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跟外交部的房产官司，打了两年。
史家胡同51号的产权在外交部，2008年母亲去世后，他们就想收回房子，要求我搬出。我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房子30年的维修费用。2009年，外交部将我告上法庭。我提出索赔，但没有任何证据。
我当时只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也是政府的，这官司我肯定会输。没想到还拖了两年。最后，由法院指定评估公司判定总维修费用80万，由外交部支付。我跟外交部的官司这才了结。
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我从小就走出去，不属于这个院子。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不属于史家胡同51号，它也不属于我。所以，当官司了结后，我在微博上写下这句话：终于把史家胡同51号还给外交部了，彻底逃出中国的特权阶层。值得庆祝一下。
51号院曾经是我家享受过的特权，特权的存在和我的价值观念是冲突的，对我来讲，曾经沾光并不值得骄傲。我没有对这种特权恋恋不舍。对我而言，51号院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回忆。
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史家胡同。从这个胡同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宫；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长安街。
鼎盛时期，这里曾有80多个四合院，居住过很多高官和名流，如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等。
当年胡同两边成片的四合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胡同西口，马路南边的院子已经拆了正在盖大楼，很远就能听到叮叮咣咣的施工声，一栋蒙着绿色防尘网的大厦已经盖了十几层，往上还不知道要盖多高。
马路北边，从西往东数，59号是曾经的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53号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外宅，现在是一家宾馆；外墙很高的55号，住的是荣毅仁的儿子、登过首富宝座的荣智健；有着大红门的51号，就是我的家。
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这里。
小的时候，过年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那时候物资缺乏，我们都拿着有配额的小本本，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去买几斤花生，几斤瓜子。因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们都很小心，那时候买东西都自己带网兜，里面衬一个塑料口袋，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把装满花生瓜子的网兜抱在怀里，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指章士钊）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套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老爷子印象特别深，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比如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
我6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讲到他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他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后过世的。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后来成了乔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部长被撤职，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四人帮爪牙”的后代。
我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16岁的美国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
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我还是买到了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真的开始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她们家去过了这个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
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自己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
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所以面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
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
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朋友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3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去过春节，我当时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劝下。那年的春节，51号院里只有妈妈了。
妈妈去世的那个春节，还没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来了。
那次来了三个人，一个姓沈的处长，一个“谁说什么都在那狂记”的戴眼镜的小伙子，还有一个“长得像打手”。他们很专业，公事公办，也不喝水，10分钟就把事情讲完了。我当时就表了态：你们拿房产证出来，赔偿维修费，我就搬。
接下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说：洪晃女士，经过几次沟通，我们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们要收这个房子，至于你所提到的补偿，将在你搬出去之后予以考虑。
我也回了一封信，说同意搬出去，但补偿的问题必须在搬出去之前先谈好。后来他们又发了一个函，还是一样的内容，我就没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时候，他们说已经雇律师了。
接下来，我就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再接下来就是预审，双方在法院见面。时间已经到了2009年冬天，登记护照身份证时，法官说，原来你拿的是美国护照。然后就问，补偿的话，你有没有任何房子花销的记录？我说没有。于是又给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举证。
后来实在没有证据，我和律师商量，直接找评估公司评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却迟迟没有指定评估公司。又过了3个月我才知道，原来是外交部还要追加被告人。
预审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没有户口，起诉我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我丈夫杨小平的户口在51号，追加上；妈妈当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城乡发展研究协会当主任，为了办公方便，协会的注册地址也在这里，也追加上。
直到2010年9月，追加被告的程序终于走完，法院通过公证摇号，定下了评估公司，评估才算正式开始。
官司这样又拖了大半年，最后，评估公司评定总维修费用80万，由外交部支付。我接受了这个结果。至此，经法院调解，我与外交部的“史家胡同51号”之争终有定论。
打这个官司不是因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谈定搬迁条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太轻易就放弃了这么好的一个四合院，其中一个懂房地产的跟我数着两个手指头说：
“估价得两个亿啊，你想好了。”
其实，我总是在想，搬出来完了，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个送苹果的阿姨，不想为了得到一个四合院，让我的灵魂变成一个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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