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出生的人，到今年已经18岁了，在中国内地，他们已是法律上的成年人。作为一条代际划分的界线，人们通常把出生于1985年到2000年之间的人称为“千禧一代”。而如今，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已开始踏入社会，稍年长的则正在崛起为中国社会的中坚人群。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代际变迁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影响。而如今，面对正在崛起的千禧一代，人们应该对他们抱有怎样的期望？

与发生在港台地区的青年政治运动相比，中国内地的千禧一代更少参与线下行动（图源：Reuters）

中国千禧一代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总人数接近4亿，为美国同年龄层的5倍，甚至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总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和阅历与上两代人迥然不同，甚至一度被冠以“新新人类”之名。其原因，除了他们身为“互联网原住民”，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成长以外，还与同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革有深刻联系。

这些差异将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尤其是看待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式？对此感兴趣的不单是中国政府和社会，也包括那些认为中国必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的人们。

刚刚过去的六四事件纪念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契机。众多海外媒体都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一代年轻人，想知道他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知。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据媒体报道，接受采访的多数年轻人并不了解这一事件，或者只有模糊的印象。

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和1960年代大饥荒的认知上。这些事件一共造成了数千万中国民众的死亡，并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了难以抹除的伤痛记忆。千禧一代对历史的“无知”，令许多年长者尤其是政治观察人士感到忧虑。

而在千禧一代自己看来，这些忧虑如果不是多余，也显得难以理解。他们中的多数人真实地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并发自内心为此感到自豪。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学者邓希泉对千嬉一代有长期关注，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多年追踪数据对比发现，90%的90后爱国主义意识强烈，与80后相当，明显高于60后和70后。同时，他们与世界打交道时更自信，对西方加于中国的“偏见”表示不满。70%的90后认同“西方国家总是用双重标准来责难中国”，近80%的人认同“中国不需要实行西方的制度也能越来越好”。

2016年初的周子瑜国旗事件触发了中国内地千嬉一代最大规模的一次网络集体行动（图源：VCG）

中国千禧一代的政治参与意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也很高。在《人民日报》的一项调查中，80%的90后受访者表示“关注了十九大”，其中近75%的人表示“收看了现场直播”或“通读了报告全文”。

这些政治观念和热情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结果。

首先，千禧一代成长的时期，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改善。经济腾飞与社会建设，为千禧一代创造了安稳和富足的外在世界。和上两代人相比，他们并没有饥荒和灾难的记忆，反而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感受到时代发展带来的切实好处。随着中国市民消费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有机会走出国门，他们在海外也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力，这更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自豪感。

其次，中国官方通过教育灌输和舆论治理，使千禧一代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保持了高度认同。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实施系统化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这对千禧一代的观念养成具有重要影响。而在学校之外，中国的舆论管理对敏感和负面信息进行了过滤，主流媒体全面持续的“正能量”灌输，都在潜移默化地形塑他们的政治观点。

对比港台和西方，中国千禧一代的特征十分鲜明。

近年来，占领华尔街运动、雨伞运动、太阳花学运，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等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都可以看出西方和港台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度很高。应该肯定的是，民主体制给他们提供了表达和参与的渠道，但不可忽视，青年人的政治狂热与经验欠缺，也给社会造成了一些混乱和不和谐。

虽然他们参与政治运动的初心是纯正的，为了公平、正义和自由，但是，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它的走向未必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而回看中国千禧一代，尽管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涨，但相对而言很少以线下参与的方式介入政治。他们最常采用的方式是网络动员和围观。

腾讯指数和中国社科院舆情调查实验室联合发布的《2016年网络舆情生态研究报告》显示，19岁至27岁的青年群体已经成为热点舆情事件中最主要的发声群体，占比约四成；在一些事件中，18岁及以下的低龄群体发声比重超过37岁及以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