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战场游记之82：《血染的红山湾》续集——西路军失败原因探讨（中）渡河中
这一期间的重要事件：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蒋介石到西安布置“通渭会战”，胡宗南、毛炳文部紧急西进控制黄河渡口；共产国际将支援物资交接地点改为哈密。
渡河前后这十来天是个节骨眼，上述几项重要变化都在这几天突然发生，对未来西路军的命运至关重要。所以我想暂时停下来澄清下面九个问题：
（一），10月24日开始的由中央军委布置30、9、5军在靖远的渡河到西岸，和 9 月 22 日张国焘在岷县计划的全四方面军在永靖、循化渡黄河到青海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前者是为着执行中央军委策划的宁夏作战计划，是为获得苏联援助、打通国际路线而进行的，方向向北，目标中蒙边境。10月18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明确了援助物资的数量和具体接运方式。电文说：“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不象你们二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为此，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本文上集登录后，有网友提出到定远营接物资这个方案不现实，远而且难。我的回应是：“当时军委对马家军作战能力严重低估，对宁夏的马鸿逵就更看不起。至于苏联物资怎么送、送哪里，中共没有发言权。”
后者则是当时仍与“中央”平起平坐的张国焘“西南局”企图利用手中仍占超过全部红军一半的兵力远离陕北张闻天“北方局”，途经青海再翻越祁连山到甘凉一带去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与中央分庭抗礼，方向向西，目标河西走廊。即使在张国焘已经表态服从中央后，他完全可能仍抱有由四方面军在河西搞个独立地盘，进则可以继续掌控大权，退则避免清算斗争的局面（尽管毛彭没有书面证据摆出来，但心中是这么估计的。毛在渡河前后这几天，多次发绝密电给以西方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身份驻打拉池红军总部的彭德怀，要他提防”国焘的动摇性“，我觉得毛估得不错，恐怕陈、徐渡河初期心中也有着类似打算。但是毛在西路军陷入困境、危境时仍以此历史“错误”成为一个把柄指责、威胁陈、徐及整个西路军领导层就未免太无理和霸道）。
（二），谁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当时的全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1931年12月25日在瑞金成立。为全国红军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实施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共有委员15人。在政治上受中共中央领导（所以才有苏区及长征期间“三人团”骑在头上以军委名义发号司令）。从它成立之日到1936年9月，主席一直都是朱德。但是，1935年7月18日芦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任命张国焘代替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握有全军指挥权。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又在沙窝分左、右路军北上，朱德与张国焘在左路军，张闻天、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右路军。期间周恩来患肝脓疡病危，被抬着过了草地；张闻天不谙军事。与陈、徐分裂之后在9月12日俄界会议（周恩来依然病重）上毛泽东被推举为陕甘支队政委（司令彭德怀）。这是长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名正言顺指挥一支部队，中革军委实际上已不再存在。到达陕北与15军团会合后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会上建议：“现在对外暂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称较为适当”，不用”中央“或“中央军委”名义，但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由毛泽东任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书记。现在大陆那些长征电影，里面战士叫“毛主席”、”周副主席“是不可能的，整个长征中周比毛更大粒。即使遵义会议后，毛仍是周的助手。1936年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组成，委员23人，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张闻天、毛自此以“中央”和 ”中央军委“ 正式发号司令。但在此之前，当张国焘认输给西北中央局之后，毛仍是可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合法指挥第四方面军的。
即使毛正式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也不是就可以无条件地号令全军。因为（1）中央军委是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度；（2）军委要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重大问题须由政治局会议表决，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仍是张闻天。譬如，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领导层就抗战形势、政治路线、基本方针和策略展开热烈讨论。毛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一部分与会者并不同意，认为战局很严重，应该早出兵，把大部分军队开到前线，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会议最后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调和了两种意见。会后林彪照样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支持下，违背了毛的指示，将115师全部投入平型关大战，并取得胜利。请参阅：《古战场游记之二十：不屈的平型关》。
我在【古战场游记】系列的整个长征过程中（大约十多篇，四十来集）描述毛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在上述框架内，没有升他一天的官也没有降他一天的职，评论尽量实事求是。haobuhao网友指出《古战场游记之四十七：黎平会议的前前后后（上）》一文的事实正确，解读错误（原文是：”你提供的材料并不支持你这说法“）。读后我思索了好几天，觉得他的见解正确，因而在《下》集完全改过来。还有很多其他跟帖，全是”因为他能当上皇帝，所以衣裳一定漂亮“之类的，我觉得就不用回帖。预计本集登录后，扔砖的肯定不会少，我仍是同一态度。（顺便说一句：该文登录后，又读到党史专家石仲泉考察通道会议的一篇文章。里面说：通道会议其实并不在恭城书院召开，而是在邓颖超记忆中一户正在娶媳妇的乡民家中开的。那为啥又将会址安在恭城书院呢？因为当时要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上面催得紧。六十年过去，那间乡民住宅谁也说不清在哪了。地方领导只好将比较宽大像样的书院摆上些旧桌子椅子，找了些老马灯茶壶杯子什么的摆设，再挂上牌子隆隆重重地就开场了。）
话说回来，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期间确实彰显了他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他提出（1）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2）进军敌后开辟根据地，放手扩张地盘和军队，不受国民政府限制。这两条扬长避短的基本战略奠定了中共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基础，其成功实践赢得了毛在全党的领袖威望，首先是高级政要和将领的折服，顺理成章并在共产国际点名支持下成为中共主席。例如，原来主张运动战为主的林彪在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非常理想的平型关伏击战中仍然损兵折将，令他在战后二十来天就写出《平型关战斗经验》，里面承认：”八路军不适宜过多集中兵力作运动战；游击战在敌后非常重要；山地战斗能让我军发挥优势“等等，完全是毛在洛川会议的主张。
然而，因为毛在夺取政权过程提出过正确主张（或叫路线），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就将他抬到至高无上、不容反对的决策地位，尤其是赋予他任意对其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太监党跟风舔媚拍马，最终让他腐化堕落成为一个荒淫无道、祸国殃民的暴君，则是中共的最大错误和罪恶。始作俑者刘少奇、林彪最终被自己高高举起的大石头砸烂了天灵盖。革命的胜利固然是领袖们集体领导的智慧、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成就，但更是全国几亿人民相信中共的“民主”承诺，唾弃国民党独裁政治的结果。建国后就没有理由坚持一党独裁，更不应该让一个人独裁。毛的所作所为就是篡党篡国，自己最终也落到人亡政息、遗臭万年的下场。
（三），如前（一）所述毛、彭和张国焘之间的猜忌，中央军委（毛周）、红军总部（朱张）、西方野战军指挥部（彭）、河西部队指挥部（陈徐）在渡河初期的行动规划常常相互抵触。譬如10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建议：“渡河成功时，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31军尾30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得到朱德、张国焘同意。但报军委后，毛要求9军暂不渡河，“以9军以外之一个军接30军渡河”。理由是9军要作为主力留在河东阻击南敌，待击退南敌后再在中宁（属宁夏）渡河。本已在河边待渡的9军因而东调。但在彭德怀10月25日16时的电报中也赞成9军渡河后，毛又改变主意，要9军再西转渡河，同时悄悄告诫彭德怀（绝密）：“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徐向前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渡河阶段的往返调动很有异辞：“9军虽已开到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更离谱的是：31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本已接红军总部命令接9军后渡河，中央军委10月29日也批准了，就是因为彭德怀怀疑是张国焘搞的鬼，扣下了31军。徐向前一直坚持全部五个军都渡河的建议，当然更不可能（你们想把四方面军全拉过去搞独立王国吗？）。最后改为只派最弱的5军（由原一方面军5军团和原四方面军33军组成，但不及一个师的战力），而且是在5军守卫渡口被毛炳文部追杀，危险之际匆忙渡河逃命并加入河西部队的，可说是就坡下驴之举。
（四），全部渡河的这21800人的队伍战斗力如何？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红三十军7000人，枪3200支，每支枪子弹25发；九军6500人，枪2500支，每支枪子弹15发；五军3000人，枪1000支，每支枪子弹5发；骑兵师200人马，枪200支，每支枪子弹25发。经过天全、芦山战役，二爬雪山，三过草地，全军早就没有任何重武器。所以他们对苏联承诺的20000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弹药非常期待。可是随即苏方又将交货地点由宁夏定远营改到新疆的哈密。（11月1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会见林育英后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称苏联援助的军用物资已准备好，何时到达定远营尚待通知；11月3日 中央书记处又接到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来电，称：“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你们能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这份电报，迫使渡河红军方向改为向西进军，造成一、四两大方面军分离。其实定远营也不容易去，光穿越腾格里沙漠就得4天以上，但至少两军不会分隔得太远。）。自始至终，西路军没有收到苏联一支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输送中国的武器全都交给了重庆的国民政府。毕竟斯大林”援华“目的是”保苏“， 而当时只有老蒋才做得到。
（五），9月底蒋介石已经解决两广事变。10月10日，他将原由河南调往长沙阻挡两广叛军的胡宗南部四个师紧急开回陕西南部。10月22日（正是30军渡河前两天）他来到西安布置“通渭会战”。令胡宗南部第一军推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部第三军两个师及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调两个师前进至定西，王以哲部控制平凉、隆德、静宁一线，董应斌部抽两师推进至固原一线策应；马步芳、马步青部沿黄河西岸筑碉防堵。企图在西兰通道地区与红军决战，一举歼灭。其头号主力胡宗南、毛炳文部乘西兰公路交通之方便迅速西进，只有轻武器的河东红军部队抵挡不住向北面宁夏方向退却。只有五军西渡避锋，并加入河西部队。渡口为蒋军控制，加上（三）所述定远营苏联援助物资已无望，《十月份作战纲领》（宁夏作战计划）无奈放弃：
（六）10月底的西北地区，秋收早已结束。陕北的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更不要说三个方面军（包括25军）都是来自南方，衣着单薄，战士不适应北方严冬天气。河西走廊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堡寨稀疏，戈壁广布，往往走几十里地才有一个小小的堡村。气温可低至零下30－40度。再坚强的战士也是人，冻死、饿死的不在少数，尤其是伤员。每个伤员发三块大洋留地方自谋生路，被马家军认出就杀头。
（七），张学良、杨虎城之间是有矛盾的，他们与陕北红军之间的联盟其实也并不怎么巩固，尤其是当老蒋来到洛阳督战之后。张、杨与红军之间都不相互信任，而且与形势走向有很大关系。东北军于学忠（时任甘肃省省长）三个师驻守兰州，当省长却在甘肃说不上话。驻兰州的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是蒋的嫡系，实权人物，只有他才能说得动马家军。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寄望于张、杨调停平息马家军与西路军的战事。但只要蒋介石不想真心介入，朱绍良也就装聋作哑，张学良再想帮忙也没有用。反而让西路军因为等候调停而贻误了突围返回河东的时机。
（八），今天复习当时那些军事电报，从10月11日《十月份作战纲领》发布到次年3月西路军覆灭，第四方面军的行动都是遵从中央军委的直接指示和命令，或通过朱张红军总部转达的指示和命令。在张毛周、朱张、陈徐的意见有所不同的时候，最后总是以陕北中央及军委意见为定。除1937年3月11日西路军全军覆灭前最后几天，倪家营子粮尽弹绝的残军违背2月26日军委主席团“固守50天”指示而无奈向祁连山突围并绝大部分牺牲外，整整5个月的奋战中，我在这里面找不到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任何违抗命令的行为。最典型的是：2月12日，军委致电已经非常困难的西路军，要求他们“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建立根据地”。本来已经突围进到威敌堡、可以君命有所不受的陈昌浩战战兢兢怕“又犯政治错误”，明知回倪家营子是死路一条，还是不顾大家反对，强迫全军扭头西转，闭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将西路军的失败说成“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无论如何说不通。难怪当事人一有机会就要申诉、翻案，更难怪知情人要为他们打抱不平。
（九），中央军委及其他高级将领没有一个人对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有正确认识。唯一和马家军打过仗的是5军军长董振堂。他8年前在冯玉祥西北军手下当十一师当参谋，那时在永登与马家军干过。对方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所以董振堂认为马家军武器低劣，训练水平低，作战能力不强，渡过黄河打垮马家军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其实，1928年时马家军的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当时和董振堂作战的马家军，三日一操练，半年一会操，多数士兵就是为了挣点银子养家，所以甘肃、青海一带有“只吃粮，不当兵”之说。但董振堂离开西北军后，马步芳掌握了马家军。河西走廊自古就是商旅通道，也是盗匪猖獗的地方。那里的农、牧民散开来可以种地、放羊当良民，结起伙来便能杀人越货做土匪。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平回乱时也很头痛，描述该地“贼剽锐殊甚，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亦不即招架，非长毛（太平天国）所能。”马步芳掌权后大力在甘、青地区整饬纲纪，强迫将回、汉居民组织成纪律相对严明的民团（他将之称为“壮丁司令部”）。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过，也在西北军干过，此后借鉴西北军的训练方法，使军队（正规军和民团）的素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正规军购进新式武器。尤其是骑兵在相对平坦的河西走廊进退自如，机动灵活。红军大部队行动根本撵不上他们。但他骚扰你时，你走一个钟头的路，他十多分钟就赶到了。即使民团也都是骑马作战，来无形、去无踪，真正有朱毛红军在江西打游击时“十六字方针”的架势。论气候（天）、地形（地）、民情（人）都占了大便宜。为了他们的地盘，拼起命来比豺狼还凶狠（ 马步芳最常挂在口头的口号是：”宁死一万人，不丢一寸土“）。徐向前、陈昌浩，甚至毛泽东、张国焘全都大大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以为可以当软柿子捏想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