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xx：一枪二命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12期
文 迟婴 李西始
一、古城凶案
本文所要讲述的一枪二命疑案，发生于无锡市著名的南长街上的“大福客栈”。
南长街坐落于古运河畔，沿街的民居建筑具有浓厚的江南特色——粉墙黛瓦、花格木窗、方砖铺地、屏门隔断、前店后坊。“大福客栈”是一座业已具有百余年历史的老建筑，早年是一个周姓商人开的洋货批发行，四开间门面，三进院落，颇为气派。周家在此经营两代五十年，虽然也经受过太平天国战乱，但总算挺过来了，而且把事业发展到了海外。转眼到了庚子年，北方掀起一股排洋浪潮，周家人一看不对，寻思卖洋货只怕得倾家荡产性命不保，遂决定举家移居海外。于是，这套院落便以低价卖给了从外埠来无锡定居的商人修来福。修氏的来路有些可疑，说话南腔北调，是个久闯三关六码头的老江湖，没有人说得清他的老家在哪儿。后来有传言说他是东北胡子，年纪大了金盆洗手隐居江南安度晚年。
修老爷子买下这座宅院后，没有马上开店，过了三四年，也即1904年，方才开了一家客店，名曰“大福客栈”。此举使人大跌眼镜，须知南长街乃无锡的繁华地段，在这条街上一般都是开商铺，修来福开的却是客栈。道理上倒是没错，随便在哪个城市经营旅馆业都不会没有生意，问题是在南长街开旅馆，那就属于糟蹋黄金地段了。可修老爷子对此毫不在意。
“大福客栈”的生意一般。不过，由于是自己的房产，不必付租金，钱钞肯定是赚到了，只是相比经营其他行业有较大差距而已。人们对此议论纷纷，都觉得修老板没眼光，甚至还有富商把修老板作为反面例子教育后辈。消息传到修来福耳朵里，老爷子也不以为忤，照样乐呵呵地晨去茶馆、日间下棋，入夜躺下一觉到天明。数年后的一个大年夜，修老板喝酒过量，心脏病发作猝死，“大福客栈”传到了修来福的儿子修则持手里。那年修则持已经四十岁，孙子都抱上了，但人们还是呼其“小修老板”。小修的经营之道与其老爷子如出一辙，二十年后的死法儿也一样——喝高了心脏病猝死。
修则持殁后，三儿子修留满接棒做了“大福客栈”的老板。修留满生在无锡长在无锡，已经彻底融入了这座古城，不但说一口跟世世代代土生土长的市民毫无二致的吴侬软语，连饮食方面也完全被无锡人同化。第三代修老板的生意经也接受了当地人的理念，不再像其祖辈那样粗疏怠惰，同行都认为他是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到抗战全面爆发那年，“大福客栈”已经成为无锡旅馆业中的知名品牌。
进入上世纪四十年代，“大福客栈”走了背字儿，接二连三遭遇恶性案件，从1940年春夏之交到1949年秋，竟有十一名旅客在这家客栈丢了性命，而且清一色全是死在三进院落中的后院。先是两个逃婚私奔的男女青年，入住当夜吞服“山奈”（氰化钾）双双自杀身亡；然后是一对嫡亲同胞“太湖兄弟”（江南民间对太湖湖匪的称谓）因分赃不均火并而死；往下死的七位有男有女，有结伴有单身，身份有贵有贱，死法儿各不相同。1949年11月初死的那个，是个有“还乡团”血债的逃亡地主，于半夜三更悬梁自尽。
第一对来自上海的私奔男女轻生后，该客栈就被外界称为“凶宅”。修留满为避免传言影响旅客入住，干脆登报声明“大福客栈”的客房分布，强调系三进有砖墙木门分隔的独立院落，事故发生于后院，已经请政府（此指汪伪政权）卫生科派员消毒并作检验，确认无恙方才重新营业。店方考虑到该事故可能对旅客产生的心理影响，决定自即日起推出优惠措施：凡入住后院客房的旅客，一律打五折，永久有效。
除了登报声明，修老板还在客栈大门两侧墙上打出同样内容的彩色广告。这一步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消息传开去，有人便对这家客栈产生了兴趣，一是贪图打对折，二是好奇心驱使，点名要住后院，甚至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等地的小报记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付费入住，实地体验。如此，已经冷清下来的生意又红火起来。
没想到，一年后又发生了“太湖兄弟”火并事件。修留满多半有其东北胡子出身的祖父的基因遗传，对付这种状况有了经验，当下请画匠把客栈大门两侧墙上的声明重新描绘了一遍，只稍许作了改动——加上新发生的那起“太湖兄弟”火并身亡血案。果然，一年前的记者又来了，客栈的入住率不降反升。
一直到1948年，每当发生此类案件，修老板总是照方抓药。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后，人员流动逐渐减少，旅馆业生意普遍不景气，“大福客栈”也不例外。过了半年，情况也无好转。11月2日，那个悬梁自尽的逃亡地主入住后院时，该院所有客房均是空房。发现地主的尸体后，公安局来人勘查现场，还把修留满叫到派出所去做了一份笔录。这回，修留满再没心情请画匠来更新广告了。
出乎意料的是，到1950年初，随着治安形势的改观，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上人心逐渐安定，人们愿意开始走动了，旅馆业的生意竟然有了好转的迹象。1950年春节前，修留满请了个泥水匠，把客栈大门两侧墙上的彩色广告给铲掉了，恢复了原先一贯的粉墙本色。
一晃儿三个月过去，5月20日傍晚时分，“大福客栈”来了两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一个拎着一个七八成新的黑色粗帆布旅行包，另一个提了一口褐色小皮箱，看上去沉甸甸的不知装着什么东西。茶房老朱迎上前去还没开口，一股老酒味儿扑面而来。
这几天账房龚先生家里有事请假，接待旅客都是修老板代理。还是奉行旧时旅馆待客的规矩，先请坐，再上茶奉烟。闲聊数语，这才拿出旅客住宿登记簿登记入住。这两个操一口江南吴语的旅客出示的是盖有昆山县玉山镇“立昌粮行”店章的出差证明，名字分别叫花祥至、薛和福，系粮行职员，前往无锡跟粮商洽谈收购新小麦生意。两人对无锡很熟悉，甚至知道“大福客栈”有永久打对折的后院客房，直接言明就住后院，第二天一早离开。
两位旅客入住后院客房不久，天色突然黑了下来，随即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这种状况足足持续到晚上十点多，风雨才渐渐止住。按照旅馆业的服务规矩，晚上住店旅客如果没有提出什么服务要求，茶房是不会去打扰他们的。这天晚上，“大福客栈”三进院落入住的四十多个旅客，都是早早休息，一夜无话。
次日，5月21日上午八时许，修留满见后院入住的两位旅客还没来退房结账，一颗心不由得又忐忑起来，吩咐茶房老朱去后院看看。老朱这一去就发现那两个旅客躺在血泊中，躯体都已僵硬。
无锡市公安局城南分局长街派出所接到“大福客栈”的报案，当即派警员出警，同时上报分局。因是二命大案，城南分局立刻向市局报告，市局则急报苏南行署公安局。很快，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刘中和城南分局局长顾亭率领刑警赶到现场。
负责现场勘查的是苏南行署公安局刑技鉴识师林琰。林琰早年留洋，曾在伦敦苏格兰场从事过刑技鉴识工作，回国后供职于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刑技专家。南京解放后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设法将其从南京挖了过来。
“大福客栈”后院有一百多平方米，靠墙建有六间客房，院子两头各有木门，分别通向客栈后门和第二进院子，前后门都装有司必灵锁。昨天傍晚那两个客人花祥至、薛和福住在中间右侧的一个房间，约十五平方米，两侧靠墙各有一张单人床，床前各置床头柜；房间中间有一张四方桌和四张被江南人称为骨牌凳的木凳，两个屋角放着衣帽架和面盆架。两具尸体躺卧在桌边，根据发现时的位置，花祥至被编为1号尸体，薛和福被编为2号尸体。勘查发现，1号尸体颈部中枪，子弹洞穿脖颈，从2号尸体的右耳下侧射入头颅，从其左侧太阳穴穿出，打在砖墙上，又弹落在床上。这种一枪二命的情况在战场上时有发生，但在刑事案件中却极为少见，在场警员见之皆感吃惊。
桌上放着一个茶壶、三个杯子，杯子里的茶水都是满的，估计还没有喝过。刑技人员据此判断，花、薛两个受害人入住客房后，接待了一个从后门进入的客人。三人围桌而坐，茶还没喝上一口，突然发生了争执。来访者——这里暂且将其称为3号——拔出手枪，花、薛两个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便扣动了扳机。不知是事先算准了角度还是碰巧，一颗子弹要了两个人的性命。
刑技人员在现场提取到了三个人的脚印，认定两个受害人的足迹后，剩下的肯定就是凶手的了。根据脚印推测，凶手身高在一米七左右，穿一双崭新的“双钱牌”橡胶底跑鞋。
那么，一枪二命究竟属于巧合还是故意为之？林琰首先测量了墙上的弹痕高度，估算出大致的弹道，再结合两个死者的创口、二人的身高、中弹时所坐的位置，测算凶手开枪的距离和角度，却难以得出确切结论。不过林琰强调，即便一枪二命是巧合，凶手也应是一名使枪行家。
现场勘查还未结束，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抵达“大福客栈”，听取了刘中、顾亭两位局长的简略汇报。三级公安局长交换意见后，决定立刻由行署公安局、市局、分局抽调精干刑警组建专案组，尽快侦破“5·21”案件。
二、分析案情
专案组由赵资清、冯安国、诸伯纯、孔同钧、周长寿、殷暮生、蒋省文、乐常富、伍仙生等九名刑警组成，分别来自苏南行署公安局、无锡市公安局和城南分局刑警队，赵资清、冯安国分任正副组长。
5月21日下午四时，专案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武工队出身的专案组长赵资清把一干组员作了简单介绍后，随即进入正题，先由副组长冯安国向大伙儿通报尸体检验以及凶器的鉴定结论——
花、薛两人死于枪弹伤，并且死于同一颗子弹，经鉴定，凶器系日本造九四式半自动手枪。法医认定，该案发生于5月20日晚八点到九点之间，这跟“大福客栈”方面提供的登记入住时间相吻合，也与入住后不久即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情形联系得上。
客栈后院的六间客房，当晚只有两名被害人入住其中的一间。之前刑警在客栈勘查时，向老板、茶房和入住中院、前院的旅客询问昨晚是否听见过什么动静，回答如出一辙，都说雷声和风雨声太大，而且为了防止雨水溅入室内，都关上了窗子，谁也没听见后院传来过枪声。
尸体解剖还发现，两人在死前大约两小时喝过度数较高的白酒，下酒菜中有牛肉、虾等，还吃过桃子。虾应是无锡当地特产，即久负盛名的“太湖三白”中的白虾，而花、薛所食的桃子，估计是本地种植的水蜜桃。这也是江南水果中的一个著名品种，不过5月中下旬并非采摘上市的最佳当口儿，桃子的果皮还不能一撕即落，不讲究的食客连皮吃也是有的，两个死者中的花祥至就是如此。
冯安国说完上述情况之后，赵资清让大伙儿发表意见。一番热烈讨论下来，众刑警对现场进行了还原——
两个被害人的皮鞋很干净而且干燥，他们入住后应该没有离开过后院，而凶手遗留于现场的鞋印并无泥浆污水痕迹，客房内外也并无雨伞留下的水渍，可以推测凶手也是在下雨前抵达客栈的。也就是说，两个死者在入住客栈前先在某家饭馆用餐，入住客栈后不过十来分钟，凶手就到了。
由于“大福客栈”后院长期以来名声在外，对于住后院的旅客，除了入住时由茶房引领从前院进人，之后旅客进出一律从后门通行。后门装着司必灵锁，客栈在给入住旅客办理手续时会给旅客一把钥匙，退房时归还。旅客的进出尚且如此，来访者当然也是从后门进出了。一般说来，两被害人不可能精确预见到从用完晚餐到办理完毕入住手续的准确时间，因此，刑警认为凶手可能是与花祥至、薛和福共进晚餐后一起抵达客栈的，只不过凶手没在客栈前台露面，而是待那二位办完手续，从后门进入的。
客房中间那张方桌上放着一壶茶水及三个茶杯，茶杯中的茶水是满的，表明两个被害人和凶手都没有喝过。刑技人员从茶杯上只提取到死者花祥至的指纹，茶壶、床头柜上的茶叶罐以及墙边的那个热水瓶的竹编外壳上，也只有花祥至的指纹。按说凶手抵达后院客房后，作为主人的两个被害人自然要沏茶让座，花、薛两个的衣服口袋里都装有香烟和火柴，让座沏茶之后，跟着就应该是递烟点火，并把床头柜上的烟灰缸拿到桌上，但现场并未发现吸烟的迹象。
由此，众刑警认为，花、薛之前与凶手一起用餐时，正在谈某桩对于他们来说显然非常重要的事情，估计谈得比较融洽，否则凶手也不可能随后来客栈。可是，到了客栈，双方的谈判情势却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故，于是凶手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只用了一颗子弹就把花、薛给了结了。
刑警继而对这个突发变故进行了分析。三人在饭馆里谈的多半是某项交易，饭后去客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么是一方甚至双方根本没有诚意进行这桩交易，谈着谈着图穷匕见，杀人越货；要么是双方都诚心要成交这笔买卖，但买家在验货时发现货物的质量有问题，提出异议，双方发生争执，买家大怒之下，遂拔枪让子弹解决这场纠纷。刑警认为，本案可能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情形。
那么，交易的会是什么货物呢？从凶手随身携带枪支而且是使枪好手这一点来看，其真实身份应该是职业盗匪，这种角色当然不会做正儿八经的合法买卖，所以，两个死者携带的箱子里装的不外乎武器或金银赃物，在座大多数刑警认为武器的可能性更大。
据“大福客栈”方面反映，花祥至、薛和福两人入住时所携行李除了那个帆布旅行包，还有一口褐色小皮箱，由薛和福提着，看上去沉甸甸的。在勘查现场时，这口箱子已经不翼而飞。刑警出于慎重，曾问过第一个进入现场的茶房老朱。老朱说没有注意到，发现尸体时他简直吓懵了，跑到中院连声呼喊“出事了”，中院、前院的旅客纷纷围上来询问，有好事胆子大的甚至打算去后院一看究竟。“大福客栈”屡出事故，茶房老朱早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坚决阻止。这时，老板修留满闻声赶到，命人急报派出所，自己则进入后院，守在发生凶案的那间客房门口保护现场。如此看来，除了两个死者和凶手，并无他人进入现场，那口小皮箱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
案情分析会进行到这里，专案组接到从近百公里外的昆山县城玉山镇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玉山镇上有私营“立昌粮行”，但据了解，该粮行并无花祥至、薛和福其人。另，该粮行去年12月曾遭土匪打劫，被劫物品中有盖着店章的半本店笺。该案至今未破，亦无相关线索。
专案组据此认为，花、薛两人真实身份可疑，鉴于其中一人身上有刺青，疑似黑道角色，该案黑吃黑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大伙儿一边吃着食堂送来的馒头，一边研究侦查方案。晚饭吃完，侦查方案也形成了。用赵资清的说法是，“活的死的都要查”。活的指凶手，对其的调查有两个方向，一是查饭馆，二是查他从后门进出“大福客栈”时的目击者；死的就是花祥至、薛和福（这两个显然是假名，暂且用之），除了饭馆，还可以薛和福的文身作为切入点，只要查清两个死者的真实身份，就有希望顺藤摸瓜追查到凶手的线索。
三、查觅线索
5月22日上午，专案组对“5·21”案件的相关调查正式铺开。调查分三路进行——
第一路由冯安国、乐常富、伍仙生三刑警调查凶手进出“大福客栈”的情况。三刑警了解到，按照“大福客栈”定下的规矩，凡是拜访后院旅客的来访者，均须从客栈后门进出。后门不设门房，访客一般都是到后院喊门。当然，也有访客不知道这个规矩，入住旅客也没跟人家有过交代，还是走客栈在南长街的前门。遇到这种情况，前台就会告知对方，应从客栈旁边的小巷绕至后门。有时访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儿，那就由茶房引领穿过小巷，用钥匙开了后门让他们入内。
三刑警认为，凶手从后门进入客栈时应该还没下雨，但在行凶之后，外面已经风雨大作了。他很可能没带雨伞，这时出门，只怕还没走出小巷立刻会被淋成一只落汤鸡。尽管南长街上多半没行人冒雨赶路，但两旁还有开着大门的住家或尚未打烊的商店，这个突然出现的路人肯定会引起他人注意，况且他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小皮箱。凶手作为一个资深老江湖，心理素质绝对一流，肯定会选择守着两具尸体待在现场。等到风停雨住，已是夜里十点以后，家家户户熄灯睡觉，街上也难能有行人，凶手此时离开，警方就很难找到目击者了。
这么说来，此番调查就没指望了？那倒也不是。之前分析过，毕竟是非法交易，两个受害者在前台办手续，凶手出于谨慎不愿露面。而花、薛两人办理登记入住手续，怎么也要花上十几分钟，这段时间，凶手在干什么？当然是等候。他在哪里等候？因为心里有鬼，他不可能就在客栈大门外待着，况且凶手或许早有黑吃黑的打算，那就更不愿让人留下印象了。既要避免在“大福客栈”门前停留，又不能走得太远，他会去哪里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假装偶然路过，进入附近某家店铺随意逛逛。
如此，冯安国三人就有了访查方向。三人来到南长街“大福客栈”那个路段分头走访，果然，乐常富在通往客栈后院的那条小巷口的一家杂货店打听到一个信息。店主告诉他，差不多在花、薛二人登记的那个时段，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进过他们的店铺。该男子瘦高个子，举止斯文，操吴地方言，身穿七八成新米黄色细帆布猎装、藏青色卡其裤子，头戴一顶宽檐帽（似与猎装配套），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进店后，男子买了一包“飞马”香烟和一盒火柴。拿到手后立刻拆开香烟，抽出一支点燃，随意浏览着店堂里的其他商品。店主的老婆补充了一个细节，那主顾曾抬腕看过手表，然后又瞥了眼墙上的挂钟。当时老板娘还说了一句，挂钟慢了四分钟。那人微笑点头，没吭声。一会儿，他就离开了，那支香烟还没抽完。至于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店主夫妇都没留意，后来也没有再见过此人。侦査员判断，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凶手。
第二路刑警周长寿、诸伯纯、孔同钧访查花、薛用餐的饭馆，专案组长赵资清指定，该组由周长寿负责。周长寿是旧警校出身的资深刑警，原在南京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供职，南京沦陷后拒绝日伪警局的留用，返回无锡家乡做小贩谋生。其间，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曾将其发展为秘密情报员。抗战胜利后，周长寿进入无锡旧警局当了一名刑警，继续协助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无锡解放后，老周被无锡市公安局留用，属于领导信得过的刑侦业务骨干。
周长寿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又做过全城到处叫卖的小贩，还兼职中共的秘密情报员，可想而知他对无锡的熟悉程度。既然两死者吃的晚餐中有牛肉、白虾两道菜，那就据此把“大福客栈”周边的馆子调查一番吧。也不是每个馆子都要去查，据法医鉴定，两死者这顿晚餐是在下午五时左右开始的，这就把名菜馆排除了。
当时无锡但凡有点儿名气的饭馆，对晚市都非常注重，招牌菜肴都须由当家大厨亲自操持，不到晚上六点钟不会开门迎客，即使开门了，也是只上茶不上酒菜——大厨还没准备好哩
一番查摸下来，侦查员在附近清名桥畔的“丰盛馆”查到了线索：5月20日下午四点五十分许，有外貌衣着如花祥至、薛和福的两个男子携另一男青年前往该馆用餐。那个男青年的容貌、穿着、口音，跟刑警乐常富在杂货店了解到的“白面书生”相同。“丰盛馆”的跑堂对该男子印象比较深，三人用餐完毕，他掏出三张一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的钞票分别递给三个跑堂，说是小费。
刑警查看了“丰盛馆”账台保存着的菜单，三人点的菜不多：牛肉、油爆虾、竹笋笃肉、油焖茭白，一瓶“玉泉春”，主食是每人一碗鱔丝面。餐费共计三万五千四百元，是花祥至会的钞。
三人用餐的座头位于店堂最靠里的角落，他们来得早，当时整个儿店堂就他们一桌，很清静。不过，三人说话声音很低，跑堂上菜时，他们就停止说话，只顾喝酒吃菜。跑堂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也不以为意。
三位刑警离开“丰盛馆”，没走几步就发现对面巷口有一个水果摊。过去一看，摆摊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乡下老头儿，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两个竹箩筐，装的都是水蜜桃。没有秤，是论个卖的，一口价，顾客还不能自己挑选。周长寿掏钱买了几个，三刑警边吃边跟老头儿搭讪，问明他已连续进城六天了，每天都是这个位置。刑警估计花、薛等三人前天傍晚也是在这里买的。一问，老头儿竟还记得。
那个“白面书生”出手挺大方，当时已经准备收摊了，还剩下十来个桃子，都是箩筐底下的，没上面的熟，老头儿就说打对折便宜点儿一起卖。“白面书生”立刻掏钱。点检下来，一共十四个，三人中的两个分别提着旅行包和皮箱，拿不下，而老头儿带出来盛装桃子的简易竹网篮已经用光了。正担心对方反悔不买，那“白面书生”却把头上的宽檐帽摘下来，把桃子装进去了。正要离开，来了两个小叫花，没等他们开口，“书生”就给了他们一人两个。老头儿说完上述情况，给了那人一个评价：那是个好人！
第一第二两路的调查证实了之前专案组的估测，并锁定了凶手的一些基本信息——苏南人，二十七八岁，瘦高个儿，肤色白净，举止斯文，宛若书生。这是一个收获，但凭此尚不能顺藤摸瓜往下追踪。不过很快，由专案组长赵资清主持的第三路调查有了稍后被证明有价值的收获——他们查到了本案两个死者的真实身份！
外出调查前，赵资清和殷暮生、蒋省文交换过意见。三人聊下来，认为要调查薛和福、花祥至两人的真实身份，算不上一桩特别犯难的事儿。既然花、薛两个并非守法良民，很可能跟杀害他们的凶手一样，也是横行江湖的惯匪大盗之流，那就应该向他们的同道调查。去哪里找他们的同道呢？一是江湖——那些尚未落网的匪盜，多半仍在江南水乡地区作案，苏南行署公安局、无锡市公安局下发的《敌情简报》上应该有刊载；二是看守所——其中部分匪盗“运气不佳”业已落网，正等着接受人民政府的审判。此刻，刑警跟还活跃在江湖上的对象“无缘相见”，那就只好去看守所撞运气了。
为提高效率，本市六个看守所，每个侦查员分摊两个。殷暮生去城东、城中分局，蒋省文去城南、城西分局，赵资清去市局和城北分局。
这桩活儿在初解放时的看守所可以说是常见一幕，几乎每天都有外调人员由看守员陪同着进入监区，拿着通缉犯的照片让在押人犯辨认。上午，三侦查员各跑了一个看守所，都是交了白板，没发现任何线索。下午，赵资清去了市局看守所，殷暮生、蒋省文则去了另外两个分局。
三点多，赵资清由看守所长陪同来到“大刑犯监区”。之前看守所长关照过，这里关押的多是死囚（当时的死刑宣判都在公审大会上宣布，宣判后立即执行，没有上诉之说），每个人都有命案在身，其中有些惯匪杀人如麻，这些人根本不相信检举揭发会折抵自己的罪行，对将功赎罪不抱希望，因此也不会认真辨认照片，当场拒绝也有可能。果然，走遍该监区的十几个监房，那些死囚对于赵资清出示的照片均是不理不睬。
赵资清寻思这是白折腾一趟了，正准备回去，刑警蒋省文打来了电话。蒋省文在城西分局看守所获得了一个线索——
一个曾在太湖“天佑帮”匪伙当过厨子的黄姓人犯在辨认花祥至的照片时说，这人解放前曾来过“天佑帮”的水寨，每次来都跟帮主尤老大喝酒。他的酒量不错，不过酒风不咋样，喝多了喜欢说大话，答应帮尤老大办几桩犯难的事，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可事后再也不提。尤老大就把此人列为“不待见”一类，吩咐今后不许此人进水寨。尤老大说过这人的姓名，但厨子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可以肯定这人不姓花，名字里也没有“花”字。最后厨子还说，详细情况问尤老大就清楚了，帮主也被抓进来了。
蒋省文还想继续问，忽见一旁陪同的看守员朝他使眼色，只得打住。离开监区，看守员告知，尤老大已于前一天移押市局看守所。根据惯例，料想这几天要开公审大会，这厮已被列入处决名单了。于是，蒋省文立马给赵资清打了电话。
市局看守所长证实此言不谬，赵资清随即请看守所长把这个尤老大开出来。
尤老大名叫尤应鑫，四十二岁，无锡当地人，渔民出身，后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支火药枪，就兼职猎户。全面抗战爆发，他又从国民党败兵那里获得了不少枪支弹药，遂纠集一伙人做起了湖匪。这人喜欢结交朋友，江湖上人头甚熟，黑道呼其“路路通”。解放后，因他以前曾与中共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有过联系，就有干部托人给他捎信，劝其向人民政府自首，争取获得宽大处理。尤老大不但不听，还继续打劫作案，甚至袭击军方运输物资的船只。军方迅速作出反应，查明“天佑帮”下落后直接出动部队，将十九名匪徒悉数捕获，移交警方。
这还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儿。近日，苏南行署党委下达通知，要求行署各专区、市县为配合剿灭江南匪盗的宣传造势，举行公审大会，处决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无锡市军管会在研究死囚名单时，决定将“天佑帮”帮主尤应鑫列入。昨日，尤老大便被移押至市局看守所。
尤老大江湖经验丰富，知道这种移押不会是好事儿，自己罪行累累，光有据可查的人命就欠了十六条，料想必死无疑。先前赵资清去“大刑犯监区”让一干人犯辨认照片时，他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但他寻思这份功劳立了也无用，他的罪行太重，这点儿功劳绝对折抵不了，所以对着照片只是摇头。没想到，先前那个便衣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识穿了他的花样。
提审前，赵资清跟尤老大一案的承办员老姜通了电话，得知尤老大的母亲尤庄氏还活着。尽管是匪眷，但她是穷人出身，给有钱人家当过多年丫鬟。后来尤老大“发迹”，人家不敢再雇佣她，这才用仅有的一点儿积蓄做本钱，当了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尤老大是个孝子，“发迹”后几次三番要把母亲接去享福，尤庄氏不肯；送钱来让她花，不受。不过，老太太毕竟没有那份跟土匪儿子一刀两断划清界限的觉悟，她的说法是，不管老大（尤应鑫在家里的排行也是老大）是好人还是歹徒，总归是我儿子，只要金盆洗手，我就允许他踏进家门。她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幕，如果可能，尤老大最好的归宿就是去寺院庙宇做一名出家人，真正立地成佛。
这是老姜向尤庄氏了解相关情况时老太太亲口所言，还要求把这个口信捎给儿子。老姜当然不可能捎这个口信。现在，赵资清决定由自己来捎这个口信。
提审时，赵资清转述了其母的嘱咐。尤老大嗤之以鼻，扯淡！人都要枪毙了，还怎么立地成佛？升天成佛倒差不多！赵资清也不跟他辩论，接着说了说他母亲目前的生活状况，特别强调，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为了给这个儿子赎罪，不知捐了多少香火钱。尤老大做过多年太湖匪帮的头目，脑子不笨，很快明白了赵资清这一番提点的意图。思忖片刻，就主动提出了条件：他想用照片上那个人的信息跟警方交换一套僧衣，准许他穿着僧衣去刑场。
这桩“交易”赵资清做不了主，立刻去看守所长办公室给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刘中打电话请示。刘局长当即拍板：“答应他！这个人犯明天就要执行了，我让秘书科立刻去搞一套送来。他的身高大约多少？还得配罗汉鞋吧，脚码多大？
一小时后，一套僧衣、僧鞋连同袜子送到了看守所。刘中局长考虑得很周到，特地吩咐秘书科弄一套七成新的，尽量避免因此而产生的议论。后来此事果然被人提出来做文章，不过这时赵资清已经调离公安系统，回北方老家工作，文章总算没做成。
次日，尤老大就是穿着这身僧衣伏法的。其时，专案组刑警已经在常州“花祥至”的老窝进行调查了。
尤老大在拿到僧衣后，向刑警提供了以下情况——
所谓的“花祥至”，真实姓名叫柴兴贵，武进人氏，出身于地主家庭，家境富裕。抗战全面爆发那年，柴初中毕业后报考第三战区速成军官学校，被录取。不料刚发榜，“淞沪会战”就开打了，第三战区这所速成军校也就没开张。不过，第三战区司令部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声明已被录取的学员，可以前往指定地点向接待处报到，将被作为特例招收的军人分派至各个不同的岗位服役，待遇等同于排长。柴兴贵瞒着家人前往报到，被分派到第三战区驻苏州办事处。由于是战时，立刻配发了制服、枪械等一应见习军官的装备。
两个多月后，上海沦陷，苏州一片混乱。柴兴贵还没想好是跟部队开拔还是偷偷溜回家时，遇到了早年在他家干活的长工老赵。老赵两年前就投奔“太湖王”匪伙，因为跟匪伙老大王阿牛搭着点儿亲戚关系，受到了重用。他之前已经知晓柴少爷在第三战区苏州办事处当差，此番前来是奉王老大之命搞武器的。跟柴兴贵一嘀咕，柴不但愿意提供相关信息让“太湖王”搞到武器，还主动表示想参加匪伙。于是，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就成了“太湖王”匪伙的文书，对外则称为王老大的副官。
其实，这时柴兴贵想回家也回不了。他的老家武进（辛亥革命后，原“八邑名都”常州府被废，常州城区一度称为“武进市”，解放后，城乡分设常州市和武进县）遭受日军空袭，全家大小七口均死于轰炸。从此他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此后几年里，他一有机会就鼓动王老大抗日。王老大是个葬汉，自小听多了“岳飞抗金”、“朱元璋诛鞑子”、“戚继光抗倭”之类的说书，虽是盗匪，民族气节尚在，即使小柴不怂恿，他也想见机下手袭击小股日军。针对日军搞了几次埋伏之后，日军开始对“太湖王”匪伙重视起来，几次组织围剿。1942年春，“太湖王”匪伙遭日军突袭，几乎全军覆没，自王老大以下四五十人全部战死，只有柴兴贵等六人侥幸逃生。
柴兴贵吓破了胆，再也不敢加入其他匪伙了，逃回常州（此处沿用民间习惯称谓），卖了乡下的田地，置房娶妻，过起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为谋生计，他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五金商店。但是，柴兴贵喜欢结交朋友，场面上的应酬开支不小，五金商店的收入经常入不敷出，就寻思着搞兼职。他是匪伙出来的，江湖上的事儿见多识广，三教九流的朋友不少，于是做起了军火买卖掮客。利用经营五金店的便利，他跟伪军、特务、土匪、强盗之流建立起关系，帮助他们互通有无，把日伪的枪支弹药鼓捣给土匪强盗，从中获利。渐渐有了些积蓄后，他自己也囤积些武器弹药，待合适的机会加价出售。
抗战胜利后，原以为这种生意也该结束了，哪知反而迎来了一个供不应求的局面。国民党方面收拾了汉奸之后，又把目标对准了各种江湖匪盗，黑道上对于武器弹药的需求量大幅上升。而此时的军警宪特保安团跟日伪时期的伪军汉奸特务一样，借一次次军事行动的机会，谎报军火损耗，不断获取补给，通过柴兴贵卖给匪盗。
尤老大就是这样跟柴兴贵认识的。但尤老大觉得小柴这人不实诚，来往一段时间后就主动降温，中断了联系。至于另一张照片上的薛和福，尤老大说他确实没见过。
常州与无锡毗邻，以前尤、柴有来往时，尤老大曾去过柴兴贵在武进县城区北大街的前店后宅的老窝。5月23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常州，此行一帆风顺，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
最近，常州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柴兴贵解放后与其武进县第六区洛阳镇的外甥郎虎扣往来频繁。郎系柴的堂外甥，却比舅舅大一岁。因郎虎扣当过日伪区公所通信员、保安团班长，这个信息立刻引起了常州警方的注意。无锡刑警听着心里一动，便出示了“薛和福”的照片，对方惊呼：“这就是郎虎扣——他也死啦？！”
接下来，就是对柴兴贵的五金商店进行搜查。这家店铺虽说只有一个门面，进深却比较大，加之五金商品林林总总既多且杂，形状也不像其他商品那样有规则，整个儿店堂里里外外堆得到处都是，连房梁上也拴着金属配件和钢管。这就苦了一干刑警，待到搜查完店堂，已是个个沁汗。接着又搜后面的宅院，在库房里发现了一口崭新的保险箱。
当时保险箱通常是由五金商店出售的，不过，在这家只有一个门面的五金店铺里竟然有保险箱出售，倒是出乎刑警的意料。刑警想把保险箱打开，可是没有钥匙，问了柴兴贵的妻子苏流英，答称她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管丈夫的事。刑警怀疑这个女人可能是在包庇丈夫（她尚未知晓其夫死讯），稍后得知，她说的是实情。
不过，苏氏也算不上守法良民，热衷于参加后来被政府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圣女会”的活动。“圣女会”由清一色的女性信徒组成，背后是一个名叫裴淑慧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女特务在策划指挥。苏流英能说会道，竟被委任为“舆论科长”，专门负责制造、散布谣言。后来镇反时，“圣女会”被一网打尽，苏流英领刑七年，死于监所。
找不到钥匙，刑警只好通过常州警方找来一位锁匠，费了一番工夫，总算把这口保险箱给鼓捣开了，里面竟是大半箱枪支弹药，另有民国时巩县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三十颗，均是新货。此外还有一个本子，这些军火系何时进货、何方提供、何时出货、下家是谁、出货数量、库存数量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刑警最感兴趣的是最新的一条记录，日期是1950年5月17日，下家一栏里写的是“无锡游云涛，要货八支九四配六百四十发子弹”。
这些武器当然得连同保险箱一起拉走，拉走前需要清点登记。这个程序履行下来，又有新发现——已经记入账目的那八支手枪、六百四十发子弹，竟然未曾出货。刑警遂作出判断，柴兴贵与其外甥郎虎扣此番去无锡洽谈军火买卖，未把枪弹带去，只是在箱子里装了些废铜烂铁，差不多够这批货的重量就是了。至于其动机是出于谨慎，还是想玩一招黑吃黑，那就不得而知了。
照此看来，那个游云涛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柴兴贵、郎虎扣的凶手。他特地带上手枪去“谈买卖”，而且进门连茶都没喝一口就下手，足以表明其原本打的就是黑吃黑的主意。只是，游云涛过于自信了，没考虑对方是否会玩“虚晃一枪”，以至于连货都没验看就贸然下手。
如此，就给专案组提供了一个机会：柴、游双方此番可能是第一次打交道。如果游云涛是老客户，通常是不会起这种黑心的。那么，双方一个在无锡，一个在常州，他们是怎么搭上关系的？又是怎么达成这桩买卖意向的？江南解放已经一年，社会治安形势已经不允许在茶楼饭店随意提这种买卖的话头了，其他场所比如旅途邂逅，双方更不可能触及这种敏感话题。所以，刑警推测，柴兴贵和游云涛之间应该是有一个介绍人的。
这个介绍人是谁？侦查员向柴妻苏流英以及邻居打听。苏流英自然还是那句老话，邻居则说，大约一周前，柴兴贵曾接待过一个操一口无锡话的中年男子，两人看起来关系熟稔，互相称呼“牛哥”、“小柴”。有人那天还看见柴兴贵、郎虎扣和这位“牛哥”在附近“富兴饭庄”一起喝酒。刑警即往饭庄查询。柴兴贵常去该饭庄用餐，店东伙计与其都是熟人，大伙儿还记得此事，并提供了那个“牛哥”的外形口音衣着等特征。
于是，刑警再次找苏流英谈话。苏流英表示并不知晓“牛哥”其人，更不知道丈夫接待“牛哥”之事，5月14日她去杭州、上海旅游了，是会里（指“圣女会”，当时尚未取缔）组织的，有证明人。刑警作了调查，证实苏流英没有说谎。无奈，刑警只得回无锡去查访这个“牛哥”了。
四、“恶僧”高徒
专案组怎样访查军火掮客“牛哥”，容下文再作交代，此刻咱们先说说制造“一枪二命”大案的凶手游云涛的情况。
“游云涛”其实是这个二十七岁的冷血青年最近才为自己起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白漫涛。尽管一口吴侬软语，但他并非苏南人氏，而是出生于太湖南侧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的一个工商地主家庭。七岁时，举家迁往苏州，十三岁时，全家又前往上海定居。其父白苦翁投资纱布（旧时对棉纱和布匹的合称）生意赚了大钱，见好就收，将资金入股百货业、制造业，成为沪上小有名气的一个资本家。
白漫涛幼时正逢“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甲子兵灾”，发生于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父母家人逃难，其由奶妈携往太湖畔的长兴县夹浦镇避乱。“齐卢战争”只打了四十天就结東了，但白少爷却在奶妈家一待就是五年，这小孩儿竟似着了魔似的，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风景优美的小镇。直到其父决定举家迁往苏州，这才不得不离开，临走时，他与奶妈约定，此去苏州就要上学了，今后每年寒暑假都会来夹浦过。当时以为不过说说而已，哪知白漫涛小小年纪竟是言出必践，之后多年，果真冬夏两季都会到夹浦待完整个假期。白少爷的这份表现，令其老爸夸赞不已，认为这小子有情有义，一诺千金，日后必成大器。
资本家白苦翁压根儿想不到，白漫涛对夹浦小镇的执着并非出于对奶妈的依恋，而是另有原因。湖州地面当时有一个被称为“恶僧”的江洋大盗，作案次数不多，但只要出手，必定大有收获。他组织的每次行动，都是在令人难以料到的时间、地点，针对人们意想不到的对象下手。举凡太湖、内河、陆地、城市、乡镇、农村乃至公路，都是他进行犯罪活动的舞台；风高月黑固然是作案的良机，月朗星明的夜晚他也照样出动；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台风侵袭暴发洪水，也难以阻挡他作案的脚步。此人总是从头到脚一套玄色僧衣，手持两支德国大镜面二十响匣枪，从不开口说话，而是以口哨作为信号指挥属下。
其交通工具也令江湖黑道十分惊讶：木舟一律双橹快船，也有机器助力的机帆船，有一次甚至还开着从日军水关据点偷来的汽艇；陆行工具则是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样样都有。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在作案前即时窃得，用毕丢弃。
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除去偶尔几次把军方、警方、政府的运输船只作为目标时发生枪战打死过几人，“恶僧”匪伙很少伤人性命。尽管如此，这个匪伙肯定会引起官府的重视，但“恶僧”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手段，国民党军警、日伪部队都曾组织过公开或隐蔽的侦缉行动，却连些许线索也没查摸到。
其实，对于长兴人来说，这个“恶僧”他们并不陌生，夹浦镇上的居民还经常从他这里买鲜鱼活虾。他，就是渔夫姚三进。姚三进的身世无从知晓，县城、镇上人知道的只是这个貌不起眼的渔夫有一手百发百中的投掷鱼叉的本领，但凡出手，必有收获。只有白少爷知道老姚不但精飞叉，还擅长用枪，更是一个武林高手。
老姚跟白少爷奶妈的丈夫老陶是多年酒友，打自“齐卢战争”期间白漫涛随奶妈来夹浦镇避难，就已经认识这个小孩儿了。虽是江洋大盗，姚三进平时对人却极和善，他和老陶经常喝酒，不知怎么，白漫涛跟他很是投缘，两人成了一对忘年交。白苦翁举家从苏州迁往上海前夕，白漫涛特地从苏州赶到夹浦镇，跟奶妈一家和忘年交老姚告别。那是一个天挂银盘的晴好夜晚，老姚特邀白少爷与其一起驾舟出湖夜捕。他们在湖上待了一整夜，待白漫涛回来时，已是老姚的黑道弟子了。
姚三进是个特立独行之徒，这从他策划实施的抢劫案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对待收白少爷为徒这件事上，也是这样，他根本不按照规则出牌，
即使传授武术、射击也是这样。白漫涛去上海后，要在公共租界上教会中学。教会中学校规甚严，每年只有寒暑假才有空到夹消镇跟他见面。据此，他对白少爷的学艺方式作了调整，武术只教实战精华，不教套路；射击只让弟子习练臂腕力量、整体协调和定力，开始半年并不让他接触枪支，还特地关照，连玩具枪都不许碰。
白漫涛完全遵循他自创的那套教学方法，没有一丝一毫走样。次年寒假，白漫涛如约赶到夹浦镇。姚三进考虑到应该有一个隐蔽安全之处向白少爷传授技艺，遂结束了他多年来以船为家的生活，佯称患上了关节炎，举债买下了镇外一座多年来无人问津的破屋，自己动手稍稍修缮，作为传授技艺的处所。
就这样，白漫涛跟着姚三进从十三岁学到十七岁。整整四年折腾下来，徒手格斗已经能够以一敌三，手枪射击则可日射飞鸟夜击香火——这是每年寒暑两假夜去太湖日赴山野苦练而成，姚三进财力雄厚，又有黑道关系，购置子弹不成问题。
按照姚三进预先的打算，接下来他就要向白少爷传授江湖经验和黑道规矩了。白漫涛为此放弃了进高中的机会，中考故意落第，以便能经常跟师父在一起。但这时日伪政权对太湖地区的控制越来越严，白漫涛久住夹浦镇，难免引人注意；其在上海的居住地虽位于租界，但日本人的势力不断渗透，如若长期不在家居住也不妥。姚三进考虑再三，决定不再让白漫涛来夹浦镇了。
那么，往下的传授又该如何进行呢？姚三进自有办法。他交给白漫涛一件信物，让白少爷回上海后去找柏先生。
柏先生名叫柏明厉，据说跟姚三进是师兄弟关系。不过，这位柏先生与白漫涛想象中的形象、气质大相径庭。明明只有三十五岁，看上去却至少四十五，精瘦，咳嗽的时间比说话还多，如果不是脸色还算健康，白漫涛真怀疑自己遇到了一个痨病患者，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
柏明厉是个行事精细一丝不苟的主儿，他反复验看了白漫涛呈递的那件信物，又问了些姚三进的生活细节，终于确认了白漫涛的身份，认可了这个师侄。他对白漫涛说，我那位师哥是个死脑筋，一旦盯上某个目标，就会一直做下去。不过，他生性谨慎，天生低调，装龙像龙，装鼠像鼠，作为幌子的职业又非常合适，所以可以长期无祸。但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应该改变一下了，所以，就找了个借口把你白少爷“派司”（系洋泾浜英语，“Pass”的谐音，传递之意，旧时沪上将“交办事情称作“派司”）给我了。我不会教你什么功夫，但是，从长远看，你跟我学学江湖规矩还是有必要的。你不必问怎么学，我的教法儿跟师哥不一样。你现在操何营生？还没工作？很好，要找一份，不过不要动用你家老爹的关系，我也不会提供帮助，必须自己想办法。这就是我给你上的第一堂课，看你的悟性了。
白漫涛毕竟是被姚三进看中的一块理想材料，天资不弱，当下想了想，说我可以做买卖墓地的经纪人，向租界当局领一张执照，凭执照就可以顺利进出上海，跑遍周边郊区以及苏杭等地没有问题。这份职业最大的好处是自由，这样，我就可以经常来您身边聆听教诲了。
柏明厉听着频频点头：“孺子可教！”说着，取出一张名片递给白漫涛，“你留着，或许有用。”
白漫涛双手接过，定睛一看，暗吃一惊——柏先生竟然供职于沪上谈虎色变的“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具体干什么上面没印，白漫涛也不敢问，但他猜测多半是搞情报的。后来他还得知，柏先生在南市老城隍庙设了个看相卜卦的摊头，打出的广告语是“笑谈天下大小事，言定生死祸福运”，名号“一口准”。
就这样，白漫涛由这位师叔代师传艺，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半年。这几年里，确如柏明厉所言，他从来没有教过白漫涛什么本领，但细细想来，却又是时时在影响着白少爷。白漫涛有时会去老城隍庙“一口准”摊头上坐坐，看柏先生给人看相、卜卦、测字，听他跟人闲谈，渐渐就发现了他是怎样收集以及传递情报的。柏明厉喜欢带着白少爷下馆子、逛妓院、进戏院以及飙车，还曾带他去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里面转了转，说是让他开开眼界。
1945年春节，白漫涛随父母一起去白家在外地的一位世交家过年，初七返沪当天，即去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给柏明厉拜年，房东却说柏先生已在年前退房离开了，去哪里没说。白漫涛随即直奔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跟门卫说要找柏明厉柏先生，人家的回答却是“没有这个人”；再想进一步说明自己与柏的关系，大门口另一侧岗亭里的日本兵已经呜哩哇啦吆喝着端起三八大盖了，他只得离开。
柏明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这之前三年，姚三进遭人暗杀。其时姚三进已经收手，却不知怎么被太湖湖匪“无敌鼋”彭铁夫给盯上了。有一天姚三进去长兴城里会朋友，彭铁夫匪伙指派的杀手趁机下手。事后，长兴日军将姚三进的头颅割下，悬挂城头示众。
不久，抗战胜利。一日，白漫涛在报纸上刊登的“通缉汉奸罪犯名单”上看到了柏明厉的名字和照片，暗忖柏先生的失踪可能跟时势有关，他早在半年前就已经觉察到日本人必败，所以赶紧先开溜了。这才是真正的老江湖啊！
白漫涛自此不再作闯荡江湖之想，听从老爸安排，改行做了白家占一半以上股份的一家机修工厂的庶务。不久，娶妻丁氏，次年，生一女。
原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哪知，转眼到了1950年4月初，有一封信函寄到了白家，一看信封上的笔迹，白漫涛不由心里一动：这不是柏先生的字吗！
拆开一看，还真是柏明厉写给他的。内容很短，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日期，只是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可往你我以前去过一趟的地方转转”。白漫涛马上领悟，以前和柏先生去过一趟的地方，那就是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了，其他两人结伴前往的什么饭馆、妓院、戏院、寺庙之类，都不止一次。难道柏先生住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不管他，先去看看再说吧。
上海解放后，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由军方接管，以“易居”方式与虹口一资本家作过渡性交换，为期三月。自1945年春节那次之后，白漫涛再没去过“七十六号”。收到柏先生那封信当晚，白漫涛骑了一辆摩托车前往。他把摩托车停在附近一条弄堂里，步行溜达过去。还没到门口，正好遇到一个看上去像是附近居民的路人，遂假装借火点烟跟人家搭讪，得知该址的现状，寻思也许柏先生跟那个资本家有交情，眼下借居此地。
正准备上前按门铃，又觉不妥——柏先生以往的历史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供职于“七十六号”，抗战胜利后还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想来并非寻常喽啰。而共产党对于汉奸的处置，比旧政权更加严厉。柏先生是个极为仔细之人，他如果确实居住在此，以其性格，怎么会把我叫到这种地方见面呢？这不是连累我了吗？这并非柏先生的行事风格。
这么一想，白漫涛就不敢去按门铃了。他站在大门口，一边抽着烟，一双眼睛左右张望，像是在等人，眼角余光却在扫视大门两侧墙上的涂鸦——“七十六号”因当年“魔窟”之恶名，人人谈之色变，寻常市民哪敢靠近？抗战胜利后，人们不再恐惧，来这里看新鲜甚至在墙上随意乱写乱画的大有人在，白漫涛寻思，柏先生会不会用这种方式给我留言呢？
还别说，白漫涛的这个思路竟然跟柏明厉对上了，一支烟抽完，他果然发现了柏明厉的笔迹：“长兴西山姚氏难于此，难忘仇恨！”白漫涛马上领悟，记得以前喝酒时柏先生提及苏州西山，似是对那里极为熟悉。看来，柏先生是让他去苏州西山见面。
五、策划作案
西山又称西洞庭山，是太湖数十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民国时设立西山镇，下辖太湖诸岛。解放后设立西山区，归吴县管辖。1950年7月，为配合剿匪，成立太湖区行政办事处，隶属苏州行政区。1951年6月，则匪结束，太湖区行政办事处销，西山仍属吴县。
西山镇不大，白漫涛少年时曾在苏州住过六年，学校春游以及老爸组织家庭旅游时都曾来过西山，此刻权当旧地重游。在街上转悠了一会儿，感到有些饿了，他便信步走进一家面馆，要了碗羊肉面正吃着，忽见门外进来一个精瘦男子，正是柏先生！
两人换了副角落里的座头，点了酒小酌。柏明厉说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白漫涛听看，不得不对柏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柏明厉告诉白漫涛，他是浙江鄞县人氏，很早就离开家乡去外地拜师学艺。后来去了上海，不务正业，但日子过得非常滋润。这份经济实力当然跟他所学的本领有关，只要看姚师兄的“偶尔所为”就知道了。当然风险也大，所以必须有狡兔三窟”的准备。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柏明厉就在西山镇上买了房子，娶了个当地渔家女为妻。自己虽在上海混，但每月会寄钱回来，每年也会回来一两次。
日伪时期，他虽是汪伪特工总部的特务，但在西山这边从来不曾露出过半点儿口风。日伪吴县警察局对其“自己人”的身份毫不知晓，将其作为家在本地外出工作的良民，发给“良民证”。同样的原因，他在上海的所有社会关系包括“七十六号”的同僚，也不知他在吴县还有个家。知道他这个秘密的，以前只有一个人——夹浦镇渔夫姚三进；现在也只有一个人——沪上“宏茂机修厂”的庶务白漫涛。
接着，柏明厉就说到了自己1945年春节前的突然消失。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他预见到日本人撑不了多久了，那就需要对日本战败后自己的处境有一个准确评估。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他是“七十六号”的情报特工，并未担任什么职务，但他的“工作成绩”出类拔萃。他主要负责国际情报的收集，这种情报，名义上是“七十六号”在做，其实即使汪精卫、周佛海都无权过问，李土群、丁默村更是靠边站。柏明厉的直接上司是日本大本营驻沪特别站少佐副站长山田济夫，他只接受山田的指挥，也只向山田汇报相应工作。柏明厉收集的相关情报曾数次受到大本营的称赞，电告驻沪特别站对柏明厉予以特别嘉奖。山田对这个中国下属另眼相看，称其为“柏桑”。
柏明厉自然明白，以自己这样的“战绩”，如果落在“还都”后的国民党政府手里，必定凶多吉少。所以，他决定提前悄然谢幕。这对于他来说，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他在苏州有家，回家去过寻常百姓的生活即可。
1945年春，柏名厉回到西山镇后，摆了个算卦的摊头，平安无事一直到苏州解放。苏州解放后，他干脆连算命摊头都不摆了，待在家里干起了另一个行当——看病。天晓得他是什么时候、从何处学得的一手中医诊脉开方的医技，诊疗水平竟然还不错。当时中医执业不必领执照，医术资格也不用考试，只要向区政府卫生股备个案即可。因为收入有限，工商税务也不来过问。当然，柏明厉做得也很低调，家门口不挂任何牌子，如果不是本镇居民，根本不知道这里住了个郎中。这当儿镇上已经有了派出所，但那是为剿匪面设，本镇居民只要不跟湖匪有涉，警察不会登门。
那么，柏先生怎么想起要跟白漫涛取得联系呢？这是因为西山镇上突然来了一个让柏明厉心惊肉跳的游客——钟伯生。
这个无锡人年岁跟柏明厉差不多，干过多种营生。一般说来，这种人都是心眼玲珑剔透脑子活络的角色，甚至聪明得有些过头，于是成也聪明败也聪明，钟伯生就是如此。他干得最好时是肉食批发行老板，生意在无锡、苏州、常州三地同时铺开，把这三个城市的同行压得连杀他一家的心思都有。他想继续把生意往上海、南京发展，为此，还在报上打出广告，一次性付款预订了十五天的整版。消息传开，沪上同行还没做出反应，南京那边已经忍不住了。有个帮会大佬刚刚介入这个行业，闻讯大怒，下令要把姓钟的灭了。
柏明厉在江湖上虽然默默无闻，但消息极其灵通，南京大佬一开口，当时还在镇江的他就知晓了。因为钟伯生跟他有过一段不错的交往，所以立刻包了辆汽车，派人连夜赶到无锡去报信。钟伯生随即逃离无锡，躲到上海郊区亲威家避风头。稍后，还是柏明厉帮他在上海找了份工作，让他有个安身之处，又托人跟南京那个大佬斡旋，收回了追杀令。至于无锡的产业，那当然不能指望了。此后，钟伯生一蹶不振。上海沦陷后，柏明厉跟日本人勾搭上，就把钟伯生收罗麾下，让他做做跑腿送信的听差角色。
当时，柏明厉手里有四个喽罗，日本人不给开薪饷，那是属于柏明团私人雇佣的，报酬也由桕明厉支付。后来，四人中的三个因被怀疑跟某方特工暗通款曲，被柏明厉设计让姚师哥给干掉了。钟伯生没被柏明厉列入暗杀名单，但他得知那三位在去湖州出差夜游太湖时“发生意外，死于湖匪之手”后，其天生的那份聪明就发挥了作用——如果往下柏先生指派他去外地出差，会不会也发生类似的不测之祸？保命要紧，他干跪来了个不辞而别。
钟伯生回到了无锡老家，以前的产业已经没有了，也没了当初创业时的那份雄心壮志，但日常开支总要解决，于是做起了掮客。这人头脑活络，别人做客掮也就盯着一行，他却可以同时兼做三行，收入还过得去。
今年3月19日，钟伯生到苏州谈了一笔生意，心情舒畅，一时兴起，打算去郊区转转。稍近之处早已不知转悠过多少次了，西洞庭山倒是多年未去，就奔西山镇来了。也是无巧不巧，平日里一直宅在家里坐堂问诊的柏明厉，这天恰好因事出门，不意跟钟伯生当街劈面相遇了。
柏明厉属于那种绝顶聪明的角色，苏南、上海解放将近一年来，他的脑子里就没有停止过对政治形势的思考。他有一台十七灯调幅收音机，经常在深夜收听海外广播，对当前局势的了解远比寻常百姓透彻。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盘算，像他这样的角色，待在太湖中的这个小岛上能否躲得过去？如果躲不过去，那又该怎么办？离开苏州乃至江南，对于他来说，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去哪里安身呢？多年前想到的“狡兔三窟”，其实只有上海、苏州两窟。当时还洋洋得意，现在看来，这是偷懒。此刻，随着钟伯生的一声“柏先生”，柏明厉吃惊之余，更是懊恼得无以复加——这就是偷懒的报应啊！
如今该怎么办呢？用在“七十六号”时的思维，那肯定就是灭口了。但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动用灭口手段了。再说，柏明厉觉得钟伯生此刻与自己的不期而遇，似乎包含着天意，是老天爷在提醒他：你已经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了，危险随时可能来袭！
确实，西山镇虽然是太湖中的一个小岛，但对于长江三角洲的人们尤其是上海市民来说，有都市千金难买的那份安静，乃是游览胜地。随着新政权的日渐稳固，经济逐渐向好，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些钱钞，吃穿问题解决了，就会想着旅游了。再说，报载上海市总工会已经筹划着在苏杭一带开办工人疗养院了。如此，西山的游人将络绎不绝。柏先生在上海滩混了多年，结识的三教九流不计其数，《申报》、《中央日报》都刊登过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通缉令。今天能和钟伯生相遇，明天后天、这月下月，又怎能保证不再出现这种情况？钟伯生还算好的，当街招呼。如果遇到其他人，没准儿悄然避开，然后直接就奔镇派出所去邀功啦！
柏明厉寻思，这里是待不下去了，只有设法离开苏州。去哪里？如今全国各地的户口管理都一样严密，连亲友之间的偶尔来往都设了“申报临时户口”这道坎儿，更别说长期居住了。那就只有去海外了。
主意既定，随即开始盘算一应环节。柏明厉马上意识到，最大的障碍就是钱。像他这样的角色，手里只要有“黄白绿”（指黄金、银洋、美钞），偷渡去海外不成问题。可是，在这方面他缺乏远见，以往挣得的钱钞不少，却没有未雨绸缪的意识，只顾挥霍，1945年春潜回西山镇时身边只有十两黄金、一支日本造九四式手枪（子弹只有随枪的六发）。这点儿资本，显然是无助于他远走高飞的。
柏明厉一夜无眠，反复权衡，最后作出决定：一是尽快远走高飞，即刻开始打听外逃偷渡的黑道信息；二是动用“非常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拉上已经分别五年多的白少爷和眼前这个“老部下”钟伯生一起行动，先由白、钟出面搞枪，得手后自己带着他俩作案；三是确定作案目标，应是上海或者南京的殷实大户，最好是那种历史有问题（比如有血债或曾跟日本人勾结）但尚未暴露的对象，这种人一般不敢报案；四是具体步骤：指派钟伯生去物色提供枪支弹药的上家，再由白漫涛玩一招黑吃黑把货劫来，他自己则赴沪杭宁一带打听是否有可能从江苏、浙江沿海雇船逃窜至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岛屿——时隔多年，国民党方面只怕已经没有兴趣再追究他的汉奸罪行了，再说只要有足够的钱钞打点，天大的事儿也可以化于无形。
对于柏明厉的安排，钟伯生心里不一定乐意，但他和柏明厉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选择余地。而白漫涛是他的师侄，甚至说是徒弟都不过分，年轻人血气方刚，一身本事从没有真正施展过，眼下正是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再者，白漫涛也有把柄掌握在柏明厉手里，不怕他不听话。柏明厉遂开始行动。
4月8日，白漫涛赶到西山镇，跟柏明厉见面。当晚，柏明厉又跟白漫涛密谈，要言不烦，先问白漫涛是否还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跟姚三进夜游太湖之事。白漫涛蓦地一惊，寻思此事柏师叔怎么会知道，当时只有自己和姚师父在场啊？
那晚，在姚三进的授意下，白漫涛开枪击毙了三个师父的仇家，这是师父对他的说法，白漫涛一直信以为真。而此刻，柏明厉却告诉他，那三个家伙就是柏明厉在“七十六号”时的三个喽啰，因与某方特工暗通款曲，遂假手姚三进和白漫涛将他们除掉了。
白漫涛不笨，马上追问：“您说那三位跟某方暗通款曲，这某方指的是哪个方面？
柏明厉的语气变得有些沉重：“那三个家伙暗通款曲的是哪一方，我没法儿调查，也不想调查。当时我获得的信息是，他们三人在出售我获取的情报。而那段时间，我收集情报的主要目标是苏俄以及由苏俄主持的共产国际。这事一旦让日本人知道，我肯定会有杀身之祸，只好把他们灭口。此事是我委托姚师哥代劳的，没想到师哥竟然让你结果了他们。”
白漫涛顿时傻眼。这三个家伙原来不是师父所说的什么“仇家”，而是柏先生的属下。这倒还在其次，问题是，听柏先生的意思，他们出售的情报跟苏联或者共产国际有关。如果柏先生所谓的“出售”是故意曲解，实际上是无偿提供，那他们就是在为共产党做事，没准儿就是地下党也难说啊！现在是共产党执掌天下，这事若是捅出来，再长一个脑袋也不够杀呀！
这正是柏明厉希望达到的效果。接着，他又说起了在西山镇上被钟伯生一眼认出的情节，但并未提及钟的姓名和具体身份，只说这位老兄知道他曾为“七十六号”效力，还夸赞这老兄够朋友，否则若是直接奔派出所，师叔我这条性命料想也就了结了。这件事之后，我就反复琢磨，以往做过的事还有哪些漏洞，越想越不踏实。比如说太湖上的那三条人命，按理说，这事是由我而起，姚师哥是按我的布置行事，如今也就你我两人知晓，应该不会泄露。可转念一想，也不尽然。那条用来月夜游湖的木船是你师父租用的，船主是一对渔家夫妇，他们的船上去五个人（姚三进、白漫涛及柏明厉的三个下属），可是只回来了两个，难道他们一点儿想法都没有？那对夫妻当时不过二十多岁，现在满打满算也就三十出头，肯定还活着。如今共产党的手段你也见识过，动不动就搞什么公审、揭发、检举之类，那对夫妇要是把此事说出去，公安一旦认真起来，这事是经不起追究的啊……
柏明厉以一声长叹刹了车。往下的意思，对于白漫涛这种聪明角色来说，就是尽在不言中了。沉默片刻，白漫涛开口了，说师叔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咱俩眼下有危险了，一旦东窗事发，脑袋就不保了。师叔既然把我召来，料想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但请告知，师侄自当全力以赴。
柏明厉不言语，取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划拉了几下，推到白漫涛面前。白漫涛一看，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正飞向远方的海岸，于是恍然，抬手指指东南方向，也没吭声。
柏明厉遂向白漫涛道出了他的计划，问白漫涛是否有胆量作此一搏。此刻白漫涛跟当初随姚三进在太湖上月夜杀人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年龄大了几岁，阅历有所增长，而且已经有了妻小，按照柏明厉的计划行事，父母妻女和上海滩的优裕生活都得抛弃了，心中难免不舍。但他长期跟姚三进、柏明厉之类的亡命徒厮混，不知不觉间沾染上了江湖黑道的那种冷酷，凡事都不看得特别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柏明厉点点头，说那好，你明天就回上海，从工厂辞职，理由是不想在这个职位上虚度青春，趁着年轻多见见世面，多挣点儿钞票。至于辞职之后以什么职业为掩护，我的建议是重操旧业，干墓地坟园买卖中介，这个职业的优势是可以自由活动，还不引人注目。然后，你就在上海等我的消息，我会给你寄一封信，你按信上的时间地点跟人见面。对方可能会来两个人，带着我们弄“黄白绿”时所需的手枪和子弹。我跟人家说好以黄金购买，不过，如果我们有黄金，那也就不需要买枪了不是？所以，这不过是一个噱头。你直接把货拿回来就是，如果对方反抗，那就干掉了事。
说着，柏明厉拿出一把日本造九四式手枪：“白少爷知道我是不用枪的，这把手枪是我在“七十六号”的老上司山田济夫的贴身佩枪。三十四年（此指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春节前我准备悄然脱离“七十六号”，山田不知道，还乐呵呵地请我喝酒。我把他灌醉了，临走时顺手牵羊拿了这把枪。可惜弹夹里只有六发子弹，你凑合用吧。白少爷的枪法是姚师哥亲授，我是绝对信得过的。”
就这样，白漫涛开始了他的亡命之旅。柏明厉是老特工，跟白漫涛、钟伯生两人搞单线联系，所以，白漫涛并不知道钟伯生；同样，钟伯生也不知道白漫涛。
白漫涛返沪后，按照柏明厉的交代行事。过了几天，果然有一封信封上写着“内详”的信函寄达，让白漫涛于5月20日下午四时许前往无锡市南门南禅寺山门前跟花祥至、薛和福洽谈“生意”。
是日，白漫涛依约前往，与来自常州的花、薛两人会面。先去饭馆吃了晚饭，餐后前往南长街“大福客栈”。双方各自心怀鬼胎，白漫涛是奉师叔之命玩黑吃黑，不付一文把枪弹掠走；常州那对舅甥毕竟是专门做军火买卖的，黑吃黑不好意思玩，但也不是善茬儿，他们是想坐地涨价，先收钱，再把下家带到常州去拿货。
双方在“大福客栈”后院客房坐定，茶没喝一口，烟没抽一支，直奔主题，一方要先验货，另一方则要求对方先亮一亮购枪的黄金。白漫涛的经历堪称传奇，很多同龄人不但从未经历，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想也不敢想，却缺乏这方面的周旋经验。再说，他原本就是铁定要黑吃黑的，也就懒得再跟对方纠缠，黄金拿不出，东洋杀器却是拿得出的，当下假装取黄金，伸手从怀里掏出的却是手枪！
白漫涛原本的打算是掏枪镇住对方，然后把那个褐色小皮箱掠走。哪知，手枪刚从怀里掏出来，还没端平，竟自动发射了。这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射击角度，而且无巧不巧，竟然一枪两命。
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走火”，其原因固然跟白漫涛在等候花、薛二人办理入住手续时提前把子弹上膛有关，更主要的则是那支日本造的九四式手枪天生就有设计缺陷。这是日本于战前投入生产的一款半自动手枪，该款手枪的保险装置设计不合理，位于枪身左侧上方的保险阻铁杆只要受到很小的压力，上膛的子弹就会被击发。上膛的手枪即便是放在枪套里，也非常容易走火伤到自己。据说，许多配备九四式手枪的日本军人都有过走火的经历。
白漫涛是神枪手不假，但他在跟姚三进练习手枪射击时，使用的是当时的著名品牌“马牌撸子”（即柯尔特M1903式手枪），对日本的九四式并不熟悉，更不了解其容易走火的弊病，由此产生了失误。这个失误，跟他们稍后的灭亡也是有关系的。
外面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掩盖了枪声。白漫涛寻思，这当儿拎着这么一口皮箱出去显然不妥，就坐等雨停后再滑脚，也没检查一下皮箱里的东西，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白白杀了两个人，获得的其实是一口装着废铜烂铁的箱子。
六、“牛哥”落网
回过头来，再看专案组的调查情况。
从常州返回无锡的次日，5月24日上午，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众人对赴常州调查的一应情况作了总结，认为要查觅那个斯文书生模样的凶犯游云涛，还是得从那个疑似这桩军火买卖的中介人“牛哥”入手。根据在常州获得的线索显示，“牛哥”来自无锡，因此，专案组宜集中力量在无锡当地查摸此人。接下来，刑警对“牛哥”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
柴兴贵、郎虎扣这对从事军火买卖的舅甥，郎虽然比柴大一岁，但他解放前没有当过土匪强盗，只是一个加入过帮会的地痞，他的涉案应该是受舅舅柴兴贵的拉拢。而柴兴贵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人在江湖上比较兜得转，是倒腾军火的老手。此次跟游云涛的买卖，应该是柴兴贵出面找“牛哥”牵的线。
据柴妻苏流英说，“牛哥”其人她之前从未见过，也没听丈夫提起过。柴兴贵嗜酒，平时即使不外出，一个人待在家里也要喝两蛊，只要喝了酒，就成了话唠。作为妻子，苏氏自然没少听丈夫唠叨。好在这种唠叨听起来还不算太枯燥。柴经历的事情多，简直称得上千奇百怪，每次唠叨的内容基本不重复，苏氏估计其中也有些吹牛的成分，把他人的经历移花接木到自己身上。在苏流英的记忆中，丈夫这些年来提及的那些人名或绰号中，并无“牛哥”。据此刑警认为，“牛哥”很有可能以前跟柴兴贵并不相识，是为这次军火交易才搭上线的。
解放后人民政府严禁私藏枪支弹药，一旦发现，必定重判。在这种形势下，柴兴贵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相信“牛哥”——若是警方放出的“倒钩”，那岂不中招了？“牛哥”之所以能与柴兴贵搭上线，恐怕还须有柴兴贵信得过的人介绍。联系到苏氏说丈夫大约一周前曾去过无锡、当天就回家的情况，估计柴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次无锡之行中遇见了某个可靠朋友，跟他提起了“牛哥”受托帮人买军火之事。于是，二人就此搭上关系。
至于“牛哥”这个称谓的由来，刑警认为有几种可能：其一，此人姓牛；其二，此人的名字或小名中有个“牛”字；还有一种可能，这家伙在江湖黑道上比较厉害，因此得了这么个綽号。不过，在江南方言中，一般不以“牛”来形容某个人厉害（此指旧时的江南方言，如今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最先以“牛哥”称之的该是北方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此人的人脉和活动能力比较突出。
于是，往下的侦破思路也就形成了。一是通过刑警掌握的“耳目”暗中收集非法军火交易的相关信息，寻找“牛哥”的线索；二是放出风声，佯称手头有军火出售。专案组认为，既然游云涛从柴、郎舅甥那里购枪不成，说不定还要请“牛哥”继续帮忙联系，这就有可能把“牛哥”引出来。一旦找到新的卖家，游云涛没准儿还想玩一回“空手套白狼”，这就是自投罗网了，对于刑警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儿。
当天下午，两路人手都安排下去，却一直没有任何反馈。5月26日傍晚，专案组再次碰头，检讨之前的案情分析是否到位。有人提出，会不会是目标隐藏得很深，尽管“牛”，但久未现身，江湖上已经很少有人闻其“威名”了？也有人想到了另一种可能，“牛哥”这个称谓，也许跟柴、郎舅甥化名花祥至、薛和福一样，都是为了这次交易随意起的名字，一次性使用，用过算数。还有刑警提出，尽管这个“牛哥”是无锡人，但他的活动舞台并非无锡，而是在苏南其他地方，甚至上海南京。
这么一说，众人都沉默了。稍停，专案组长赵资清说，目前我们没有理由排除以上这几种可能。这样吧，已经十点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伙儿这几天连日辛劳，抓紧时间休息，明天上午咱们继续开会讨论。
5月27日上午，案情分析会还没举行，专案组成员周长寿就从其住所附近的城北分局胜利门派出所给赵资清打来电话，说其掌握的耳目“小钉子”一大早就奔到他家密报：“牛哥”找到了！
“小钉子”姓丁，原本是个扒手。出道半年多，学艺不精，时不时失风。建国伊始，公安机关对扒窃作案沿袭旧时做法，通常处罚较轻（这跟当时人们手头拮据，案值低也有关系），教育一番放人，即使关押也不过几天，逮捕判刑的案例很少。小丁被抓的次数多了，感到没有面子，寻思着要干一票大的，遂把一个从渐江来无锡出差的团级干部作为作案目标，没想到再次失手，当场被抓。
那干部倒是很通情达理，先问小丁是否吃过饭了，小丁摇头，就带他去面馆一起用餐。餐后，把小丁带到市局，交给局长刘中，说我了解过了，这是个贫穷人家出身的孤儿，无以谋生才做了扒手，这样的孩子人民政府要挽救，给出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刘局长赞同，就把案子交给刑警队，刑警队领导将其分派给周长寿处理，转达了失主的话，让老周一并处置。
周长寿问明情况后打了份报告，处罚当然是免了，还给小丁介绍了一份修车学徒的工作，而且修理的是汽车，这在当时被坊间视为“高精尖技术”。小丁自是感激不尽，向老周表示，今后有什么吩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老周寻思，这个小丁常年流浪，在社会上结识的三教九流比较多，倒是可以发挥一下作用的，就向领导提出建议，是否可以将其发展为刑警队的耳目。领导也正有此意，当下拍板，说这个关系今后就交给你掌握了。此后，小丁在工余时间还是经常跟那班狐朋狗友厮混，打探到相关信息就报知老周。
这次周长寿参加“一枪二命”专案的侦查，在请示组长赵资清后，动用了小丁这个耳目。事后得知，专案组一共动用了四个耳目，小丁是其中之一。
小丁对做耳目的热情虽然很高，但一段时间做下来并无建树，打听到的信息数量可以排名第一，却没有一项靠谱。不过，这天的情况似乎不同，小丁言之凿凿地对老周说：“您要找的那个‘牛哥’，我已经打听到了。他住在城中区光复门圆通路靠近县前东街的那条小巷里，我的一个朋友李鑫昨天刚把偷得的一支短枪通过‘牛哥’卖给曹老二了！那支枪，我是亲眼所见，还在手里拿过；子弹也在手里捏过，是真货，一共三十六颗，散装的。小李子把枪和子弹一共卖了一百一十三万元，昨晚请我下了馆子，看了一场戏，散场后又去吃了夜宵，下半夜去澡堂泡澡喝茶，又打了个盹儿，早晨我才脱身，这不就赶紧过来向您报告了。
小丁说到了曹老二，周长寿听着心里一动。前天，老周翻阅市局秘书科每天编发的油印《敌情简报》，曾见过一则短讯，说据情报显示，太湖惯匪、从昆山县公安局看守所越狱的逃犯曹老二逃窜来锡，该犯生性残暴、血债累累，要求沪宁沿线及太湖水域沿岸公安机关多加留意，提防该犯以各种手段获取枪支后作案。该信息只有警方内部知晓，现在小丁报告的情况中涉及该匪，那看来多半是靠谱的。于是，老周立即给专案组长打了电话。
当下，老周向小丁问明李鑫的住址，赵资清即派专案组刑警直扑过去。那主儿昨晚在澡堂打了个盹儿，此刻正在家里睡回笼觉，被刑警摁个正着。马上提审，很快就弄清了以下情况——
李鑫与小丁同龄，不过，这小子比小丁幸运得多，出生于商人家庭，其父是开布店的，其母是小学老师，子女四人，他最小，上面是三个姐姐。那年头重男轻女现象普遍，李鑫自小受到的宠爱可想而知。可惜好景不长，他十岁那年，老爸病故。其母在郊区乡村小学执教，次年早春的一天，无锡日伪警察局的数名密探忽然冲进小学，以私通新四军的罪名将其速捕，李母在被押解至无锡市内的途中跳河自尽。如此，十一岁的李鑫就成了孤儿。他的三个姐姐都已出嫁，两个嫁在苏州，一个嫁在无锡。三个姐姐的公婆、丈夫都是好心人，均提出让李鑫住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李鑫却拒绝了，说他一个人能过日子。
李鑫一个人倒还真能生活下去，不过交友不慎，轧的海伴（江南方言，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之意）乱七八糟，干脆学也不上了，全城乱窜，伺机偷窃、行骗，也给黑道人士有偿刺探消息。几年下来，歹事儿没少干，但都是小偷小摸，够不上立案，旧警局也懒得去料理他。
解放后，李鑫我行我素，只是转移了作案地点，原先是清一色盯着陆上对象下手，现在发展到水上了。他这个“水上”跟“太湖兄弟”不同，并非结伙打劫，而是伪装钓鱼客，留意来往游客或者渔民，当他们的船只在太湖或者无锡内河岸边停靠时，趁人家不留意，把钓钩伸到人家船上，眨眼间就把东西给钓走了。昨天出手，李鑫窃得了一支短枪，系德国造伯格曼M1896，因枪身较长，所以被他称为短枪而不叫手枪。
这支枪是装在一个带拉链的帆布挎包里的，挂在一条渔船后甲板的芦席篷里，船上像是无人。李鑫瞄个正着，鱼竿一甩，就把沉甸伺的挎包顺了过来。找个没人地方打开一看，竟是一支短枪和用一方蓝布包着的子弹。他知道枪支与其他赃物不同，不能在身边久留，就找上了头脑活绪信息灵通的同道好友小丁。
小丁这两天正盘算着为老周打听“牛哥”的下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遂对李鑫说，咱无锡地面上有个专做枪支买卖的朋友，人都唤他“牛哥”，你如果找到他，准保能出手。不过呢，找到“牛哥”之后，暂且不急着给他看货，免得人家把价钱压得太低。我先去帮你打听一下市价，等我回音再跟人家谈生意。
李鑫跟小丁虽是同道兼朋友，但并不一起活动，路数不同，小丁费尽周折也没打听到的“牛哥”，居然让他轻面易举就找到了。李鑫比较听小丁的话，依嘱先不去跟“牛哥”接触，面是跑来告诉小丁。小丁给警方做耳目，一直没能取得什么傲人的业绩，这回他学乖了，并不急着向老周报告，而是提醒李鑫，须核准对方的身份。稍后，李鑫告诉小丁，那人肯定就是你说的那个“牛哥”，听说他不但买卖手枪，卡宾枪机关枪生意都做，还有手榴弹，简直是个军火贩子啊！
小丁说，那你跟他约见，我在附近盯着，不管生意是否谈成，你跟他分手后我都跟上去，看他住在哪里。万一他拿了货不付钱放你鸽子，咱们就约几个弟兄登门拜访。如今解放了，他害怕的就是张扬，一张扬就会惊动公安。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哪怕一起折进局子，他受到的处罚也比咱重。没准儿公安把他解放前的事儿查出来，枪毙也难说！
李鑫依计行事，这一跟，小丁就掌握了“牛哥”的住址。
当晚十时半，“牛哥”落网，跟他一起落网的还有暂时躲藏在他家里的逃犯曹老二。
七、杀人灭口
“牛哥”并不姓牛，而是姓钮，名建文，三十八岁，曾是无锡内河轮船公司的职工，小火轮上的轮机匠。这份职业他干了十九年，中间还曾跳槽到一家私营轮船公司，在横穿太湖南北的小火轮上干过五年。其间，钮建文勾结“太湖兄弟”，帮他们夹带军火、赃物，有时也帮助“军统”、“忠义救国军”以及受国民党操纵的土匪武装运送物资、伤员，自然都是有偿服务，他自己是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同样，也曾给新四军、太湖游击队、中共地下党办过事儿。
时间稍长，钮建文做出了门道，夹带军火的同时，还做起了军火中介，甚至自己出钱垫付货款，把武器弹药从甲地偷带到乙地加价出售。无锡解放后，内河轮船公司被军方接管，钮建文因各种不良记录，被列入“不予留用”的名单，从此失业。他跟刑警解释，我没了饭碗，但总要活下去的，只好继续做做这种中介买卖。
刑警此刻对钮建文的其他情况一概不感兴趣，盯着要问的就是“一枪二命”案件。哪知，一听刑警的话头，这家伙叫起了撞天冤，说他跟该案“绝对不搭界”！刑警问他最近去过外地吗？答称没有。
刑警再问：“好好想想，有没有去过常州？”钮建文还是摇头。
“5月15、16、17、18日四天，你在干什么？有谁可以作证？”
钮建文一边想一边回答，说那四天自己在干啥干啥，地点何处，有谁作证。他知道警方肯定要去调查的，遂把证人的姓名、住址一一作了交代。
审到这当儿，专案组刑警都有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只得先把人犯晾在一边，布置向证人调查以及搜查钮宅。
这些活儿一口气干到傍晚，尽管在钮宅搜出了两支驳壳枪、若干子弹和十几颗手榴弹，但大伙儿根本乐不起来。十来个证人都证实钮建文那四天确实待在无锡，并未外出。至于“牛哥”之称，最早其实是“钮哥”，传来传去，可能有人听岔了，就成了“牛哥”。
钮建文提供的那些证人里，有一半以上是经常行走于法律边缘的“问题人士”，他们中有两人告诉刑警，苏南江湖上确实有一个被称为“牛哥”的人，操无锡口音，不过，这人似乎不大露面，他们也只是听说，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钮建文虽然到案了，还逮着了惯匪逃犯曹老二，专案组也算是有功劳的，但跟“一枪二命”案件却无关系，大伙儿都有点儿闷闷不乐。
5月29日上午，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这次，不但城南分局局长顾亭到会，连市局正副局长刘中、杨堤也来了。会议开始不久，喜欢稍有空闲就“微服私访”的苏南行署公安局长黄赤波正好来“闸差”（江南方言，意即以突然方式检查工作），听说专案组正在研究案情，便坐下不走了。
大家讨论下来，认为若要取得突破，还是要在“牛哥”身上打开缺口。此人既然被称为“牛哥”，到底和“牛”字有什么关系呢？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姓氏或者名字（包括小名）中有“牛”字，还是在江湖上名气大、办事能力强，因而被称为“牛哥”？抑或就是一个临时用一下的化名？
大伙儿七嘴八舌议了一阵，却不得要领。黄赤波听着，一直没有说话，片刻，捅了下旁边坐着的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堤。杨堤1924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十四岁参加新四军，十五岁入党，从1938年至1950年，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军法处科员，淮安县委、建阳县委社会部长兼保安科长，盐城县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华中公安处、华南行政公署公安局科长，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稍后任局长），是一位年轻的“老公安”，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一线办案经验丰富。故黄赤波局长示意他发表见解。
杨堤的见解很简单：可以在牛贩子里查查线索。
他这么一说，众人都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旧时，耕牛系农家除土地房屋以外最重要的财产，也是强盗土匪实施犯罪时的一个重要作案目标。各地江湖都有专门抢劫耕牛的“专业户”，他们结伙作案，或登门抢劫耕牛，或拦路袭击牛贩子。当时的牛贩子井非阿猫阿狗，只要有资金作本钱就能干的，除了资金，还得像私盐贩子那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私盐贩子对抗的是官府，耕牛贩子对付的则是匪盗。除了必须具有强壮的体魄，通常还会些武术，自然也持有武器。各种武器中，最有效最可靠的那就是枪支，而且最好是军用枪支。所以，太湖地区的牛贩子，往往同时兼做枪支弹药买卖的中介人，或者直接参与贩枪。精明能干的牛贩子，会在买入若干耕牛的同时，联系好枪支弹药的下家，把枪支弹药随耕牛一并运往目的地。这些枪支弹药，也是他们用来对抗可能遇到的抢牛匪盗的武器。
杨堤副局长的见解获得了众刑警的一致赞同，专案组长赵资清立刻布置盯着这一条进行调查。这一查，果然查到了线索——
城西区棚下街有一个名叫钟伯生的市民，生于1913年，属牛，从事过多种行当，其中一行就是牛贩子，抗战前期做过三年，其间贩卖过枪支弹药。后来改行做肉食批发，生意做得不错，不料得罪了帮会大佬，被迫放弃店铺逃往上海。抗战胜利那年，钟伯生返回无锡，在朋友的帮助下，做起了西药和小百货中介兼零售生意，是否同时还兼做枪支买卖，尚不清楚。
5月31日上午，专案组刑警全体出动，直奔棚下街钟伯生的住所。可是，钟伯生不在家。
刑警在其家中并未搜出任何违禁品，但注意到客堂的桌子上放着几个常州特产大麻饼和芝麻糖的包装盒。经向钟伯生的妻子、儿女了解，得知这是前些日子钟伯生去常州办事时带回的。
刑警对于“常州”自然颇感兴趣，要求对方回想具体是哪天。钟妻和两个子女回忆下来，说是5月15日，这与之前刑警在常州外调时所获的情况相符。钟妻还说，丈夫是那天上午出的门，下午三点多回家的，带回了大麻饼和芝麻糖，还给她买了一条真丝围巾。刑警问她钟伯生去常州办啥事儿，答称老钟没说过，她也没有问。平时钟伯生外出办事，不管去外地还是就在无锡本地，事先事后都是从来不说的，她也从来不打听。这已成为夫妻俩相处的默契。就像今天，上午吃过早饭后，她去菜场买菜，出门时老钟还坐在客堂里的藤椅上看报纸，等到她回来时，大门已经锁上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天是否回家。
专案组刑警离开钟宅后，赵资清随即让冯安国安排便衣对钟宅进行秘密监视，目标一旦返回，立刻实施抓捕。
但一直到下午五点，钟伯生也没回家。专案组刑警不禁纳闷儿，钟伯生早饭后出门这一溜达，时间怎么这么长啊？大伙儿正嘀咕时，管段派出所来了一位民警，对专案组长赵资清说，所长请您去一下。赵资清马上意识到十有八九出事儿了。
果然，到得迎龙桥派出所，尹所长已经一脸焦急地等着了：“老赵，出事了！你们蹲守的那个目标死了！
半小时前，派出所辖区学前西街上的“太平旅社”郑老板心急火燎地来到派出所报告：旅社客房里死了一个人，是他的表弟钟伯生！
郑老板跟钟伯生是姨表兄弟，两人相差三岁，自幼关系就不错，十年前他盘下这家旅馆时手头拮据，钟伯生还资助他一百大洋。后来他连本带利还款时，钟伯生坚决不收。有了这层关系，两人亲情友情的厚度想不增加都难。抗战胜利那年，钟伯生从上海回到无锡，为了生计，时不时从事一些灰色交易。郑老板就对表弟说，你以后跟江湖上的朋友谈买卖，如果在其他地方不方便，可以到“太平旅社”来，不必登记，也不收费，有空着的客房进去就是，准保太平无事。
这为钟伯生的地下买卖提供了很大方便。解放后，钟伯生此类买卖谈得少了，但有时也会过来。郑老板很江湖，照样按老规矩办。
却说今天中午，钟伯生忽然去了“太平旅社”，随其过去的还有一个精瘦老者，花白头发，颏下一部长髯，看年纪估计在五十又几。钟伯生没把那人给表兄介绍，朝迎门水牌瞥了一眼，说后院3号房空着，咱就去那里坐坐吧。
郑老板像以往一样，亲自充任茶房，往后院送好茶好烟，吩咐伙计杂役一律不准前往打扰。钟伯生又掏出十万元的钞票递给表兄，说我们还没吃午饭，劳请备一点儿酒菜。郑老板自无二话，立刻照办，叫茶房小康去外面买了几味卤菜、一瓶好酒，又叫旅社厨师炒了两盘时鲜，也是自己亲自端送后院。
然后，按照老规矩，郑老板自己也不进后院了，免得打扰了表弟谈买卖，况且还要防止被他们疑为有意偷听谈话，回头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不好解释。
大约一小时后，那个老者离开了，经过前台时，向郑老板拱手示谢，说多谢阁下，咱们的事儿谈完了，酒也喝得尽兴。老朽有事先走一步，钟先生说他昨晚没睡好，喝了酒正好睡一觉，请伙计不要打扰，等他醒了再去收拾房间。郑老板自是诺诺连声。转眼间，老者已经飘然出门。
钟伯生平时偶尔也会到“太平旅社”小憩，通常睡个把钟头，最长也不会超过两小时。这天却是意外，那老者离店时，郑老板记得墙上的那口挂钟正好敲了一下，是下午一点半。这会儿已经四点半了，钟伯生竟然还没起来。郑老板涉足旅馆业多年，经历得多，当下隐隐觉得不对头，也没叫茶房杂役，就自个儿貌似悠闲地背着手溜达到后院。
后院不大，只有四间客房。这当儿正是农忙
季节，也是旅馆业的淡季，后院已经一连数日没有生意了。三间客房上着锁，只有暂用的那间虚掩着房门。郑老板推门进去，只见表弟仰面朝天躺在右侧那张床上。本来，郑老板也不想打扰，表弟多睡一会儿又有什么呢？可是，四下一打量，不由吃了一惊——中午表弟和客人小酌过，按说桌上应该是残羹剩菜杯盘狼藉，但眼下他见到的却是一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空桌子，连四张骨牌凳也像杂役打扫过客房那样整整齐齐放到桌子下面去了。扭头再看，不单是杯盘碗筷，其他物件诸如热水瓶、茶壶茶杯、烟灰缸，甚至抹布扫帚拖把也都不翼而飞！郑老板饶是见多识广，这当儿也慌乱起来，当即急趋床前，定睛一看，钟伯生一动不动，满脸青灰，显见得已经一命鸣呼魂归黄泉了！
郑老板报案后，专案组刑警及市局刑技人员先后赶到，现场查以及法医对钟伯生尸体解剖检验结果如下——
钟伯生身体表面并无明显伤痕，致死原因是后脑勺遭受钝器猛烈击打。法医分析，所谓的“钝器”，应该是拳头。显然是那个无名老者出其不意对钟伯生下手，一拳毙命，由此判断，凶手不但会武术，而且是武术高手。
凶手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他在作案之后，即移尸床上伪装熟睡状态，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消除了现场的所有痕迹，把杯盘碗筷、热水瓶、茶壶茶杯等全部扔进后院一角的水井，然后把用来消除现场痕迹的抹布扫帚拖把等也投入井里。因此，刑技人员在现场只发现了事后进入客房的郑老板和赵资清的足迹，没有发现其他（包括死者本人）的任何痕迹。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刑事鉴定水平，这种处理方式就足以让警方束手无策了。
凶手作案后，不但从容处理了现场，还非常镇定地从大门离开，跟老板打招呼，佯称钟伯生在睡午觉，以拖延尸体被发现的时间。由此可见，此人不但是武术高手，同时也是犯罪老手。
这个家伏，自然就是来自太湖西山镇的柏明厉了。
八、凶徒伏法
柏明厉怎么到无锡来了呢？这自然跟白少爷的失手有关。
白少爷下手之后，待在现场静候雨停，这才拎着那口褐色小皮箱离开客栈，直奔无锡火车站，上了一列从北方开往上海的列车。当时的火车速度较慢，抵达上海北站再乘坐黄包车回到家里，已是下半夜两点。他生怕惊动家人，没敢撬锁开箱检点“战利品”。直到次日上午，家里只有他一人时，白漫涛方才打开皮箱。只一看，气得差点儿喷血！
柏先生曾关照过他，得手后不必赶往西山告知，也不要以信函电报等方式传递信息。如此小心谨慎，为的是防止引起镇上人的注意。这当儿正赶上军方进剿太湖湖匪，西山镇上的军警以及居民中的积极分子对外来人员比较留意，不能让人家发现丝毫疑点。
白少爷面对着自己遭遇的这一幕滑铁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真是世事难料，柏先生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虑事之周详，手段之老到，连姚师父都自叹弗如，没想到这回竟也出了差错，什么都虑到了，就是没想到对方竟玩了这一手。现在应该怎么办？如果按照柏先生事先交代的不联系，柏先生就会以为他已经得手。万一哪天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说已经选定了下手目标，咱们开始行动吧，到那时我该怎么说？
如此，白漫涛一连两天举棋不定，最后终于决定还是赶到西山镇去，当面向柏先生说明情况。当然，柏先生所虑也没错，西山镇虽然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在这个阶段却是敏感焦点，外人还真是容易受到注意。所以，他去那里，得有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正好上一天他经营墓地坟园中介生意的执照批下来了，遂以寻找商机为由前往。
苏州被称为“上海滩后花园”，相距很近。白漫涛说走就走，从沪上北火车站买票上车，一个多小时就赶到苏州了。从苏州火车站赶到太湖西洞庭山，倒是花了不少时间。待赶到西山镇，已是晚餐时分。他先去找了家旅馆，用在“宏茂机修厂”当庶务时留下的出差介绍信登记住宿，然后上街去一家小饭馆吃了晚饭。饭后，他在街上溜达，经过柏明厉的住宅门口，大门虽然敞开着，柏先生却没露脸，也没见病家进出（其时柏为防止再发生被老相识撞见的意外，业已停诊）白漫涛自然也不好贸然而入。他寻思着，大不了在镇上住几天，总有机会遇见柏先生的吧。
这一待，就是三天。白漫涛每天清早去茶馆，跟人打听是否有人要出让土地（当时尚未土改，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陵基坟地也要。以前他干过这一行，熟门熟路，谈起地皮生意来头头是道，在其他茶客眼里，这上海小伙儿比以前镇上专司此职、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陆先生还专业。逢到有人提供合适地段的信息，白漫涛就请他们喝茶吃点心，许诺若是成交，会给他们回扣。他指望这么一来，镇上来了个上海人要买地的消息会传开。西山镇就这么大，早晚会传到柏先生耳朵里去的。
既然装，就要装得像，他甚至还真的跟着人家下乡去实地查看，掏出笔记本画了草图，以步丈量，匡算面积。这当儿，别说寻常百姓了，就是专案组侦查员遇到他，心中也不会存疑。
可是，白漫涛的这些努力全都白费了。柏明厉待在自己家里，就是不出门。他正忙着制订行动方案，先抢劫何处何家富户，第二目标是谁，第三目标是哪位……如果中间发生意外，又该如何脱身；还有住宿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介绍信如何获取；作案目的达到之后，该选择沿海的什么地方作为出发地，诸如此类。可以想象，这段时间柏明厉的脑细胞消耗量，根本无暇顾及镇上的各种小道消息。
等到第三天傍晚，白漫涛几乎失去耐心。他在离柏宅不远的一家小酒馆前驻步考虑，是不是干脆直接闯进柏家算了。就在这时候，忽见柏先生手提一个用竹蔑编织的提篮缓步而来。白漫涛一看便知，他是来这家小酒馆买卤菜回去作为下酒菜的。与此同时，柏明厉眼光一扫，也瞟见了白少爷，但目光并未在白漫涛身上停留。白漫涛也不吱声，直接步入店堂，选了副靠窗的双人座头，随意点了两个冷菜、二两散装白酒。接着，柏明厉也迈着秀才式的方步进来了，在卤菜橱窗前看了看，然后选了背靠白漫涛的一副座头坐下。半小时后，白漫涛招呼跑堂结账，起身出门。又过了一刻钟，柏明厉也招呼跑堂结账，把要带回去的几样卤菜一并算入。
在旁人眼里，这二位绝对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了信息的传递——白漫涛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纸条，刚才柏先生经过他身边时，就把纸条递过去了。
这天晚上对于柏明厉来说，乃是一个愁肠百结的不眠之夜。不过，到天明时，他已经厘清了思绪：武器肯定是少不了的，这回我得亲自出马了，先去一趟无锡，跟钟伯生见个面，让他设法打听谁有武器弹药出售。至于如何下手，那就不劳他操心了，相信老子总归有法子把货弄到手！
于是，柏明厉用当初在“七十六号”为日本人收集情报时使用的暗语给钟伯生写了一封信，约其5月31日中午十一时在无锡城西迎龙桥见面。
这天清早，柏明厉即离开西山前往苏州火车站，搭乘火车赶到无锡已是中午十时许。出了火车站，他叫了一辆三轮车去往城西迎龙桥方向，吩咐车夫从钟伯生家所在的棚下路走。出于谨慎，他想先查看一下钟宅的情况，必要时就在这里下车，跟钟家的街坊邻里搭讪，探听钟伯生是否平安无事。但他终究还是没有下车——三轮车经过钟宅时，他正好看见专案组刑警进入钟家。尽管穿的都是便衣，但一看气质就知道他们是何许角色了。
要说柏明厉还真够镇定沉着，他照样去了迎龙桥，不过没上桥，而是进了桥畔的一家茶楼，在二楼临河窗前占了一副座头，放下窗框上的遮阳竹帘，透过帘子缝隙观察桥上的情况。十一点差两分，桥头出现了钟伯生的身影，柏明厉遂断定钟伯生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换了其他人，也许就一走了之了。但柏明厉知道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钟伯生大概率逃不过警方的布控，他一被捕，必然会供出自己。如此，自己就回不了西山镇，而且也无法实现跟白漫涛商量好的外逃计划。所以，柏明厉决定将钟伯生灭口！
于是，柏明厉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出了茶楼和钟柏生见面。钟柏生提议去附近的“华阳饭店”边吃午饭边聊，柏明厉已经打定主意要下手灭口了，寻思“华阳饭店”肯定不是合适的下手之地，便说饭馆里人多眼杂，不方便，最好找一处僻静地方。钟柏生便说了其表哥开的“太平旅社”，就在学前西街，离这里不远。
往下的事儿，前面已有交代。柏明厉的武功不一定及得上姚师兄，但若要一拳干掉钟伯生，还是轻而易举的。钟伯生就这样着了老上司的道儿，才喝了一杯酒，就稀里糊涂丢掉了性命。
柏明厉将钟灭口后，当然顾不上解决枪支来路问题了，疾奔火车站去了苏州，当天就回到了西山镇。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早上起来，见镇上一切正常，柏明厉总算松了口气。没了钟伯生，枪支还是要继续搞，目前倒是可以先消停几天，等无锡那边的风头过去，再与白漫涛取得联系，商量如何下手。
紧绷的弦暂时松下来，伴随而至的就是疲乏。柏明厉让妻子炒了几个菜，开了一瓶好酒，吃喝过后躺下酣然沉睡。躺下时，是6月1日上午十时许，柏明厉这一觉睡得很沉，如果不是被刑警的枪口顶住脑门，那还真不知要睡到何时哩。
专案组刑警怎么这么快就掌握了杀人凶手的下落呢？昨天晚上法医、刑技人员忙完后，专案组刑警接着开会研究案情。其时他们根本还不知道什么“七十六号”特务柏明厉，只是考虑钟伯生之死是否跟制造“一枪二命”案件的那个“白面书生”游云涛有关，决定对钟伯生生前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
6月1日一早，专案组刑警全体出动，前往钟家所在地挨家挨户走访。这回专案组算是撞到好运了，刑警孔同钧在走访钟家的近邻李大爷时，老人无意间说到了一个情况——
大约是3月中旬的一天，那天下着小雨，他坐在门口凉棚下喝茶看《说岳全传》，见钟伯生坐着三轮车从外面回来，一手打伞，一手提着一个一看便知是装河鲜水产品的湿蒲包。本来这事也就过去了，赶巧那个三轮车夫老罗是李大爷以前住在城东周山浜时的老邻居，两人多日不见，李大爷自然要招呼老罗喝杯茶稍歇。老罗告诉李大爷，刚刚是从火车站接上的客，您这位高邻，我一看他提着的蒲包上特有的竹篾扎索，就知道是从苏州西洞庭山回来的，跟他随口扯了扯，他带回的果然是西山特产。
要说线索的获得，就这么简单。专案组正副组长将此情况一分析，想起之前也是这个钟伯生从常州回来时带了当地特产大麻饼和芝麻糖，3月间那天从苏州西山回来，莫不是也跟倒卖军火有关？“太平旅社”郑老板东伙反映，那个五十多岁留一部长髯的杀人凶手说一口苏州话，会不会就住在西山？这么想着，冯安国就提议是否有必要跟西山镇派出所发个电报了解一下，该镇有没有长相特征如此这般还留着一部长髯的老者。赵资清想了想说，与其这么费周折，倒不如直接去西山走一趟，老冯，你带几个同志出这趟差。
专案组四名刑警冯安国、诸伯纯、孔同钧、周长寿立刻出发。到得镇上，先去派出所，一说那么一副长相的老者，所方说倒是有个人可能符合条件，名叫柏明厉，不过不是老者，也就四十多岁，长相显老，加上头发花白，又留着一部长髯，乍一看就以为是个老头儿了。要不，把他传唤来所，您几位跟他聊聊？冯安国经验老到，说照昨天无锡发生的那起凶杀案的情况来看，这个凶手是练家子，功夫还不错，反侦查意识也强，咱们还是直接登门吧，兔得惊到了他，被他钻空子开溜了。
这么一说，派出所方面也不敢大意，所长率数名民警，全副武装协助无锡同行执行抓捕。
就这样，柏明厉在睡梦中被手枪顶了门。睁眼一看，自己躺着的这张床周围站满了警察。这种情势下，他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是徒唤奈何了。
柏明厉被押解镇派出所后，刑警就地讯问。这主儿不含糊，零口供！
刑警随即在派出所协助下就地进行调查。刑警分析，钟伯生3月份既然来过西山镇，他就得住宿，柏明厉没向派出所申报过临时户口，那就有可能是住镇上旅馆了。于是，连夜调阅镇上三家旅馆的住宿登记。
其实，钟伯生那次来西山并没有住旅馆，而是住在了柏明厉家里，只是没有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而已。警方在旅馆的调查本该一无所获，却意外发现了白漫涛的线索。就在几天前，白漫涛还来过一趟西山，使用原供职的上海“宏茂机修厂”的出差介绍信登记住宿。他那个白姓在江南比较罕见，在旅馆的登记本上显得特别突出，刑警就对这个人留心了。加之白漫涛之前为引起柏明厉的注意，故意在茶馆等公共场所露面，给人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刑警向见过他的人打听其外貌特征，跟“一枪二命”案件中的凶手相符。
6月2日晨，白漫涛在上海寓所被捕。押解无锡后，交代了一应罪行。至此，柏明厉的零口供也就零不下去了。
1950年9月23日，无锡市军管会判处柏明厉、白漫涛死刑，立即执行。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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