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分居多年，丈夫欲出售名下2000万市值的厂房，却发现厂房多年前已被妻子以80万卖给同村一名男性？

近日，广州的黎伯称，其婚前名下位于增城一处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的厂房，已被出售并交易成功，但房产证没有离开过他。他起诉至法院，发现在2008年就有一起涉及该厂房的官司，厂房的土地使用权经判决归属他人，而他本人直到三年诉讼失效后也不知情。

黎伯怀疑妻子与他人串通将名下厂房偷偷转移，双方各执一词。目前，案件历经一审、二审，由广州市检察院抗诉发回增城区法院启动重审。在重审维持原判后，黎伯再次上诉。

丈夫称分居多年后，2000万厂房被妻子低价偷售他人

上世纪90年代，从事房地产的离异男子黎伯经人介绍，认识了小其20岁的增城人罗女士。双方于1993年结婚后育有三个子女。黎伯称，2000年因投资失败，他迁到广州市区和湖南做生意，与罗女士逐渐聚少离多。

2019年4月，涉案厂房被一间幼儿园承租。

2014年，再次负债的黎伯打算将名下增城的厂房出售，却发现厂房早已被妻子售给同村的村干部黎某存。黎伯到法院查询后发现，2008年，当时担任生产队长的黎某存，起诉至增城区法院，称其向罗女士、黎伯购买了增城某村内的一块厂房及地皮，虽未办理过户手续，但实际已由其支配使用，要求法院判决该处厂房和地皮的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

黎某存称，从2001年到2003年，黎伯的妻子多次向其借钱，由于无能力还债，双方口头约定用这栋5层高的厂房抵债。黎某存称，“当时厂房只是建了一个框架，他投入资金继续修建，随后出租给他人，”2006年，黎某存称催促黎伯补签房屋买卖协议，黎伯反悔称要慢慢还钱，黎某存称在当年11月与罗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售价80万。

据(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870号案件的判决文书显示，增城区法院认为，黎某存与黎伯及其妻子罗女士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为有效合同。两名被告黎伯及罗女士经传唤未到庭，法院认为黎某存提出要求将上述房地产使用权判归其所有的请求，并无不当，判决厂房的土地使用权归黎某存。

罗女士的证词显示，其签收了该份判决结果。对此，黎伯表示对本案开庭一事毫不知情，法院判决未送达他本人。直到2013年他因犯消防事故罪入狱，委托律师处理名下财产抵债，才意外发现此事。

“我1992年建这5层楼时花了300多万。2006年这厂房市价值2000多万，”黎伯称，其从事房地产多年，没理由以80万的低价用厂房抵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我名下，证件也一直在我手里，怎么会被判决为黎某存所有？”黎伯非常疑惑。

那么，房屋协议书中上黎伯的私章和签名从何而来？

黎伯在接受法院调查时表示，他一直以为厂房是出租给他人，由罗女士收取租金抚养小孩。罗女士从未电话联系过他转让厂房一事，是她私自使用其私章转让厂房。他怀疑这一起案件是虚假诉讼，是罗女士与黎某存蓄意串通转让其财产。

黎伯称，黎某存的车辆（左1）经常停在罗女士家附近。

原来，黎伯称事后从村中人了解到，妻子与黎某存走得很近，后者的车辆被指连夜在罗女士家楼下停放。同样在2008年，罗女士曾偷偷把黎伯一同列为原告，起诉要求黎伯前妻的子女搬离增城住所，而罗女士的代理律师与前案黎某存的代理律师吴某是同一人。

妻子回应称丈夫外逃避债，转让厂房经过其允许

对于上述情况，罗女士反驳称，2001年双方分居并非因关系破裂，是黎伯因避债离开增城，当时最小的孩子才2岁，她为了三个孩子生活费及还债，多次向同村的黎某存借款，前后达50万。

“我跟黎伯拿生活费，他让我向黎某存借，那时候需要小孩读书费、超生费，因为没能力还款，大家口头协议用厂房抵债。在转让厂房前，我向黎某存共借了50万。”罗女士称，对房屋买卖协议一事，她当时在要生活费时也联系过黎伯，后者同意卖厂房，私章也是其允许后才盖的。

罗女士辩称，“多亏卖了涉案厂房和土地，才能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因此一直很感谢黎某存。几十年过去了，黎伯才来追究此事，自己良心上过意不去。”

对此，黎伯反驳称，他离开增城后，确因避债在广州做生意，将涉案的厂房和土地交给罗女士出租，当时月租达1万，足够小孩的生活费。对于厂房最终以诉讼的方式被转让，他一直不知情。黎伯补充道，黎某存曾打电话要求用厂房抵债但被其拒绝，私章是增城公司注销后，罗女士收拾东西时私自持有。黎伯认为，罗女士是他的妻子，却一直在维护外人黎某存的利益，这不符合常理。

对于黎伯提到拒绝出售厂房，黎某存回应法庭调查称“只记得当时打了很久的电话，黎伯答应与否忘记了。”其后来与罗女士签约。

进展：不服再审结果黎伯提起上诉，双方被准予离婚

因不服六年前增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厂房给黎某存，2014年黎伯申请再审但被驳回。随后，黎伯向检察院提请监督。

2016年，广州市检察院认为，增城区法院2008年对该案的民事判决未在程序上依法、有效送达诉讼文书，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对本案提出抗诉，要求依法撤销原判发回再审。

2018年再审期间，厂房的实际承租人张某承认称，是其根据经营需要对厂房“进行整体装修，加建了电梯。”增城区法院再审认为，黎某存与罗女士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有效，导致黎伯无法对涉案厂房获得收益是罗女士的行为造成，再次维持原判。

这一结果令黎伯意外，他向广州市中院提起上诉。2019年4月24日，在庭审现场，黎伯和黎某存的代理律师再次各执一词，法官给予双方一周时间协商。南都记者尝试就多个问题咨询黎某存的代理律师，其回应称不接受任何采访。当天，罗女士未现身广州中院的庭审。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围绕厂房的争议未有结果，分居19年的黎伯与罗女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黎伯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称罗女士私自抛售房产，在其服刑时未曾探望过，双方感情破灭，罗女士不同意离婚。2018年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准予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