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标题：党刊：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存在这四大致命缺陷(图)

2015-09-08 17:00:10 by vaio2014

芦笛：愚蠢产生的学问

一、毛泽东的打油诗

下面这首毛诗，40岁以上的人大概没有不熟极而流的：

钟山风雨起苍黄（下平七阳）
百万雄师过大江（上平三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上声二十二养）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下平七阳）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下平七阳）

可惜这诗乃是地道的打油诗，因为不押韵。为说明这点，我在括号中列出了各韵脚所属的韵目。“黄”、“江”、“慷”、“王”、“桑”分属三个不同韵目。最混帐的还是颔联的“慷”，非但不与其他联同属一个韵目，而且竟然用了上声字。自中国有律诗以来，大概只有文盲会这么写──就连三家村蒙童都该知道，律诗只能以平声字押韵，决不能用仄声，就连洪秀全天王，大概也不曾写过这么烂的诗。

那为什么大众看不出来，还狂热背诵，以为是什么杰作呢？很简单，现代人不懂国学，偶有懂者如小芦又不敢开口，一直憋了四十多年，跑到自由世界后才敢说出来。

须知现代人和古人的“押韵”的概念不大一样。在大多数现代人看来，所谓押韵就是韵母相同，这当然不错。不过没多少人知道，古人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观念，而现代人之所以懂这点，还全靠西洋鬼子之赐。可怜老祖宗没咱们的福气，于是只能在黑暗中苦苦摸索几千年，直到清朝乾嘉时代也没见到光明。

二、古今押韵异同

押韵本是连文盲农民都会的事，凡下过乡的同志都知道，许多文盲农民张口就是一套套的顺口溜。汪曾祺的《受戒》上就有这么一首：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连小学生都看得出来，这儿押的是iao的韵，而且连声调都一样，乃是去声。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古人竟然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这简单道理。从春秋直到隋朝这么长的时段内（正好差不多一千年），文人（包括编辑删定《诗经》的孔子在内）作诗，都停留在李有才（小说家赵树理创造的农民诗人的艺术形象）的水平，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写顺口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直到隋朝，才有人总算注意到这问题，编辑了第一本韵书《切韵》，此书现已失传，不过流传下来的《广韵》据说就是在它的基础上编写的。假定它是《广韵》的水平，那么，该书的问世，说明中国古人经过一千年的折腾，总算开始总结押韵的规律了，这才会有专门的韵书出来，教人如何作诗。

所谓韵书，就是用“末韵母”（这是我为了介绍这种原始劳动特地发明出来的术语）来为汉字分门别类，把末韵母相同的汉字归为一类。例如上举毛诗的所谓“下平七阳”的意思是：这类字乃是平声（“上平”“下平”不是后人猜想的“阴平”“阳平”的意思，其实是人为分类，“七”只是个人为规定的分类序号），该韵目收集的所有字，都和“阳”字同韵，诸如：“黄、王、桑、杨、扬、香、乡、光、昌、堂、章、张、房、芳、长”。

就连小学生都能一眼看出，这些字的韵母复合程度不一样，共同的只是ang（也就是我说的“末韵母”）。因此，此类韵书连生字的韵母都不能告诉你。例如“七阳”中收了“蘉”这个字。哪怕具备了今天的汉语拼音知识，你也只能知道该字的末韵母和“阳、光、长”等字相同。要知道它到底是ang，iang还是uang，就得去作烦琐考证。这就是这种原始工具书的第一个缺陷。

第二个缺陷则是它虽然名为“韵书”，但根本没有揭示韵母的音素结构和发音过程。若跟汉语拼音相比，这一致命缺陷立见。

以“an”为例，该韵母以a为基点，在发出a后，舌尖接触上颚，如欲发n状，于是气流只能从鼻腔冲出，引起鼻腔共鸣，造成了所谓的“前鼻韵”。其他前鼻韵如“en, in, ian, uan”等等的发音方式也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最初那元音。由此可见这种注音方式之科学——它不但指出了这些韵母音素构成与发音方法和程序，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共性与个性：“an”和“en”表面听起来完全不同，但区别只是“a”和“e”造成的，两者的共同之处是舌尖上抬造成的鼻音“n”。

可惜韵书却丝毫没有提示韵母是怎样构成的。这结果，就是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为何古代的“阳”和“江”不同韵。类似的例子在韵书中比比皆是。在现代汉语中，“东、冬”，“鱼、虞”，“元、寒、删、先、盐、咸”，“萧、肴、豪”，“庚、青、蒸”，“董、肿”，“语、雨”，“蠢、吻”，“阮、旱、产、展”，“晓、巧、恼”，“感、染、范”，“送、宋”，“御、遇”，“震、问”，“愿、翰”，“谏、霰”，“啸、效、号”，“敬、径”，“勘、艳、陷”都押韵，有的根本就是同音字（例如“东冬”、“鱼虞”、“语雨” 、“送宋” 、“御遇” 、“啸效” 、“敬径”等），但它们在韵书里根本就不同类。

很明显，这反映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发音区别。正如四川人分不清“环黄”，不等于北京人分不清一样，咱们分不清“东冬”，不等于古人也分不清。但这些字的古音区别到底何在？对不起，这从韵书和其他工具书中根本就查不出来。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古代它们的韵母并不相同。

韵书的第三大缺陷，是忽略了声母。如所周知，汉语三大要素，乃是声调、声母和韵母。韵书作者们对声调倒研究得无可挑剔，他们把能想起来的汉字，全都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了类，偏偏却忽略了声母，忘了把声母相同的汉字也分门别类搜集起来，在编“韵书”同时也编一本“声书”。这结果就是现代人连古汉语有几个声母都不知道。

这难题直到清代才有学者去试图解决，其思路是利用《广韵》中用于“反切注音”的所谓“上字”具有的指示声母的功能（详见下），去推导出古代究竟有多少声母。从他开创了这条路后，一直有学者在这上头折腾，今天似乎还成了音韵学研究热门。但在我这外行看来，这其实基本是猜测，没有什么学术研究必需的确定性可言。所以，现代学者们研究出来的古代声母的数目出入很大，众说纷纭，多者达50多个声母，少者才30多个声母，我看谁也不敢说他的结论就是正确的，正如谁也不敢说他画的耶稣就是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这三大缺陷合在一起，使得这种“工具书”缺乏明确简易的注音功能，不但对当时的学童认字没多少帮助，更为后世猜测古音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为说明这问题，让我们来做个假想实验：

假定一千年后，普通话中的“笑”“校”等字发音依旧，但“孝”发音变为“hiao”，“效”的发音变为“siao”。那阵的学者要考证出咱们是怎么念这些字的，哪怕没有录音带流传下去也无妨，有本《新华字典》就行了。就连小学生都能从其中的注音推出来：原来，21世纪的北京话的“孝”并不念 “hiao”，“效”也不念“siao”，这俩音节当时根本就没有。这俩字在2006年的发音，其实和3006年的“笑”、“校”发音完全相同。

韵母的流变也是这样，假定一千年后，“东”的发音还是dong，而“冬”的发音却成了dung，“语”的发音依旧，但 “雨”的发音却变成了yuz。那时的小学生们一看千年前的《新华字典》，立刻就能知道2006年那阵子的中国人没有ung和uz这俩韵母，那是后来才演变出来的。若他们再去查2006年到3006年之间出版的字典，则立刻就能看出那演变是何时发生的。

不幸的是，我们却无法用类似方法考证出古音的演变来，于是便永远无法知道上面给出的那些现代同音字在古代发音到底有何不同。许多有独创性的猜测也就无法验证。

例如蒙族网友那兰性德曾经提出，蒙语单词喜用“S”和“R”结尾，影响了汉语，而这就是汉语中带“子”和“儿”的单词的来源。他这个主张虽然被青年网友徐仰药证伪，但我认为那只排除了“蒙语影响说”，并不能证明古代某些韵母确实以“Z”结尾。这一猜想似乎也能从韵书中找到线索。例如“去声六御”和 “去声七遇”的“御”和“遇”在现代汉语中是同音字，但分属两目。其中“六御”中只有“锯、女”两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可以加“子”字，而“七遇”中则有“路、步、兔、句、铺”等字可以加“子”，提示“六御”原来的韵母可能是“u”，而“七遇”的韵母可能是“uz”，而这就是为何它们不属于同一韵目。所以，“兔”的古音可能是“tuz”，后世便发展为“tuzi”。

可惜这毕竟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而之所以无根据，正是拜古人之赐。光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鬼子给咱们带来的巨大好处。在他们到来之前的两千多年里，老祖宗就是死也想不出抽象完备一点的注音方法来。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古人刻舟求剑的本领。汉语传到了清朝，发音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在四川，基本音素数量已经剧减，以致连“牛流”、“世寺”、“王完”，川人都认为是同音字。可古人们就是死抱着业已过时的韵书作诗填词，使得诗歌这种声音的艺术完全脱离了押韵而存在，这还不光是四川一地，更是胡人千年“首善之区”北京的问题。例如陆游的《钗头凤》，北京人念起来就根本不押韵：“东风恶（e），欢情薄（bao），一怀愁绪，几年离索（suo）。”这算什么事？

于是大家为了充出口成章的大才子，便只好把那韵书死背下来——您总不能把韵书带到文人雅集之处去现世吧？要熟到“一东二冬三江四支”闭着眼睛都能倒背如流，看到任何一个汉字都能立刻将其归入韵书某目的地步，这才可以去放胆充才子。

到了这步，诗歌创作就不是什么艺术家匠心独运了，完全成了一种体力劳动。最可笑的还是，它彻底背离了当初劳动人民顺口溜的朴素美感。如今所谓“押韵”并不是指韵母相同，而是出自韵书同一韵目。如果出自同条，那么即使实际韵母不同也毫无关系。反过来，如果谁如老毛那样写顺口溜，立刻就要变成笑柄。离开韵书就无法写诗。这种怪事也只会出在咱们这块风水宝地上，若是讲给鬼子听，人家绝对无法理解：押韵的顺口溜是错误的诗，不押韵但按工具书填写出来的反倒是正确的诗！本来只有高下之分的艺术有了“正误”之别就是笑话，何况那正误还是用千年前的死人嘴巴作为判决标准，您说这有多荒唐吧？

三、愚不可及的“反切”注音方式

古人编写韵书时似乎也注意到忽略了声母，于是使用了所谓“反切注音”法来加以弥补。可惜它走的还是“以字注字”的老套路，用两个字来给一个字注音。

现在以《康熙字典》中的释条为例说明反切注音原理：

“珠：《唐韵》章俱切，《集韵》章输切，《正韵》专于切，音朱。”
“张：《唐韵》陟良切，《集韵》《韵会》中良切，音帐，平声”
“帐：《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知亮切，音胀。”
“珍：《唐韵》陟邻切，《集韵》知邻切，音真”

这是什么意思呢？“反切”由两个字指示发音，第一字称“上字”，第二字称“下字”，上字指示声母，下字指示韵母兼声调。例如“珠”的发音按《集韵》这本韵书所注，是用“钟”的声母（zh）和“输”的韵母（u）拼读出来，其声调与 “输”相同，都是平声。余例以此类推。

明白了这原理，则大家立刻就能想到，要让这种注音方法真有用处，“上字”和“下字”的挑选就必须满足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这些字必须越简单、越常见、总数越少越好，这才能帮助初学者认识生字。这一点竟无一古人能做到，例如上例中常见字“张”字的声母竟然用难度相对较高的“陟”字来指示。

（二）同一声母的字只能用同一个上字注音，同一韵母的字只能用同一个下字注音，这才能使得上字和下字起到所谓“字母”的作用。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李汝珍之前竟然无人想到这最显而易见的原则，韵书的作者们都随机使用不同的上字，去为具有同一声母的汉字注音。

例如上例给出的四个字“珠张帐珍”，今日的声母都是“zh”，但指示它的上字却用了“章”、“专”、“陟”、“中”、“知”等不同的字。这就使得后人无从断定“珠张帐珍”这四个字在古代的声母到底是否相同。就连同一个字，不同韵书也使用不同上字去指示声母。例如上例的“珠”字，《唐韵》和《集韵》用的上字都是“章”，可《正韵》用的却是“专”。因为这些韵书是不同时代编篡的，后人就无从确定这差别到底是作者随机选取上字造成的，还是“珠”的声母随时代发生了变化。

类似地，古人选择下字也是随机的，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可从韵书中查出每个字的韵目来。

（三）无论是上字还是下字，都决不能使用多音字，必须只有一个声母和韵母，否则令读者无所适从。这原是谁都能想到的问题，可惜古人就是想不到，常用多音字去作上字，为后人的研究设置了无从逾越的人为障碍。例如：

“椽：《唐韵》直孪切，《集韵》《韵会》《正韵》重缘切，音传”

根据《唐韵》，“椽”似乎念zhuan，但从后面那三本韵书里，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该念zhuan还是念chuan，因为“重”有两种读法，声母可以是zh也可以是ch。有趣的是，注音字“传”也是这样。

于是后人要追踪古音“椽”，便可有四种解释：1）直到明代《洪武正韵》出版时，它都念zhuan，清代以后才变成了chuan。2）唐代念zhuan，宋代以后变成了chuan。3）一直都念chuan，唐人之所以用“直”作上字，乃是因为“直”在那时的声母是ch。4）一直都念chuan，《唐韵》之所以用“直”作上字，乃是因为该书作者分不清zh和ch。第四个可能性看来较大，可以以“直”的注音验证之。果然，《唐韻》注音是“除力切”，而《集韻》的注音则是正确的“逐力切” ，提示《唐韻》编者有可能分不清zh和ch。但这并不能排除唐代的“除”的声母是zh。若再去查“除”，《唐韵》的注音是“直魚切”，转了半天又回到原地，证明了这些古人因愚蠢给后世造成的疑问，根本就无从解决。

（四）必须先确定声母和韵母的界限，然后才能选择用于上字和下字的汉字。

国人实际发出来的声母并非辅音而是带有元音的音节。这个特殊语言习惯，决定了所谓“反切”，有可能是用上字第一个音节去和下字中的一个音节相拼，而不一定是上字的辅音和下字的韵母相拼。这就给迷糊的古人造成了更多的迷糊，他们永远无法理清上字使用的音节应该在何处结束，而下字的音节又该从何处开始，当然也就无法将其规范化，制订出统一的规则来。

举个例子：“iao”是由一个以上的元音合成的所谓“复韵母”。于是在使用“反切”给韵母为iao的汉字注音时，若略去“ia-o”不计，便有三种方式。古人因为毫无规范化观念，便统统采用了这三种方式：

1）-iao：上字只提供辅音，不含元音，例如：标：甫遥切（pu yao）。镳：补娇切（bu jiao），悲娇切（bei jiao）。这就是现代教科书解释反切原理使用的标准范例，但在韵书中其实并不多见。

2）i-ao：上字除提供辅音外，还提供元音i，下字则不含元音i。例如：漂：纰召切（pi zhao）

3）i-iao：元音i同时出现在上下字中，这在韵书中最常见。例如：表：陂矫切（bi jiao），彼小切（bi xiao）。漂：匹消切（pi xiao）。妙：弥笑切（mi xiao）。

这三种拼读方式同时存在于韵书中的结果，便是让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拼。例如您若不知道“漂”这字怎么念，看了“纰召切”的注音，就根本无法断定上字里的“i”是否应该采入。换言之，您根本就无法确定那到底该是“pi-ao”还是“p-ao”！

最混帐的还是上字中若含有元音时，竟然可以是复韵母的末元音。例如

“庙：眉召切（mei zhao）”

如想拼出“miao”来，您就得选择性地采用上字中的“m”和“i”，将夹在中间的“e”略去，再将它和下字的“ao”拼在一起。若您不认识那“庙”字，便是天才也无法正确拼读出来，最大的可能还是拼成“mao”。

四、“张真中珠”，古人智力活动的顶峰

一直要到嘉庆年间时，《镜花缘》（1818年出版）的作者李汝珍才首次意识到上节指出的问题，创立了自己的注音方式。在该伪小说第31章中，他给出了规范了的反切的上下字表：

上字一共33个：

昌、茫、秧、梯、羌、商、枪、良、囊、杭、批（秧）、方、低（秧）、姜、妙（秧）、桑、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兵（秧）、帮、冈、臧、张、厢

下字只有22个，

张、真、中、珠、招、斋、知、遮、诂、毡、专、（珠）鸥、（珠）婀、（珠）鸦、（珠）逶、（珠）均、（珠）莺、（珠）弯、（珠）窝、（珠）洼、（珠）歪、（珠）汪

作者说明了该表的使用方法，就是用上字去拼读下字（“急急呼出”），例如以“冈” 字与所有的下字拼读，就可以读出“冈根公姑” ；用“方”则能拼出“方分风夫”，等等。

作者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了上述“四项基本原则”，把数目有限的汉字当成固定的注音字母使用。从国人抽象思维能力来看，这是两千年来的一个划时代革命性突破。

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首次试图界定声母和韵母的界限。他给出的上字中的“批”、“妙”、“低”、“兵”后都有“秧”字，那其实是告诉读者那四个字提供的不是声母而是音节pi，mi，di，bi，而“滂”、“茫”、“当”、“帮”提供的只是声母p，m，d，b。类似地，下字自“鸥”至“汪”等11字前都有“珠”字，那其实是告诉读者这些字提供的韵母包括u在内。

该字母表的主要毛病是，他没有逐一检查上字与下字的组合，导致有的重复，有的根本发不出音来。例如若将“羌”和“张”拼读，拼出来的“qiang”势必与“枪”和“张”拼出来的相同，而无论是“羌” 还是“枪”，都无法和“斋”拼出汉字来。而且，他的上字数目超过了现代汉语声母数（33对21），而下字数目低于韵母数（22对35），这就意味着某些声母的重复与某些韵母阙如，例如ie，ue等就被他忘记了。这玩意没蒸熟就敢拿出来卖，李汝珍也太视天下如无物了，还要自吹是海外偷来的高招。不过他也没错，确实是“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发明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无古人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在音韵学上到达的智力成就最高峰，后无来者是因为洋码字很快就进来了，于是那原始玩意便变得一钱不值。

由上介绍可知，古代所谓“音韵学”，其实只暴露了古人既没有规范化的概念，又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因而始终想不到可以发明一种脱离具体汉字存在的抽象符号，用它们来注音。如果古人给咱们留下了个一页纸就能写完的汉语拼音方案，那么如今谁都能看出从古到今的语音变化，上面说的一切难题就根本不会存在，现代音韵学研究也就可以关门大吉了。一种学问竟然靠愚昧产生，靠愚昧堆积起来，最后竟然成了现代学者的攻关难题，这种怪事大概在世界史上还没有第二例。

其实拼音并非什么伟大发明，就连日本的一个妇道人家，都还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发明了“假名”，为何我中华文明上国衮衮诸公历两千多年就是想不到那上头去？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咱们的智商不如人，而是反智主义传统以及以自我为中心造成的文明傲慢使然。理学家们认定“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又以为中华文明天下无双，对外来文明不屑一顾，一心只想回到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去，因此即使梵文传入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文明对照刺激启发作用，催生汉字注音革命。这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来说，都是很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