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标题：李敖：要按毛泽东的路子，中国早已超美(图)

2015-04-16 19:19:24 by 沈成涵

“毛泽东，30 年的时间，从什么都不能造，到什么都能造，你行吗？？？”----见过无知的，没见过这么无知的！！！
毛时代的经济停滞近乎崩溃：现在我们知道新中国并不是从官方宣传的“一穷二白”开始建设的。东三省的工业基地是在日本满洲时期就打了非常好的基础，而国家从上海接管了大量的工厂直到80年代末仍然还在运转。国民党“黄金十年”也修了两万公里铁路，另外棉纺等轻工在国民党时期也颇具规模。
苏联转交的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和其他苏联机械,在10000名苏联专家10年帮助下建立地.苏联国内的工程院帮助可行性研究,设计和制作图纸,还有28000名中国技师到苏联培训,比如长春汽车厂500人去莫斯科-利哈切夫厂实习,洛阳拖拉机厂173人去莫斯科-哈伊科夫厂学习.苏联还帮助建设了长春汽车厂,洛阳拖拉机厂,武汉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兰州炼油厂,哈尔滨拖拉机厂,苏联在51-57年为中国建设211个项目,投资81亿卢布.完成198项,包括63个机械制造厂,7个钢铁厂,24个发电站.....苏联也用自己的机器.培训帮助.特别是在内地建设了完备的工业体系.
2000多名苏联顾问团还担负着指导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各个总部,各个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各个技术兵种部队日常训练,军事工程的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和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和业务.军事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使正规化的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
可以说苏联从教育.培训.工业.军事和组织上帮助我国建立了1个完备的体系.等苏联专家一走,立马什么能力都没有了,只是倾尽国力在凭借那些从美国回来的核专家和火箭专家模仿制造了原子弹,卫星.其余没有任何创新,直到90年代依然在生产,修补50年代年苏联设计的武器.主战武器依然是在苏联帮助建设的工厂生产苏联50年代提供版权和资料的歼7战斗机.59式坦克和改进型.萨姆2式防空导弹和一样的野战火炮.没有毛的创新.直到90年代初期花大钱引进了苏联80年代技术,才又有了一点本钱.
50年代的工业发展是官方最愿意吹嘘的地方，你看国军时代工业那么烂，到我们这里10年工夫就提高那么快。还是毛毛领导有方，党得力呀。其实就是苏联玩的1个撮而已，日本已经把东北当作重点建设了超过10年，苏联到了把日本投资建设的价值20亿美圆机械搬走了，50年代又搬回来，在原来的地址，重新开始生产。当然是工业一下子就爆富起来了。在60年以后又失去苏联援助，自己无法生产新的大中型机械，到70,80年代实际还是依靠这些质量非凡的老日本机械，直到90年代以后才进口欧洲，日本的过时的和2手机械，代替这些作为工业顶梁柱使用30－40年的日本老机械。在50－60年代的工业辉煌，很大程度上绝对是十足地在苏联的帮助下把日本在东北建立的亚洲第2大的重工业基地继续发扬光大而取得地。
因此，建国后三十年，铁路才增加到五万公里，很难说那时的成就是值得骄傲的。工业体系即使有些成型，技术落后和低效也很明显。所以到70年代末中国仍然是个极其贫穷的国家，非常缺乏资金，技术来构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工业体系。所以这些工业成就到底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的确难说得很哪。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态。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治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摊子。“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这一评论，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民营经济近乎于零。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
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在连续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高达51.1%和49.6%，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虽然多年强调“以钢为纲”，但1976年的钢产量只有2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到1976年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
有一些数据可以生动地表明投资效率的低下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在1976年生产1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3倍，生产1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运输每吨每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另据李安增、王立胜所著的《中国当代史》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1955年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66年还是34.5元，1976年下降为19.3元；商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文革”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运输业减少了88.9%，个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减少了75%，其他个体经营者减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业品集体商业网点只有1283个，个体商贩仅剩3085人，百业萧条，已到绝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战略，让物资短缺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各样的票据所困扰，而收入则常年没有增加，从1958年到1977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在当时，一个工厂学徒的月工资为18元，而最具资历的“八级”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资为108元，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1976年，一个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凭副食品供应证购买半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和一两芝麻酱。
在物价上，出现了日用食品价格较为低廉及家用工业品无比昂贵的反差。1976年，1块钱可以买12~13个鸡蛋，一碗素面8分钱，肉面1毛4分钱，一个成年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为30斤，一斤大米的价格不到3毛钱，一斤菜子油不到6毛钱，肉是凭票供应，分为四等，最肥的一级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级肉为4毛多一斤。相比，工业品的价格就要贵很多，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售价156元，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售价187元，一块上海牌手表售价120元。人们为了得到上述这“三大件”，不得不拼命地缩衣节食。工业品的价格之所以那么昂贵，除了供不应求的因素外，还是快速回笼货币、防止产生通货膨胀的“办法”之一。
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份对全国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表明，城市住房面积在1949年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则下降到3.6平方米。从1976年起，北京、沈阳等城市的居民开始大着胆子，违规“盖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说：“大伙纷纷将（公家的）建筑材料化为己有。开头，这种‘偷’虽然明目张胆，还是有某些节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尽量挑一些半截砖，烂木板，各种下脚料，就是说将工地淘汰下来的东西往自家搬。渐渐地，有人肆无忌惮地拆开工地上的各种保护阻拦，拿起最好的建筑材料就往家里走。当这样的大胆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劝阻，告诉他们拿公家的东西去干私活未免不妥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什么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国家的！连命都是属于公家的！’他大声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气冲云霄！
希望你能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