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标题：梁洛施离开豪门复出大哭 已为李嘉诚生3个孙子(图)
2015-03-06 15:52:58 by 红兵
先秦儒家视男女之性为祸乱之源，“淫”为万恶之首。这种观念，荀子所云颇具代表性：“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注：《荀子》性恶、乐论、乐论。）由此可见，欲生淫，淫生乱，乱而礼亡，“性”之危害甚大。
儒家要求人们“克己”，“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注：《论语》颜渊、季氏、为政、阳货。），“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注：《荀子》性恶、乐论、乐论。）而且，这种克己节欲要从少时做起，“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注：《论语》颜渊、季氏、为政、阳货。）儒家的这些要求，就是要人们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注：《论语》颜渊、季氏、为政、阳货。），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不仅如此，孟子还把“欲”与“义”对立起来，提出“养心莫过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注：《孟子·尽心下》。）所以，多欲者虽存仁义之心亦“寡矣”。
先秦儒家，它们对于“性”的恐惧与否定，发展成为反女性倾向，这是其婚姻伦理中男尊女卑思想的根源。
女性在先秦儒家文化中是祸乱之源。《尚书》中把殷商之亡归咎于纣王宠爱妲己，纣王“惟妇言是用”，以致“奸轨于商国”。如果说这仅仅是妇人害国的个案的话，那么，“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是索”便是一般规律了。这种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在《诗经·大雅·瞻卬》中表现得更为露骨：“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在此，哲妇完全走到了哲夫的对立面，她是不祥之枭鸱，祸从其口出，因而有“倾城”之害。这种“乱匪自天降，生自妇人”的观点，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心淫……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注：《荀子》性恶、乐论、乐论。）在这方面，连孔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注：《论语》颜渊、季氏、为政、阳货。）可见女子只能与小人为伍，只能带来烦恼。
女人是祸水的观念来源是儒家认为由乱性会导致礼崩国亡。
儒家提出了男女之大防，试图以男女有别来规避男女之间的自然心性，消除“性”之祸乱。
先秦儒家提出“坊民所淫”，“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注：《礼记》坊记、内则、经解、昏义。）由此可见，这种男女之大防，就连亲人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中，“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注：《礼记》坊记、内则、经解、昏义。）这些繁琐的规范，就连走路、凉衣服也男女有别。
儒家都视“性”为洪水猛兽，从否定“性”发展到具有反女性的倾向，并希望通过男女之大防来规避这一祸乱之源。
先秦儒家也承认男女之需乃人之本性，并且对一问题看得更清楚，孟子就明确地说：“食色，性也”，“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注：《孟子·告子》、《孟子·万章》。）《礼记·礼运》中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语。可见，在儒家看来，男女之事，犹如饮食居室，为人之大伦，不可或缺。既然如此，男婚女嫁便不可避免，“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注：《孟子·腾文公下》。）
先秦儒家也把婚姻作为规范人们性行为的安全阀，提出“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故婚姻之道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道多矣。”（注：《礼记》坊记、内则、经解、昏义。）可见维系婚姻之道对于避免“淫辟之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目的出发，儒家把婚姻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认为婚姻之礼是礼义之本，婚姻之礼的存废，关系到一切礼义的存亡。《礼记·昏义》中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正因为如此，儒家先哲们竭力提倡符合礼义的婚姻，否则将遭到唾弃。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注：《孟子·腾文公下》。）
婚姻的生育目的，在儒家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礼记·昏义》中明确提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子。”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成了婚姻以生育为目的的经典之言。如果说在基督教文化中婚姻已成为一种宗教圣事，那么在儒家文化中婚姻就纯粹是为了家族利益，是为了事宗庙与继后世，都不存在个人感情因素。
先秦儒家对于婚姻的两大目的，以生育为主，避淫乱次之。儒家伦理是基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服务于世俗社会之目的，不像基督教那样从基督教义出发而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它对婚姻强调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服务于奴隶制父权社会。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中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没有基督教那种凡基督徒皆兄弟姐妹的平等因素，因而其父权思想更为明显，妇女完全成了男子借以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对殷周宗法制下一夫多偶的现实，先秦儒家是从父权秩序出发加以维护。与殷周宗法制相一致的嫡长子继承制，要求男子多偶中嫡庶有序，妻妾有别。先秦儒家也正是从这一要求出发，确立起了其婚姻伦理。“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注：《礼记》坊记、内则、经解、昏义。）这是嫡庶有序而“天下内和而家理”的典范；相反，“并后、匹嫡、两政、偶国，乱之本也。”（注：《左传·桓公十八年》。）可见，“并后”（妾如后）与“匹嫡”（庶如嫡）犹如“两政”与“偶国”，是祸乱之源。因此，《礼记·内则》中对于妻妾的界定有明确的规定：“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也就是说，通过“六礼”明媒正娶的才是正妻，否则为妾。不仅如此，在儒家伦理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子对妻子的感情不得超过对父母的感情，并把这两种感情对立起来，如果父母不高兴，即使丈夫喜悦妻子，也要把妻子休了。《礼记·内则》载：“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由此可见，对于离婚的态度，儒家远不及基督教严肃。根据周礼，丈夫休妻可有七种理由，即所谓“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注：《大戴礼记·本命》。）“七去”以不孝敬父母、无子和淫乱为首，是与儒家的礼制要求相一致的。但妻子“有恶疾”与“多言”也成为休妻的理由，充分暴露了儒家的父权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