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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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很喜欢梁宏达，因为他观点鲜明，直说敢言，思路敏捷，口才甚佳。最近在他的《大唐雷音寺》一期谈郎平的节目中听到这样一段话：
老梁所说很有道理，学生时代就千方百计往上爬的人，动机不纯，人品也很值得怀疑，因为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利可图，这种利直接来自于权力。一个人从年轻时就盘算着未来为官之道，以此捞取种种利益，其心机还不够深吗？
人的思想从获得到发展是渐进的。小学时候就有胳膊上挂着两道杠、三道杠，充当老师的左膀右臂，对替老师管同学乐此不疲的学生干部，但是人在这段时间往往是不自觉的，其对权力的认识还是懵懂的。到了中学阶段，因为忙于学习、迎接高考，热心此道的人似乎少了。可是进入大学以后，情况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大学生的思想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加上校园生活变得相对宽松，团委、学生会这些准组织部、宣传部非常活跃，某些人内心的官欲便被激发出来，并已经看出当前的积累和铺垫对未来人生可能带来的种种红利，于是有人开始处心积虑地向一会一委靠拢，未来官场的预备队由此开始在校园内形成。
可以这样说，政治野心是在大学校园里萌发的，有这种野心的人日后会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脱离，成为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身不由己地在宦海中沉浮，或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或沦为贪官，铁窗度日，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最后黯然收场。
对于学生官迷，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甚至自己身边当年就曾有过这样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读大学时，我所在的宿舍里住着五个男生，其中来自某省城的L同学很喜欢读书，经常从书店买回一些很新潮的书看，其中就有金观涛主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我来自小城，对这些东西一知半解，另外三个来自农村的同学每天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能最大限度地节省饭票，对于L的那些书并不感兴趣。
一天晚上，L突然对我们几个说，我们组织一个“民主大学生学社”吧。我们都感到很迷惑：干什么？L很兴奋地说，讨论政治问题，针砭时弊，你们看现在社会上思想多活跃！由于L热情非常高，我们几个都不愿扫他的兴，于是就围坐在一起听他讲。他慷慨激昂地讲了半天，可是我发现，那三个农村来的舍友都快睡着了。因为大家热情不高，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我的意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宿舍门突然被敲开了，站在门口的居然是主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校领导！校领导怎么会突然造访我们宿舍？那一刻我的脑子是糊涂的，无法找到确切的理由。当校领导和大家攀谈起来，事情终于明朗了，原来他是来劝大家不要组织“民主大学生学社”。L显得有些尴尬，不过校领导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只说现在把精力放在学业上更有意义。校领导的这次造访标志着L心中的“民主大学生学社”无疾而终。可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团：校领导是怎么知道的？因为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们宿舍里的五个人。
多年以后，我在省城见到L时，他忽然提起当年的这起“悬案”。我说，我们都不要说，写在手心里。当我们把手伸开时，手心里都写着一个字母：C。
C是我们宿舍年龄最大的，来自农村，看上去比我们成熟很多。起初只是班长，后来进了校学生会，并很快当上学生会主席。每每有书记和校长出席重要学生活动，C必定是陪伴在左右。L和我的根据几乎一样，C正是在那次校领导造访后进入校学生会的，且另外两个舍友人品不错，和L关系也比较好，不会背后打小报告。
C毫无疑问是个官迷，平日言语之间丝毫不掩饰官场对他的巨大诱惑。那时国内律师制度正逐步确立和走向规范化，可是，身为法律系学生的C在闲聊中经常对律师嗤之以鼻，认为律师什么的都是狗屁，书记或市长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切都否掉。在他看来，权力决定一切，诉讼法上讲的各种程序都是学者的自说自话。大学毕业后，C没有选择司法单位，而是进入市政府工作，这看来完全符合他自己的仕途设想。可是天不遂愿，尽管起点选得很好，但是后来的发展却很平淡，只是当上了农业口的一名处长，有时到乡下走走，看看淡水养殖的成效，或者检查一下果园的合理栽培等等，并没有真正在官场大展身手。
对C来说，从当年风头甚劲的校学生会主席到如今的市府处长，确实有些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想想也正常，想当官是一回事，能不能当上又是另一回事，或许想当官的意念同样强，可是如果别人的手段比你厉害，你即便想当官，恐怕也要被挤到一边，被动让贤了。C的经历就是如此。
和围棋高手一样，官迷也是有段位的，与C相比，我读研时接触到的另一位官迷W则明显高一个档次，无论是手段、风头还是后来的官场运筹等等，都显示出C所不及的实力。
那时，因为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刚刚过去，大学校园里显得有些压抑，学生们避谈政治，官方与学生的互动也少了许多。就在某个早晨，学校大喇叭转播的早间新闻联播节目里忽然响起播音员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播送的内容居然是W给某中央领导写信，该领导给W及X大全体学生亲切回信，新闻稿采用通讯形式，题目起得十分煽情。
尽管这封信据说也有其他几个学生副署，但W无疑是牵头者。后来，某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W，说从他的信中看到了新一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这次会见令W名声大振，后来一些新闻单位相继采访过他，一时间成为校园里的名人。
毕业前夕，我的去向定为某中央机关。一天，身材瘦小的W和另外一个同学来到我的宿舍，大意是大家能不能凑一下饭票，请前来接人的老师在学校高级一点的食堂吃个午饭？我这才知道W的去向也是那家中央机关，他所说的老师是人事部门的干部。那顿饭吃得还算轻松，因为饭票花的多，饭菜质量也比较好，席间W很活跃，说话比较到位，给人的感觉很善于拉关系。
进入单位后，我并没有见到W，后来得知他直接去了西藏，那是我所在机关的派出单位。后来从媒体上得知，W一直活跃于边疆几个省份，因为有当年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背景，基本上隔几年一升，官场基础渐渐夯实，如今已是某省省级领导。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W和C的确与大多数普通学生明显不同，他们未必不重视学业，但是显然很早就嗅到了官场的风向和领导的好恶，因此，在许多年轻学子还奔波于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时，他们就已经开始盘算起未来的仕途，并开始铺下第一块砖，撒下第一抔土。他们知道，要想将来在官场上有所收获，在校园时就要开始播种耕耘。当官的念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消失，相反，在他们步入社会后更加强烈，这一念头成为指导他们人生的唯一指针。
至于当年试图组织“民主大学生学社”的L，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成为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既对官场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任何能混迹于官场的手段。我问他当年针砭时弊的政治热情都哪里去了，他笑道，我和陈独秀一毛病，只会坐而论道。我说，可喜可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总算认清了自己。陈独秀对政治的热情不可谓不高，也论了很多的“道”，可是，政治终究要由毛邓这样的人来搞，因为官场凭的不仅仅是热情，也不局限于“道”，更多地是凭手段和本领。
梁宏达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从学生时代就一门心思想当官的人，是不是非常可耻？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也许会有争议，那就更对了，有争议恰恰说明这确实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