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忍耐
1、绿豆粥、八宝粥
2012年回国住进了父母在县城的新房子。新房子位置十分方便，走到县医院只要2分钟，走到菜市场只要3分钟。
位置方便了，噪音就难免要大一些。我早晨五点钟就被各种车辆的声音吵醒，只好起来关紧了所有窗子，继续睡觉。迷迷糊糊正要睡着时，竟听到持续不断的广播声：绿豆粥，八宝粥，绿豆粥，八宝粥，绿豆粥，八宝粥 …… 这隔着窗玻璃传进来的反复不停、清清楚楚的声音，让我越来越清醒。起来一看，还不到6点半。
8点左右吃完早饭，穿过一排楼房，我来到大街上。大街上已人来人往，店面也都开了张。“绿豆粥、八宝粥”从马路斜对面不远处的县医院门口传来。那电喇叭（粤语好像叫“大声公”）就挂在一个小贩的三轮车的车把上，正不停地自动播放。即使在来来往往的车声中，也十分尖锐、响亮。
我发现，“绿豆粥、八宝粥”每天从早晨6:00响到9:00，再从10:30响到12:30。
6、7天后，我觉得耳朵有些轻微感染，就决定到县医院去看看。越接近县医院，这电喇叭声就越加刺耳儿，待走到县医院门口时已吵得我心跳急速加快、大脑也快丧失了意识。我用最快的速度走进医院大楼内。站在大楼里，鼎沸的人声掩盖住了八宝粥的叫卖声，我得以慢慢稳定心神。
不久，我又冒着高分贝噪音的轰炸匆匆逃离了医院。跑到马路对面后，我强忍着噪音好奇地回头观察。卖八宝粥的是医院铁栅栏门西侧的第二个小贩。第一个小贩是个卖水果的妇女，带着一个女儿。第三个是个卖各种点心的中年男子。我吃惊地看到这位妇女和这位中年男都低头照看着各自的生意，仿佛这噪音根本不存在一样。
大门口再向西有更多的摊贩，大门东侧也是一排摊贩。大门口内有两个穿白制服的门卫。这些人都被这高分贝的喇叭笼罩着，却都象没有听见一样。
我带着疑惑匆匆逃离。回到家问我妈。
我：医院门口卖八宝粥的那么吵，怎么也没人管？
妈：可能是有头有脸人的亲戚吧，不然怎么敢那样。
我：怎么可能呢？即使是，一个卖八宝粥的，谁会帮他？
静下心来，我觉得这个绿豆粥、八宝粥的声音似曾相识。我忽然意识到十八、九年前在旧县医院门口多次经过时就听到过这个声音。想不到县医院搬到了新地方，他也跟着过来了！这电喇叭可真耐用啊，这人也真能活呀。看来这高噪音并不折寿或影响健康呀。
我于是拨通了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在一个派出所当所长。
我：能不能把你的警服借我穿一穿？
他：你又要干嘛？
我：嗯……县医院门口卖八宝粥的放高音喇叭，吵得我早晨睡不着。我要去教训他一下，把他的喇叭没收了。
他：这怎么也碍着你了？这事儿不归警察管，给你衣服也没用。
我：他一个小贩，哪知道这么多。一吓唬就行了。
他：不行！
我：那这事儿归谁管？
他：你找市容管理处吧。
按照他给的号码，我拨通了电话。
我：县医院门口卖绿豆粥、八宝粥的整天都在放高音喇叭，你们怎么也不管？
对方：我们不知道啊？没有人反映啊!
我：你们管市容的怎么会没有去过县医院？怎么会不知道？
对方：我们以前确实不知道。我现在记下了，马上让他们去办！
我：什么时候办？
对方：我们的人一到，我就让他们去办。
第二天早晨，我又让绿豆粥、八宝粥吵醒了。我想再等一天。
第三天早晨，我又被吵醒了。我愤怒地拨通了电话。
我：前天让你们去管县医院门口那个放高音喇叭的小贩，你们怎么还没去？
对方：我们的人还没有上班。他们一来，我就让他们去。
我：怎么两天了都没有去管？
对方：他们今天一来上班就去。
我：几点上班？
对方：8点。他们8点一来，就去。
我啪地把手机扔到床上，气愤不已。
还别说，从第二天早晨起这声音就消失了。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舒畅了。但我有太多的不明白！
要是旁边的小贩们稍微抗议一下，这噪音还会这么大吗？
要是门卫们制止一下，这噪音还会有吗？
要是任何一个进出医院的心脏病人的家属上去抗议一下，这声音能不减弱吗？
要是医院里每天都进出几次的院长、副院长、各科室正副主任、各位医生中有任何一位出面制止一下，这噪音会响20年吗？
要是县里的各位县长、书记、局长、主任或者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里的任何一位公务员在进出县医院或从旁边路过时上去呵斥一声，这声音能响20年？
中国人真能忍耐啊！中国的官员们也真能忍耐啊！竟连一个小贩都忍耐如斯！
相比之下，我也太不能忍耐了。怪不得当年考上大学后，我妈长出了一口气，说：去上大学好啊！你要留在家里该天天和人吵架了。
2、爆豆声
2018年夏天回国，父母又换了房子，在一个较高档的新小区。房子还是一楼，但这次有个小院子，种了些蔬菜。
结果，每天早晨6点左右我又被不规则的啪、啪、啪声吵醒，像炒玉米时发出的爆豆声，又像是用射钉枪钉钉子的声音，即使关上双层玻璃的窗子也能清清楚楚地听见。我以为是不远处的新建住宅楼在施工，就默默地忍受了几天，返回了美国。
2019年夏天回国，在早晨又被这个不规则的啪啪声吵醒。一年过去，旁边的住宅楼都已完工，这能是什么声音呢？它每天早晨准时从5：00响到7：00，其间6点时会停歇15分钟左右。
我越来越无法忍耐，决定一探究竟。我发现声音是从小区西侧的大公园传来的，我父母在小区的东侧。小区和公园之间有一道围墙，过不去。我便返回东门，走到北边的大路上，向西走，到达公园的北入口。
才6点钟，公园里已有不少人在走路或锻炼，虽然谈不上熙熙攘攘，但也络绎不绝。我循着更加清脆的啪啪声看去，发现竟是两个壮汉在打皮鞭！
那两个壮汉都六十岁的光景，赤裸着上身，一个腰间用白布捆住，一个用黑布捆住，分别舞动着约一丈半长的鞭子。每当鞭梢急速地回旋变向时，就啪啪地响，像炸裂一般。这玩意儿我小时候玩儿过，只是我们的鞭子小，声音没有这么大。赶马车、放羊的也都爱时不时地打几个响鞭解闷儿。什么时候变成体育运动了？那么多的运动不做，为什么非要这么一个扰民的？
沿着公园绕湖的环路从他附近走过时，这声音就更像是在耳边声声爆响的爆竹，极大地刺激着神经。每次啪地一响，我的脑子就因为惊吓而紧紧地收缩一下。我用力皱着眉头匆匆走过。没多久竟与一位当了交通局长的高中同学迎面相遇。寒暄过后，我们继续各自沿着原来的方向走。他向着皮鞭的方向走，我则反向。
我忍不住回头去看，只见他匀速地走着，并没有因为从皮鞭旁经过而加快。我对他的定力十分吃惊，便观察起从皮鞭旁经过的每个人。但见大家都轻松自如，不论男女老幼，仿佛这声音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这可怕的鞭声笼罩了整个公园，我决定赶快离开。在出口附近又远远看见一位税务局的副局长，正兴致很高地挥舞着双手向公园里走。我不想打招呼，便低了头，沿着路边匆匆走过。
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我困惑不已。这么大的声音，怎么别人都不怕？是我不正常，还是别人不正常？
从去年夏天刚住这里听到这声音，到现在有一年了。在过去这一年的360天了，公园里那么多人，包括县里的许多领导，都天天在这一个人制造出的惊人噪音下散步，竟都没有任何怨言！小区里几百户人家，天天早晨从5点钟就被这噪音吵，至少一年了，竟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在东侧一楼，声音尚且能天天把我吵醒，那靠近西侧的和更高层的人们难道都不会被吵醒？
我再次拨通了那位派出所所长的电话。
我：能不能把上次那个市容管理局的电话再告诉我一下？
他：你又要干什么？
我：旁边公园里有人在清晨甩皮鞭，吵得我不能睡觉。
他：嗷，这算什么？我们在北京出差时，晚上听到声势浩大的声音，以为是军队在演习。过去一看却是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就在居民区。人家北京人都不管，你管什么？
我：我不管北京人怎么样，我碰到的事我就要管！我每次回来都给你们做贡献，你怎么不觉得应该感激呢？
他：谁用你管！净没事找事！
我：把电话号码给我！
他：你们这个公园出了城区了，你打市长热线吧！
我按照他给的号码，打了过去。一位女同志认真做了记录，说会马上通知下去，让他们处理。毕竟只是皮鞭声，我原本担心会被讥笑一番，不予受理，没想到竟如此痛快。
可是三天过去了，这皮鞭声还是准时响起、按时结束。
再有一天就要走了，我不能就这么走。我又拨通了电话，那边传来微弱的、懒洋洋的声音。我本来对他们没有解决问题就不满，现在更是生气。
我：怎么？还没睡醒吗？
她（似乎一激灵，声音马上又大又清楚）：没有没有，刚才离话筒远，现在好了。请问您要举报什么？
我：三天前举报旁边公园有两个人甩皮鞭，从早晨5点一直甩到7点，怎么到现在也没有人管？
她：你这个电话号码没有举报记录呀？
我：我当时用的是另一个手机！
她：那请您再叙述一下好吗？我们会马上通知下去，让他们马上处理。
我再次叙述了一遍位置和时间，就结束了通话。
第二天早晨，皮鞭声照样准时响起。我在早晨7点半动身离开，去北京坐当天下午的飞机。
我不知这皮鞭声在我离开后的一两天内是否会消失。明年夏天回去就知道了。
3、为什么？
看了上面两个事例，有人可能会说这真是：十四亿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
但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中国人其实还是很火爆的，至少比我厉害。过去在市里坐公共汽车，经常能看见两个妇女因为拥挤而对骂。在农村时，每年都能见识几次吵架，甚至打架。
一个邻居在临街的后墙上开了一个小窗户，正对着街对面的另一家。这家认为这个窗子看着自己家，会影响自己家的风水，要求对方堵上，对方不肯堵，于是展开了长达10多年的频频争吵和打斗，直到其中一家彻底家破人亡。可是，这个小窗子的影响实在不能和那高分贝的噪音比。
我还见过我堂哥（约30岁）和他父亲（约60岁）大打出手。一个轮着棍子，一个挥着铁锨，两人流着血，打了一条街。
我还见过因为在井上打水，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的父亲。这位父亲的儿子听说后，连鞋子都没有穿，赤脚跑来。到了跟前，二话不说，挥拳就打，那叫一个猛！
我也见过公安抓访民时的雷厉风行：把访民一个个想猪一样捆了四肢，抬起来扔进车里。
我上学时也作为小贩被警察扫荡过。那警察们不等车子停稳，就飞快地跳下，如狼似虎地扑向摊子，手脚并用，见摊子就掀，见桌子就踹！那叫一个大显神威！我们在旁边的一见，卷起东西就跑。跑到了一个胡同，停下来喘气，然后莫名其妙地呵呵傻笑。一位女摊贩却哭了，因为她丢下了大部分东西，不但没挣上钱，连本钱儿也搭进去了。
我也见过局长拍着桌子把下属骂个狗血喷头的激烈场面
我也见过小学老师把学生从教室这一边踹到那一边，再踹回这一边，再踹到那一边，反复不停，直到累得喘粗气。
我更见过计划生育时村长指挥村民抓孕妇。在孕妇凄厉绝望、如杀猪般的哭喊声中，几个村民分别抓着手或脚，把怀孕已8个月的孕妇从屋子里四脚朝天地抬到车上，然后四五个壮男人死死按住拼命挣扎的她，直接拉到县医院做了人流。那叫一个惨！
那么，我们如此威猛的百姓、公安和领导为什么在上面的两个事件中就那么能忍呢？为什么各级官员竟无一例外地能几年、几十年地忍受一个他们可以随意欺压的平民制造的噪音呢?
我想了又想，也参不透个中原因，只能做一些猜测。
原因一、不敢惹事
以医院门口的绿豆粥、八宝粥为例，旁边的摊贩和进出医院的百姓虽然痛恨，可又不敢上去劝说。因为你去劝说，他很可能恶狠狠地骂你多管闲事。白生一肚子气，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是打起架来，吃上官司，更是不知要找多少关系、拖多少年才能解决。最后气得得了癌症，就更不合算了。
上面的例子中，我也只敢打电话投诉，不敢和放高音喇叭的当面理论。因为中国的刁民太多了，他会用脏话骂你，还敢打你。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比我厉害，中国人个个都是男人，是猛兽。一旦动手，自己被打伤了怎么办？把他打伤了怎么办？ 那官司一拖就是几年，可不好玩。在局子里坐几年，更不好玩儿。
在只有官治、没有法治的社会，也即法治不民主的社会，基本没有人敢见义勇为，因为一旦吃上官司就要面对一切可能。若是许多人都有责任或机会出面时，就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了。
在法治民主的社会，人们的行为就会完全不一样。一天晚上，在我们经常散步的河边，一位父亲带着一个小孩遛狗，看到一个男人在路边家暴，那女人向他求救。他让自己的孩子去找最近的人家call 911，然后掏出手枪，喝令那男人住手，那男人见状反而变本加厉。于是，枪声响了，一个渣男挂了。警察来后做了笔录，他又在几周后出了一次庭，陪审团宣告他无罪。事情就结束了。
试问，在一个法治不民主的社会，在开枪后他会面对什么样的经历和结果？他还敢开枪吗？
我们不能老埋怨百姓坏，那就成了鲁迅一样的怂货了。一百年过去，我们应有更高的觉悟！是制度问题！
原因二、怕人嘲笑
原因一只能解释普通百姓的被迫忍耐，不能解释官员们的忍耐。
医院里的任何医生、主任或院长都可以以影响病人为由令其关闭喇叭或至少调低音量，这个小贩在人家医院门口怎敢对医院里的人耍横，只能乖乖遵命，但没有人这样做。穿着公、检、法衣服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以噪音扰民为由让他关闭喇叭，可是没有任何一个警察或检察院、法院的人这样做。
县里的任何其它局或委的领导都可以打一个电话，让警察局或市管局的人制止这个商贩用高音喇叭，可是没有一个官员这么做。这县医院在县里最繁华的街上，市容管理局的人任何一个人即使不巡逻、不看病，也得经常到这里来买菜、买衣服、买日用品，他们职责所在，权力所有，最能轻而易举、名正言顺、义正词严地解决这件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为什么？这些官员为什么都不声不响呢？
我觉得是怕受到嘲笑，怕别人嘲笑自己是：精神病、吃饱了撑的、屁大的事也看在眼里。
大家对这个原因可能不太同意，但听了下面这个故事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工作时，我们室（一个室占一层楼，有多个课题组）男厕所经常有人拉屎不冲，还常往小便池里扔烟头，很是恶心。党支部书记就专门把我们年轻人召集到一起开会，要求大家拉完屎要冲水，烟头不要扔进小便池。我觉得这是这个党支部书记做过的唯一好事。谁知散会后，竟被大家一片嘲弄。
研究生甲：什么他妈的玩意儿？这种破事也管！
研究生乙：真他妈的变态！拉屎不冲水也要管！
研究生丙：别人没冲，自己拉时冲一下不就行了，也值当的为这开个会？
研究生丁：真他妈的管得宽，太把自己当根葱了！
研究生戊：这家伙也太小心眼儿了，简直像个娘们儿一样。
……
我听着他们大声的、理直气壮的、自以为是的议论，彻底懵了。这从一个个名牌大学本科毕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们，不但自己不敢维护或遵守公德，还洋洋自得地认为不遵守公德也没什么，还公开嘲笑要求大家遵守公德的人，认为他不够爷们儿。认为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才是爷们儿。
其实，拉屎不冲水和扔烟头的是同一个人，是一位博士生。大家都知道是他，背后都恨他，但没有人愿意为此顶撞他。现在终于有人肯出面管这件事了，应该高兴才对，怎么忽然都变了一幅嘴脸？我当时很不明白。后来想想，可能是为了显得自己很爷们儿，很了不起吧！
试想，如果一个警察上去，告诉这个小贩高音扰民，要求他关掉喇叭，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小贩会说：大家都没有意见，怎么就你事儿多？
警察：谁会没有意见？
小贩：你问问我两边儿紧挨着的摊位，他们都没有意见，你管什么闲事？
警察问左边摊儿上的女人：他的喇叭吵你吗？
女人：不吵，不吵，不影响我！
警察问右边摊儿上的男人：你不觉得他的喇叭很吵吗？
男人：不吵啊！我们天天在这儿，没觉得吵。
如此，这警察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脑子出问题了？自己不但不像爷们儿，是不是还得了神经病？
等警察灰头土脸地走后，这些人还会把他大肆嘲笑甚至怒骂一番呢！
那么，旁边这两个小贩为什么会反过来与帮助他们的警察做对呢？我想，一个原因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吃了亏，不想让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窝窝囊囊的受害者，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天天受折磨却忍气吞声的懦夫。
医院的医生和院长，县里的县长和局长，以及公检法的公职人员没有一个愿意出来管这件事。原因可能就是他们不想成为上面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警察：想干点儿好事，却被人嘲笑为多管闲事，神经病，连噪音也害怕，真他妈的不是爷们儿，等等。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文化和民众个人品质的问题，不太关乎制度。于是，我们似乎应像鲁迅一样，把民众大骂一顿，不但过了嘴瘾，还衬托自己的高尚，说不定也能骗一个女学生甘心做二奶呢。
实际上，这也是法治不民主造成的。试想，在法治已经民主的社会里，任何扰民纠纷都会得到快速解决，不爷们儿的人和事都会得到法律的支持，谁还会嘲笑别人不爷们儿呢？不但警察敢于不爷们儿，受噪音影响的人们也敢不爷们儿，也敢直接挑战这个噪音制造者。
原因三、彼此仇视
原因一和二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私事能勇武好斗，而一旦影响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多个人就全部沉默，别人不管我也不管。
独裁影响每一个人，不只自己，于是人人都不关心习近平的无限期连任。他走路时踩了我的鞋，而且只踩了我的鞋，我要大骂一声：不长眼啊？即使因此发生打斗也不姑息。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像鲁迅一样，把一切都归为国民的劣根性，骂几句“勇私斗而怯公战”就算完事了。这既不负责，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不敢惹事或不愿惹事是人的本性，但事只关自己时肯战斗，而事关大家时却都不肯战斗就是制度或体制有问题了。不肯为公也是人的通病，民主国家的公民也有此倾向，但人人都不肯为公就不正常了。
那噪音影响许多人，不只自己一个，即使举手之劳就可以解决，却不为。这表明人们都不希望别人过得好，或至少不希望别人从自己这里得到任何益处。只有彼此仇视才会这样。
人人都彼此仇视，是由于人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被社会公平对待造成的，是由于人人都觉得被社会虐待造成的。人人都觉得受到虐待主要是由法治不民主造成的。
在法治民主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都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合理解决，即使输了官司，也基本心服口服。官治的国家，每有一次人与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就制造一次仇恨：对涉事对方的仇恨、对官僚的仇恨、对社会的仇恨。于是，日积月累，就人人都彼此仇视了。
走在国外的大街上，白人见了面会微笑着打招呼，国人则会睁了一双鸟眼挑衅般地审视你。我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仇恨。
原因四：没有公德
在西方文化中，公德行为的主要原则就是：不要影响别人！
中国政府不知道什么是公德，也没有教堂代行公德教育，于是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公德，也自然就没有公德心了。试想，知道了什么是公德，有了公德心，谁还会放高音喇叭？谁还敢放高音喇叭？谁还会甩皮鞭？谁还敢甩皮鞭？
西方人的抽油烟机都是室内循环的，把滤过油烟的空气排在室内。不像咱中国人，油烟机要换成向外排的，搞得满大街都是浓郁的葱油味。
在欧洲，餐厅里坐满了人，却鸦雀无声，连刀叉触碰盘子的声音都很轻。几杯酒下肚，醉醺醺了，也没有任何失态的言行，在大街上扶着墙慢慢挪行，看见你还要友好地：“Good evening!”
粗野的白人怎么会比文弱的中国人更文明？因为有良好的公德教育。
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什么“八荣八耻”！搞公德教育的人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是公德，怎么教育别人？市容执法人员连巨大的噪音都不主动制止，显然是既不知自己的职责，也不知什么是公德。
噪音笼罩下的科研人员能安心地发明创造？噪音笼罩下的学生能专心思考？噪音笼罩下的工人能精力饱满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连噪音都解决不了，科技创新和精密制造怎么能比得上日本和欧美？
锣鼓喧天的广场舞处处盛行的国家，哪有公德可言？哪有文明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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