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我才看见了啥叫穷
刘元回老家插队前姐妹在京照，左起克阳、海鸥、刘元
贫穷笼罩
1972年听说老家的淮北煤矿要招工，我抱着当个煤矿工人的希望，转回老家安徽濉溪县临涣镇插队。以前在家的生活衣食无忧。我们姐妹个个吃得体壮膘肥。内蒙莫旗土沃粮丰的那地场儿，玉米大豆小米土豆“可劲儿造”，那里是人穷肚不穷。在临涣我才结结实实看见了啥叫穷。
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除了软床子（没有木板的床，是用粗棉绳纵横交错绑在床框的四周当床板）和一堆辨不清是什么颜色的铺陈外，什么像样点的家私也没有，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不夸张。大人穿得再破烂还能遮体，而小孩子大三伏天的大都穿小破棉袄下身光屁股满街跑。
因为老百姓粮食不够吃，所以就大面积地种植红芋（白薯）。红芋产量高，每户能多分点充当粮食填肚子。爸爸说他小时候吃的主食也是红芋。五十年过去了，红芋仍然是这里老百姓的当家饭，还有顺口溜“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白薯，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在粮店买一大堆，不是用来当主食的，而是调剂口味的零食。三年困难时期，妈妈机关食堂做纯白薯面的卷子，黑得像非洲人的皮肤，里面有点油盐，那时整天饿得晕头转向的，觉得这卷子非常好吃，经常舍不得吃，把菜吃光后用马粪纸（手纸）把卷子包起来装进兜里等放学饿了再吃。
为了粗粮细做，这里把红芋用一种专门的工具叫“红芋嗖子”唰唰地擦成片晾晒。一到夏末，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院子里晾满了白花花的红芋干。晾干后用碾子一磨就成了灰蒙蒙的红芋面，再和黄豆面掺合一块儿擀面条。我纳闷不放白面的面条能筋道吗，吃后才知道虽不如白面做的面条筋道，倒也不断条，只是黑乎乎的不好看味道也怪怪的。黄豆用来做豆腐、豆制品、豆浆真是美味无比，而一经肢解榨成黄豆油，烧热后那味儿难闻得没吃饭先倒了胃口，再经五马分尸磨成豆面和红芋面做面条，可以想见是什么味道了。城里人毛病多，嫌乎这味那味，挑肥拣瘦。农村哪儿有品种繁多花样翻新的东西让你挑吃，有红芋面吃是好的了（饿毙人的1959年，我苦难的老家连红芋秧子都吃不上！）。
老家是上海知青插队的地方，上海人比较娇嫩，苦日子可把他们的肠胃靠惨了。他们吃不惯红芋面，只好忍痛用大量红芋换少量的大米白面维持生活。
那时家家户户都是喝这种红芋黄豆面条，他们不叫吃面条叫喝面条，吃是吃不起的，干干的一大碗那得搭进去多少面啊，只能连汤带水弄个虚饱。毛泽东在困难时期说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临涣人闲时忙时都吃稀，用一肚子稀食来负重一天的劳累，人人练就了一副对付饥苦的钢肠铁胃。
偶尔也有人家用大鏊子烙馍吃。烙馍就是把黄豆面、红芋面、白面三面合一擀成一个大单饼在鏊子上烙熟。日子过得舒坦点的人家（那必定是家里有一个半个吃皇粮挣工资的人家），在饼里加上各种菜肴卷成卷香喷喷地吃进肚。穷人家也把它卷成卷儿，但里边什么也没有，就着黑乎乎的撒了点菜叶子的杂面条汤呼噜噜吃进肚。这算好的了，有干有稀。
除了红芋能多分，其他毛粮每人每年也就分个百十来斤。人口多的，尤其是小孩多的家庭似乎就合适点，因为小孩跟大人分的数量一样多，然而小孩吃得可不如大人多，大人沾了小孩的光可以多吃几口饱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啥都计划，就是不计划生小娃儿，所以为什么农村家家户户孩子一大堆，因为生一个小孩可以换来一份口粮。他们不考虑将来的沉重负担，只顾解决眼前饱肚问题。
有一次分玉米棒子，每人才分二十斤，因我是独身受到照顾多给了三十斤，一共五十斤。我扛着本应该是两个半人的玉米沿街低头走着像犯了罪，眼睛不敢斜视，觉得满街扔过来的眼光都是嫉妒不满甚至愤怒。平日干活时经常灌进我耳朵里的话是；你多好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愧疚难当，恨不得赶快有个“全家”，加入他们贫穷的行列。
偷地骂地
老同志说穷则思变，您不给变的条件，人们的实际生活总跟您宣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拧着劲儿。农民祖辈在地里刨希望，血泪汗流干了连顿饱饭也没能刨出来。
穷则思变把“穷”理想化了。我在莫旗和临涣见到的穷是让人们变成田鼠。在临涣，不知道别的队偷地是啥景儿，民主三队偷地的景儿真真叫个是“透明地偷，明白地抢”，秋收时节尤为厉害。
三队的社员上工时除了老爷们，那些老娘们、小媳妇全都假模假势地挎着粪箕子，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上下工的路上拾点粪割点草，其实他们挎的是偷地的武器。
三队干活歇歇儿次数多是有名的。有些安分的妇女把家里的针线活拿到地里，穷地方的活儿无非就是纳鞋底，牵鞋帮子，补破衣烂衫；不安分的歇歇儿时没了人影儿，赶到回来时，粪箕子上盖了草或衣服，看不见里边盛的啥玩艺儿，都有田鼠偷地史，人们心领神会，互相不揭短。
有一次，安排女人们到地里给公家捡没割干净的黄豆棵子，放眼望去满地都是人们干活不认真遗弃的黄豆棵子。
队长规定捡的黄豆一律堆放在地头。手痒痒的女人才不听那套，一边懒洋洋地给公家捡着一边顺手牵羊地往早已准备好的粪萁子、布口袋里塞黄豆。
李广福是三队队长，长得敦敦实实，脸上有着明显的健康光泽，有别于他领导的脸皮子贴着牙床子的穷苦社员，毋庸置疑，李队长生活过得去。
广福不知是第几任队长了。民主三队是个烂摊子，谁接手都弄不好，广福也不例外。广福老实，治队无方又不敢得罪人。人们饿得两眼放凶光，脾气大得很，一点小事就蹿高骂地，广福可犯不上惹他们。
这次见女人们在地里明偷了，兔子急了也咬人。广福一反平时的好脾气，急吼吼地走来走去骂完这个熊那个。广福骂道：“偷吧，你个小舅子降（生。发‘讲’音）的，拿家走吃吧，噎死你们个丈人降的。”骂的都是娘家门的人，女人们嘻嘻哈哈的不理会，任广福气得呼哧乱喘。最后广福妥协宣布：今天捡了算自己的。话音一落，女人们像被撵的兔子飞快地在地里跑起来抢成一团，看得我是目瞪口呆，有几个从学校毕业回乡务农的年轻人也非常不屑地白眼撇嘴。
古代先人都知道，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意思是说，天下不怕没有财富，只怕没有人去管理它们。
这次抢地风波过后，广福狗急跳墙定“管理制度”了，很简单——偷一斤罚五斤。
这两天起（收）红芋，分红芋。人们恶习难改仍然有不少人无视制度还在偷。队长抓了一个平常大家都不放在眼里，好欺负的小丫头毛香，罚了她一百二十斤红芋，也就是说她偷了二十四斤红芋。毛香家可惨了，她爹有病，干不了很重的农活，她娘在家料理家务照看毛香的弟妹。她就是家里的主劳力。
毛香想巧，可能觉得二十四斤红芋吃仔细了能解决全家大小一个礼拜的口粮。捉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下可好，一百二十斤红芋相当扔了好几个礼拜的口粮。毛香傻眼了，哭哭啼啼，害怕回家挨骂甚至挨打。人们木障障地看着，没有替她说情的，也没有人上前劝劝毛香。我同情毛香，但是面对饿肚子的穷人，我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饱汉子”却不敢主持正义。
毛香以为偷盗之风还有惯性，定的制度不会马上执行。毛香太弱，不知人心险恶。定制度前大家偷得平起平坐，定了制度就内外有别有针对性了。队长美其名曰——杀一儆百。队长不敢得罪那一百，可怜的十几岁瘦得像“小寒鸡”似的毛香被队长轻轻的提溜起来，然后重重地扔在地上。毛香成了队长管理无方软弱无能的牺牲品。
过了两天，仅仅是两天啊。偷地大戏又开演。
还是起红芋。毛丫（老家女孩乳名叫毛某的很多）在众目睽睽下偷了将近半麻袋红芋，这当儿队干部也在场。一个岁数大点的女人老英儿劝她说，定了制度你还这么干，你胆子真大，你不怕别人有意见吗，别人看你偷也跟着偷不乱套了吗……毛丫不听劝，把她娘拽过来冲着老英儿破口大骂。老英儿当然不示弱，也狠狠地骂将过去，故意给队干部看，觉得你们都在场，我主张正义，看你队干部怎么处理吧。那娘俩不是省油的灯，觉得老英儿在众人面前扯了她们的面子，满脸通红青筋暴跳使足了浑身劲儿，把各种花花的骂词从抡圆的舌头上哗哗地喷泻出来，身子内外多处器官被关照，骂得可生动。
毛丫娘俩故意撒泼卖恶，知道这通骂对干部们有着震慑作用。果然，几个大老爷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吭声的。当年，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队干部就是这样无原则。姑息犯罪的人等于贪污人民的劳动果实，我恨死了这种行为。我气得心里像堵了东西，同一个天下都是贫下中农，都是饿肚子的穷人，对毛香是那个态度，对毛丫是这个态度”。
过了两天，我到广福家的磨房推碾子磨玉米，见了广福嫂子，跟她说起这事儿处理得不公平，社员有意见呢。广福嫂子说，你说咋弄啊，没法儿弄啊，人家恁厉害，你广福哥治不了啊，你广福哥摊这么个小舅子烂队，俺们都愁死了，早就不想干了。
扔锄头
在安徽老家插队的夏天，为赶在太阳还没肆虐烧身，每天四点钟左右队长就在大喇叭里把睡梦正酣的人们吆唤起来去干活。
这天，人们睡眼惺忪地冲撞在乌涂朦胧的晨色中去锄黄豆。快见晨光时突然下起雨，一下雨再下锄就成了“和稀泥”。只好先住工回家吃早饭。
这几天光顾着和庄稼见面了，好歹盼来了雨，想趁雨天干点自己的好多荒疏了的事儿。正企盼雨你别停，不想还没吃完昨晚上剩的那点烂米粥，太阳公公就嬉皮笑脸地出来抢先代替大喇叭里队长的吆唤声儿，它催着人们赶快吃完饭去干活。
阴天是睡觉的好时光，又起那么早，整个人还恹恹的呢，又被太阳的光亮刺精神了。是农民，还老想在家干私活儿，你无非就是赶集买菜做饭洗衣服，穷极无聊串门子，看几眼成不了气候的书报，划拉几笔解忧闷的毛笔字……唉，无奈何，走吧，上地里划拉去吧。
刚干了十几分钟，突家伙从南边轰轰响起山雨欲来的呼啸声。哟，这老天爷怎么跟天底下所有生物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刚才还满面笑容，这么一会儿就勃然大怒。南面黑压压的云用几乎触手可摸的低度徘徊在头顶，雷声雨声呜呜吼叫着朝北边扑过来。顿时天地一片昏暗。老天爷像被雷公劈破了肚皮，顷刻间泻下滂沱大雨，铺天盖地地把人们拍得抱头鼠窜。一眨眼，我身上已是干丝不挂。头顶霹雷炸响，茫茫旷野上每个站立的人就是雷公劈杀的制高点，加上导电的金属锄头就是致命的炸弹，让你觉得整个人就要通过锄头被雷公劈成碎片四散开来。因此吓得我一个劲儿地扔锄头。随着雷声的来去，锄头让我一会儿扔得老远，一会儿又跑过去捡起来，就这么着，边扔边捡边跑着。秀英、小免几个女娃看我在大雨中扔锄头捡锄头的，不知我耍的哪门子把戏，一边逃雨一边催我快跑一边被我的举动笑得不行。我也笑，但心中特恐惧，这恐惧源于老乡给我讲的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天下大雨，一对来此地插队的上海知青姐妹走在空旷的田野上，两人打着一把由姐姐举着的伞，突然一个霹雷降落在雨伞上导电的金属尖上，雨伞和姐姐的衣服被劈成碎片，妹妹劈成重伤。姐姐青春美丽的身躯永远躺在了淮北广袤的平原上。
雷公可不像雨爷，雨爷有时还能逗你玩，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小闹；雷电是最没感情最没诗意最没想象力的天气现象。它凶残暴虐说一不二，杀起人来不像狂风雨雪冰雹还容你眨一下眼。因此，锄头不得不被我像投掷标枪似的反复扔着，一直到雷公渐行渐远。
雷公还有一个刺痛人心的残暴故事——
妈妈同事的三个儿子都被老同志放在了黑土地上。老大老二在莫旗我们博荣公社插队，老三在黑龙江某兵团当垦荒战士。
1971年的某天兵团一个噩耗飞到老大老二那里——老三遇难了。哥俩代替北京的父母火速赶到兵团处理后事。
弟弟是在一次割黄豆的路上发现忘记戴手套，割黄豆若不戴手套，那豆壳尖锐的棱角扎在手上刺心地疼让你无法下手。弟弟返回宿舍取手套，他手拿镰刀走在一个高坡上。高坡、镰刀不容分说把霹雷拉到弟弟身上，秒间功夫弟弟变成黑炭永远躺在了黑土地上。
就这，我哪敢把锄头抓在手里！
手拿锄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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