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位于珞珈山上。在一定程度上，珞珈山成了武汉大学的“代言人”。人们只要提及珞珈山，立即下意识地想到武汉大学这所传承百年、闻名遐迩的名校。
百年来，武汉大学群贤毕至，人才辈出，其中有一个说法，叫“珞珈三女杰”，指的是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这3位女性作家。
袁昌英是湖南省醴陵人，生于1894年，曾经先后留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获得过文学硕士学位。从1929年开始，袁昌英执教于武汉大学外文系，主讲希腊悲剧、希腊及罗马神话、戏剧入门、法文、现代欧美戏剧、法国戏剧、中英翻译等课程，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后半生。
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是一名经济学家，于1930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并担任了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等职。当时，武汉大学有一个规矩，夫妻两人不能同时在学校教课。只有袁昌英、杨端六夫妻例外。不仅如此，袁昌英和杨端六的儿子杨弘远、女儿杨静远都毕业于武汉大学，后又都在武汉大学任教。
他们一家，与武汉大学留下了如此深厚而又独特的渊源。
苏雪林祖籍是安徽省太平县，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又留学法国，在中法学院攻读西方文学和绘画艺术。回国后，苏雪林先后在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任教。1931年，苏雪林应邀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苏雪林执教生涯达18年，直至1949年赴台。
苏雪林是一位笔耕不辍而高产的作家，不过，人们对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对鲁迅的态度。在鲁迅生前，苏雪林是鲁迅的“忠实粉丝”，多次发表文章，对鲁迅予以极高的评价。在鲁迅面前，苏雪林总是谦称为“学生”。可是，当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后，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十年如一日地攻击、辱骂鲁迅，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
凌叔华是北京人，生于1900年，在“珞珈三女杰”中年龄最小。凌叔华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一同考中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凌福彭又是一名画家，与齐白石、姚茫父、王云、萧厘泉等知名书画家结交甚密。凌叔华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接受了文化艺术的熏陶，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才女，在《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了《酒后》等小说作品。
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与冰心同学一年。1926年，凌叔华嫁给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源。1929年，当陈源赴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时，凌叔华也来到了珞珈山。前面说过，武汉大学有“夫妻两人不能同时在学校教课”的规矩，陈源怕别人说闲话，便没有让凌叔华在武汉大学教书。
其实，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来到武汉大学之前，就已经相识于北京。因为她们都是《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的作者。到了武汉大学后，她们更是有了机会经常聚会
当时，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是法学院院长，凌叔华的丈夫陈源是文学院院长，属于中层干部，她们与丈夫一起居住在校舍一区。苏雪林比较年轻，是中文系的讲师，居住在校舍三区。
陈源和凌叔华夫妻，出身非富即贵，而袁昌英和杨端六夫妻都是平民家庭，苏雪林因而与袁昌英走得比较近，经常去她家做客“蹭饭”。袁昌英不但学术水平高，还烧得一手好菜，让苏雪林赞不绝口。
不过，到了天气晴好的闲暇日子，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3人时常联袂外出，在珞珈山、洪山、蛇山等地登高望远，在碧波荡漾的东湖行舟荡荷，寻访名胜古迹。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加之山多湖多，景色宜人，让她们3 人流连忘返，不知归路。
于是，人们便将她们3人称为“珞珈三女杰”“珞珈山上的三个文学朋友”。
1990年，时逢苏雪林90大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女作家赵清阁撰文《隔海雪林贺寿星》说：“没有她（苏雪林）和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袁昌英等先驱们的奋斗，便不会有后来妇女们的觉醒，也不可能争到妇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艺为武器而获胜，取得文坛一席之地，因此她们的贡献是可贵的，卓有成效的。”
这样的评价，对于“珞珈三女杰”来说，是相当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