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为什么六四可以发展到几乎动摇了中共国本的地步。自从中共当政以来，从来不乏反对者。但这些反对者要么被打进深宫，甚至被关进大牢，文革期间或者之前，被置于死地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林昭，遇罗克等人。但一茬一茬总有新的反对者冒出来，只是这些反对者都是孤军作战，不仅没有同盟，甚至好多根本不知道以前的反对者的存在，也不知道还有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些挑战者就像飞蛾扑火一样，虽然前赴后继，但基本没有在社会上产生什么影响。
文革之后，由于共产党搞的那一套实在进行不下去了，所以从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整个社会总体上也比以前宽松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的势力就比以前有了更好的成长空间。经济的开放，使得更多人可以摆脱对国营经济的依赖，经济的独立助长了人身自由的要求，所以改革开放后要求更多自由与权力就形成了一股潮流。
但是很显然，这种要求更多人权和自由的想法肯定与共产党掌权者的想法不一样。但由于当时党内的斗争，这些异议者就有了生存空间。像西单民主墙，就是某种程度上是邓小平等为了推翻华国锋集团在后面推波助澜才有了气势。不过当邓小平一旦大权在手，两个凡是派一下台，邓小平实际上对于他无法控制的民主墙就想动手了。当魏京生贴出了那篇著名的第五个现代化的文章，这应该是文革后第一次有人清晰地提出了民主宪政体制的想法。当然我估计当时的魏京生对于民主宪政也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只是看到了一个方向。但这想法已经让邓小平绝对不能忍受了，马上就翻脸抓了魏京生等人，封了西单民主墙。所以从历史看来，邓小平在六四做出派兵镇压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基本上就是一旦涉及权力问题，邓是绝对不会退让的。当时也有民主墙时代的战友认为魏京生不应该贴出那篇警惕新时代的独裁者的文章，惹恼了邓小平才导致了西单民主墙被封。但其实是魏京生听到了要封民主墙的风声后才贴出了那篇雄文。
虽然西单民主墙事件可以看作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次大的挫败，并且对当事人的惩罚也相当严厉。虽然没有像文革期间动不动就枪毙了，但魏京生也是在中共的监狱里呆了十几年，直到后来中美的人权交易将他送到了美国。但当时的人们似乎并没有被这件事吓到，反对者依然没有退缩。尤其是当时的知识界和新闻界，虽然是戴着脚镣手铐，但依然在想尽一切办法发声。所以才有80年代初期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起因是因为当时知识界由王若水发起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这纯粹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可能人的异化的讨论碰到了邓的底线，所以发起了整肃运动。一些知识界的著名人士受到点名批判，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当时《人民日报》副主编王若水，也包括文革前的文艺界沙皇—-周扬。周扬因为受到了批判而脑溢血发作一病不起，后来一直躺床上直至去世。
但知识界人士并没有因为这个而退缩。确实，相对于于文革期间或者文革前，虽然这种批判看起来吓人，但基本上自魏京生以后，就没有人入狱了。相对开放的环境下，可以看到同伴的支持，就比较容易坚持。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的多元化使得好些人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所以说话就有了底气。并且越被批判，在民间的名声越响亮。有的人出版的书被禁了，可是当时是书一被禁就走红，禁书可以说是一种荣誉。有很多地下出版商会偷印禁书出售。并且大陆出不了的书可以到港台出版，报酬还丰厚一些。在当时如果一位知名人士居然没有书被禁，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人似乎有点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有了由科大学潮引起的反自由化运动，导致胡耀邦的下台。这应该是中共当政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学潮，可见知识界这些年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成效。之前的学潮基本上是孤立的，并且没有清晰的政治述求，而86年的学潮可以说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记得当时我们大学里面也传达了邓小平的杀气腾腾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点了三个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刘宾雁和方励之在当时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刘宾雁反右的时候名声就不小了，右派平反后一系列报告文学当时可谓洛阳纸贵，众多有冤无处伸的人都希望能够找到刘宾雁帮助，当时刘宾雁被称为中国的良心。方励之作为科大副校长，当时在科大的改革引领一时潮流。当时的科大是完全可以与北大清华一较高下，虽然科大地理位置完全不能与北清相比。并且方励之先生还到处演讲，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可以说六四一代完全就是受到方先生的启蒙，在当时的青年学子中影响巨大。可是大多数听到讲话的人都不知王若望是何许人也，包括我。后来我听到一个说法，邓小平本来想点的是《人民日报》的付总编王若水，就是前面讲过发起了人道主义与异化讨论导致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人。可能是邓一时口误，说成了王若望，或者邓根本就没搞明白王若水与王若望二人有何区别。当时王若望本来在全国的名声不显，不过托邓的点名，一下名声大振，成为了当时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当然，王若望先生虽然当时在全国名气不彰，但骨头还是很硬的。六四之后，三位先生都流亡到了海外，有家难回，并且今天都已仙逝，令人长叹。
虽然胡耀邦下台了，但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显然也不愿对当时的自由派人物进一步追杀。当时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部长朱厚泽也是尽其可能保护自由派人物。当然被邓小平点名的例外，不过最多也就是开除党籍。还有一些知名人物也受到整肃，比如作家白桦也被开除军籍，是否还有党籍我就有点不确定了。但这种政治迫害并没有让人们屈服，反而让这些受到迫害的人们在民众里面有了崇高的声誉。方励之从科大副校长离职赴京，科大上千学子聚集在合肥火车站为方励之和校长管惟炎送行。导致当时驻在科大的教委主任紧急改变了管，方二人的行程，直接用小车将二人送到下一站上火车。而北大学生更是直接选出了李淑娴为海淀区人大代表，这是中国公民所能够选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了。还有刘宾雁在作家协会主席团选举中全票当选。这一切表明似乎当时中共的打压对于异议者起不到什么效果， 虽然邓小平的讲话声色俱厉，但听众并不买账。
当89年到来时，注定了这不会是一个平凡之年。首先年初许良英先生发起了一个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魏京生自从入狱之后，从来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为他说话，基本上在年轻一代中已经没多少人知道这位前辈了，就有点类似今天六四在中国的处境。而由许良英牵头发起的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签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触犯了邓小平的逆鳞。因为就是魏京生的警惕今天的新的独裁者一文，让邓小平撕下了面纱，查封了西单民主墙，并将一些民主墙的老人送进了监狱。而许良英的接连两次的公开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声明，无疑是在抽邓小平的耳光，并且这份公开声明征集到了不少当时的知识界名流的签名。这同时也是表明当时的知识界虽然一直受到打压，但当时的人们似乎已经不再惧怕，敢于出来公开挑战了。
1989还有一件其实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就是人大公开否决了李鹏要强行上三峡工程的企图。李鹏为首的前水利部的人一直在推三峡工程，但前总理赵紫阳对之缺乏兴趣。当李鹏当上总理后，就计划在当时的人大强行通过修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得知李鹏想在人大期间强行通过修建三峡工程的想法之后，以戴晴为首的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们，马上收集了各个方面专家的反对意见，加急出版了一本书《三峡，三峡》，据说是创下了出版界的一个记录，从决定出版到书印刷好大概是46天还是56天。当人大政协开会时，每个代表的床头都摆上了一本《三峡，三峡》。当然，那时的人大政协不像以前或者后来，纯粹是一个投票机器。其实人大政协代表敢于起来反对政府决策的历史并不长，我还清楚记得报纸第一次报道台湾代表黄顺兴在人大提案公开出来表示反对就是在这之前不久的事情。虽然文革中有陈少敏没有举手赞成开除刘少奇，但只是不举手，而不是站出来公开质疑。还有那是党代会，不过在中国中共几大与人大政协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虽然黄顺兴当初挑战的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受其鼓励，越来越多的的代表敢于站出来表达反对意见了。三峡工程被否应该是中共统治下第一次政府的决策被人大否决了。这也是后来六四期间中共无论如何不敢召开人大会议的原因。当然，随着六四枪响，三峡工程的反对者四散逃亡，或者入狱，或者到了海外，剩下的人也都不敢发声了。在六四枪声的护驾之下，人大后来就通过了三峡工程。千秋功罪，留与后人评说，但一项工程的上马，居然要靠屠杀保驾，也可算是天下奇闻了。
只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什么六四能够达到如此的规模，以及广泛的民众参与。虽然共产党一直在打压不同意见，但当时大家对于这种打压已经不再惧怕了。不管邓小平讲话如何严厉，但在当时的年轻人心中不过是色厉内荏罢了。当时的年轻人应该对文革还有印象，但多数都认为当时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文革时候的毛的党了。大多数青年学子也根本不知道魏京生和西单民主墙的事情，对邓小平的铁血手段完全没有认识，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才敢于出来挑战现存秩序，所以才有了因为胡耀邦之死导致的风波。
胡耀邦86年被几个政治老人以非法手段搞下台本来就让诸多人士不满，尤其在当时的知识界。不管对胡耀邦这个人评价如何，当时的知识界不少人是当年被胡耀邦解放出来的，并且在以前的整肃中，胡耀邦总是尽其能力保护异议者。像刘宾雁因其敢言一直是好多人的眼中钉，但因为胡耀邦的保护一直没有大碍。所以不难理解当胡耀邦突然去世时当时知识界的反应，而青年学子自然是冲锋在最前面的。由胡耀邦追悼会开始引发的冲突，由于当权者的傲慢及迟钝，导致事情一步步激化。其实这中间有多次可以缓和的机会，但都由于僵化的体制导致的僵化反应使得事态逐步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还有一个因素是当时的经济改革也进入了瓶颈，到底该如何走谁心里都没有数。而改革引起的当时物价飞涨，再加上当时由于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官倒猖獗，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正好加剧了当时的冲突，所以民怨沸腾。到底是顺应民意，还是一意孤行，就成为当时当权者的选项。只是当权后从来没有顺应过民意的中共基本上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对抗到底。
由于中共当局一直不愿意认真听取民众的意见，而当时的青年学子也是没见识过共产党的血腥手段，根据以前的经验，认为中共不过如此而已。当然也与党内的派系斗争有关，再加上当时的知识界的力挺。从《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海南纪实》，甚至《人民日报》和央视的或明或暗的支持下，89年的学潮最终从天安门绝食开始演变成为全民的运动。在学生绝食以后，当时的总理李鹏终于与学生有了一次对话，这次对话由央视直播了。这应该是中共当政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民间与官方的对话。当然，可以说对话双方都乏善可陈。不过一点不奇怪，一方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外一方初出茅庐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双方都没有这种对话的经验，基本上是鸡同鸭讲。学生肯定是希望对话有效果，而官方则完全是应付，官方的傲慢及毫无诚意反而更加激怒了学生，所以自然是不欢而散。而学生们更没想到的是对话完后，一方就直接去准备戒严了。
当北京的学潮在戒严令下达后，就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死结。在戒严令发布之前，其实双方都还有妥协的余地。当然，所谓的党内强硬派从来都没有妥协的打算，他们从来都是霸王硬上弓，不管你说什么。只是党内的自由派希望借这个机会来推行他们的政策，所以只有他们得势才可能有妥协的机会。但戒严令一宣布，就意味着妥协之路彻底断绝。只是没有想到戒严令彻底激怒了北京人民，几百年没有经过战火的北京没想到在和平时期居然要进来几十万大军，民众纷纷上街堵截军车让戒严流产了。不过没有组织的民众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并且最后成为悲剧的主角。
造成悲剧的最大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示威群众只能遵纪守法，唯恐激怒对方大开杀戒，但对手却可用一切手段激化矛盾。你没有办法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只能跟随对方的节奏，主动权完全在对方手里。一群乌合之众唯有被动的等待，等待着屠杀的发生而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制手段。唯一的区别在于当对手举起屠刀时，是老老实实束手就擒，还是挣扎反抗几下。但如果老老实实等待屠刀下来，当初何必起来反抗？老老实实等待割韭菜就完事了。就像屠杀后的今天，基本上没有人敢于公开出来挑战中共了，我们就看见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的发生。所以群众运动无论规模多么大，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在面对独裁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鸡蛋碰石头。所以这次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最后还是只能以悲剧收场。
我们从小学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所以我们认为压迫越厉害，反抗也会越强烈。当然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讲到文明的产生需要外面自然环境的挑战，但自然条件的挑战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在热带地区，由于生存太容易，环境没有挑战性，所以产生不了文明。但在自然条件太严酷的地方，在纬度靠北的地方，同样也产生不了文明。世界各大文明都是诞生于温带，这是地理决定论。其实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形成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得有反对派成长的空间。在文革中或者以前，反对派根本就无法集结起来形成规模。只有在文革后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反对派才能成长起来。虽然一再有打压，但这种打压相对以前只能算毛毛雨，并且为了吸引外资的各种措施使得经济上的独立性增加，再加上自魏京生以后基本上没有人因为言论而导致牢狱之灾了，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发声了，这才是六四学生起来之后有那么多的人站出来支持的原因。但因为没有结社自由，没能形成一个集团或政党，所以基本上是群龙无首。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当时的反对派还没有形成要组织一个反对党的共识，很多人还希望能够改造共产党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幻想。即使有看得远的人认识到了组党的重要性，但也不敢轻易尝试，魏京生的例子其实殷鉴不远。
但如果六四没有走到戒严一步，而是和平解决了，学生组织生存下来了，其实就可以开始组党尝试了，可以看做是中国宪政的开始。这也是当初党内有些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承诺不秋后算账的原因。当事情暂时平息后，就是开始清算打压学生领袖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任何组织做大，这其实是共产党的一贯思维。而这种打压很显然会激起学生的反抗，反抗导致对抗升级，所以某种程度来说，89年可能就是决战年了，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一年，看来似乎流血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了。六四之后的一系列行为，比如打压法轮功，中国民主党案件，08宪章签名最后导致刘晓波在圣诞当天被判重刑，可见他们容不下任何有组织的异议者，当然到今天连个人的异议者也都成了比大熊猫还珍贵的物种了。89之前的10年成为中国人记忆中一段难得的相对有一些基本言论自由的时光，只是那段时间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我们曾经拥有的这些自由，以及当年还颇有几分风骨的人物。不过想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到民国人物的风骨及看到后来同样一个人的不堪之后，绝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其实还是依赖大环境的。当然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自我的人不是没有，只是从来这种人都是罕见物种。并且在没有言论自由及人身自由的环境下，他们被默默湮灭而不为人知。只有在有基本的自由环境下，这样的勇士的坚持才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先行者，才能引领人们前行。但在中国，像刘晓波这样的殉道者只能在极少数人的视野之内，而根本不为大众所知，或者在大众眼里成为邪恶的象征，因为完全没有发声渠道，我其实不知道这样的牺牲是否有意义。其实今天的美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自由的逐步丧失。只是从前是自由的多或者少的问题，但当媒体被全面控制后，再加上高科技公司的控制，尤其最后的选举被操纵以后，就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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