏问题的人们也不清楚。

更关键的是：西藏是一个藏族占多数的单一民族地区，一旦两制发生冲突（不管这种冲突是由意识形态引起还是其他方面引起的），中共在香港利用民族情感缓解或调和冲突的方法都不会奏效。也就是说，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并不具备中共所要求的特殊条件。 

这里还涉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西藏面积广大，对中共来说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是一个在外交和国防上极为敏感的区域。在中共花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营几十年之后，其统治日益稳固，它还会允许改变到一个它所不能预料和控制的状态去吗？

也许达赖喇嘛也深知这点，为了打消中共的顾虑，他于1987年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时提出了一个称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达赖喇嘛对此解释道：“把西藏建立成和平地区，意味着中国在西藏的部队及军事设施的撤除，这样印度也就可以撤走驻防在喜马拉雅山靠近西藏地区的部队及军事设施。这一切都将根据国际条约进行，以满足中国在安全顾虑上的合理要求，并且促进西藏、印度、中国及其他同一地区内民族的信心。每一个有关国家都获得利益，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因为这样一来不但强化了他们的安全感，并且减轻了为了维持喜马拉雅山沿线疆界的庞大军事开销。”

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对国际政治关系仍然缺乏起码的了解，对地缘政治的判断，仍然停留在1950年前那些与世隔绝的噶厦政府官员的水平。他认为把西藏建成和平地区，以一纸条约就可以保证和满足中国在安全上的要求，强化中国和印度的安全感并促进各国民族的信心。这种天真的想法也许是现代国家中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不会产生的。与中国和印度讨论建立“西藏和平区”无异于是与虎谋皮。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印度共同的农耕传统，造就了它们对外部世界极强的不信任和戒备心理。问题并不在于相互的承诺和条约，而是在西藏特殊的地理形态和地缘政治区位，再加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冲突和不快，这就使得西藏地位的任何变化对双方来说都显得极为敏感。

崇尚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中共，从来没有足够的智慧理解契约与信用。因此不相信条约可以拦住炮弹，甚至还能自定义“不平等条约”不予承认。本来条约就是建立在国家信用上的契约，谁能解释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卖国条约、历史条约......的逻辑自洽？日本和德国签的无条件投降条约是平等条约还是不平等条约？即便是在联合国备案的《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这种国际契约，中共都能以“历史文件”的名义单方毁约。可见达赖喇嘛在此问题上的天真。

西藏位于亚洲海拔最高的腹心地区，中共很清楚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天然的安全屏障。中共不愿意把他们的边境线向后移至金沙江边，从而只能仰望这块悬在自己头顶的土地。而对于印度来说，他们也愿意把喜马拉雅山脉的分水岭，作为两国之间的安全界限，以使双方都处于平等的高度。印度不愿意看到中国占据着喜马拉雅山南坡而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因此双方长期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以及中国与印度1962年爆发的边境战争，实际上都是一个为了争取高度，以获得国防和民众心理优势的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