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十章：我与笔友的故事 （三）

《山居续忆》

第十章

我与笔友的故事

徐家祯

 

(三)

 

“文革”中与母亲摄于江苏路安定坊 16 号院子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全家就扫地出门，搬到一个朝北的小间去住 了。连日常生活用品都不许我们多拿的“红卫兵”、“造反派”，当然也不会让我 拿我的收藏品。但是，像奇迹一样，后来我也成了“造反队员”，戴了红袖章进 自己的屋子去搬东西时，发现那些贴着我笔友寄来的邮票和明信片的本子还在。 我偷偷将它们放在衣物中夹带了出来。检查了一下，发现只少了一本美国的邮 票和明信片。我不相信这是因为抄家时“红卫兵”、“造反队”或“居民委员会”的偻 啰帮凶们会看得懂这是“美帝国主义”的东西，所以将它们没收了。大概，只是 我“偷”自己的东西时匆忙遗漏了而已。二十多本集子只少了一本，倒也可以像 林彪评论“文革”一样，说成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只可惜我那两抽屉信 件都连抽屉和书橱一起给他们拿走了。于是，我连通过信的笔友的姓名和地址 都无法查考。

          全家四口挤在斗室之中，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没有地方安放，当然那几十 本集子也只好暂受委屈，被塞进床底下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度过十多个寒暑。只在我有闲的时候，才将它们翻找出来，像封建专制时期看“禁书”似的偷偷欣 赏一下，回忆与世界保持联系时的岁月。

 

“文革”前摄于江苏路朝阳坊 22 号家里院子内

 

          其实，即使那时我仍保留那些信件和笔友的地址，即使政府也允许我再 与那些笔友通信，那时，我也是不会再继续我的通信活动了，因为我家的经济 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家六口人，分居三地，却只有我以前在通信上所 花的那么一点钱用来维持日常生活，怎么可能再省下一点钱来用到跟温饱一点 都没有关系的跟笔友通信上去呢?

          再说，“触及全国每个人灵魂”的那场大革命一开始就来势凶猛，不知多 少千万人已经在挨批斗，已经在受煎熬，已经经受不住精神和皮肉的痛苦而含 寃死去了。我们全家只是家破，已是不幸之中大幸，我也不会有心思去顾及结 交笔友的事，只求在运动中能得到祖宗保佑，平安度过就好。

          与外国笔友 —— 而且达五十个之多，其中又包括“英、美帝国主义”—— 通信，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骇人听闻的大罪名。如果写一张大字报，冠上“揪出我 校潜伏特务——徐 XX”的大标题，那会是多么蛊惑人心而又有刺激性!即使以 后因为“查无实据”不一定真能在我身上加什么大罪名，但就因为那个“事出有 因”，我也很可能会被“隔离审查”三、五年，批斗得死去活来，一辈子都不用想再恢复元气吧!比我的“问题”要小得多的人结果弄得一败涂地的例子在我身边 就有好几个，更何况我与外国通信的“人证物证”俱在!

 

“文革”中摄于江苏路安定坊 16 号院子里

 

         我真不知道祖上哪一代积了阴德!我跟外国笔友通信的事情，居然在“大 胆怀疑”的“文革”时期，只起过一点小小的涟漪，最后，竟然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没有泛起任何风浪，那是很难以使人相信的。

          记得在“文革”初期，群众运动最轰轰烈烈的时候，也确有人提起我那件 事。提起此事者就是我校原党支部书记、当时已成“走资派”的孙某人(注 1)。 他先在会上讲起本校有人“里通外国”，还大胆怀疑说:“他订外国杂志及通信的 钱是哪里来的?”言外之意是:“一定有特务经费!”可是居然在会上根本无人响 应，虽然那时全校大多数老师都知道他指的就是我，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跟外 国笔友通信当秘密隐瞒起来过。第二天，他又在校园里贴了一张内容跟前一天 发言大同小异的大字报，只可惜没冠上我前面建议的那个耸入听闻的大标题， 也没有贴在醒目之处，于是也就没有引起别人注意，只是我自己看了有点紧张 罢了。

          但是，注意的人当然还是有的。我那个“政治学习小组”的组长当天就找 我谈了一次，说:“最好在小组会上主动谈谈这个问题，澄清一下事实。”于是， 我用我那枝“快笔”，一、两个晚上就将结交笔友的经过写了一个几千字的报告， 第二天在小组会上读了读。当然，骂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羡慕国外资本主 义生活方式”、“没有跟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这些话是一定要有的。正 巧，同组有一位“工作组” (注 2)组员，姓杨，是位正直的好人，原来在《青年 报》当过编辑。在我发言之后，老杨第一个发言，就说:“五、六十年代，我们 报社也曾鼓励过青年跟外国青年交朋友、通信。”这就等于为我的发言提供了旁 证，我更可以理直气壮了。那位杨先生的发言就像给大家先定了一个调子，于 是，小组会上，没有一个人为我套上“特务”、“间谍”的大帽子，大家光是异口 同声附和我的讲法，说我只是“羡慕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思想还未彻底改 造好”、“麻痹轻敌、警惕性不高”而已。而这一切所谓的“错误”，正是当时每个 知识分子都有的，也算不上是甚么罪名，于是一场未及掀起的风波就此“风平浪 静”了。以后，不但此事不再有人提起，而且，我从此红运高照，年年都成了 “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先进教师”。当然，这是因为我真的工作成绩，决不 是我这个“潜伏特务”用来欺骗群众的伪装。不过，这事巳有点离题，不用再在 此详述了。

          在这小小的风波正在生起的时候，正如我在《南澳散记》中所说，我是 的的确确想起丹麦名漫画家画的连环漫画《父与子》中〈拒盗有方〉那幅漫画 的。我也确实用了那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抵挡了一群豺狼虎豹。当然，我 在此还要感谢那位正直的杨先生的。不过，说不定，我最终还得感谢我的哪一 位祖宗在冥冥之中的保佑呢!

          以上那个故事虽然不够惊险，但我自觉也还算有趣;虽然与我的笔友没 有直接关系，但也是因为与他们通信引起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写在这里。至 于跟笔友直接有关的事，那要再过几年才会发生呢，只能放在下一节中再说了。

 

注 1:  “孙某人”即孙泰升。可见本书第 11 章〈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 〉

注 2:  “工作组”:“文革”初期，各级学校学生、教师造反，大乱特乱，无法恢复上课。于是，后 来就派由工人、解放军和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进校，领导学校工作。那位杨邨老师 就是作为“工作组”一名成员被派进我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