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让刘慈欣都赞叹 还曾预言了911 惊呆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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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心观察着宇宙、人间和自己，因《地铁》《红色海洋》等闻名，是当代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一。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陈娟
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韩松的办公室，在院中那栋铅笔状大楼的15层。自西边的窗户向外望去，越过一片歪歪扭扭的四合院，是长安街、红墙，还有国家大剧院飞碟般的穹顶。夕阳西下，如若光线好，韩松会在窗前驻足，静静遥望金色光芒中的一切：一动不动的建筑、行色匆匆的路人、穿行而过的车辆……日复一日，注视着新旧交替、万物生长、魔幻而又真实的人间。
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他管理着大约320人的新华社对外部，每天早上5点钟出门，坐最早一班地铁，“神色慌张地潜入地铁，穿廉价夹克衫和牛仔裤，一个革质挎包是你永恒的装束。里面胡乱塞着，一叠稿纸，两支圆珠笔，三包头痛粉和一本《新华文摘》。”他曾在一首诗中如是描摹自己。到单位后，他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写作、审阅文章、签发稿件，直到晚上。
而在早上5点之前，韩松另有一个小时属于自己的“科幻时间”——早醒的他会在家中伏案写作，写猩红的未来水世界，写用地震灾区的废墟和麦秸制造的再生砖，写围棋少年目睹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写“药时代”里奇特的医院……在科幻中描摹历史、现实和未来。
新闻的现实世界，科幻的虚拟世界，韩松穿行其中，“两边跑来跑去，还好没有感到分裂”。坐在记者面前的他轻轻地说，眼神飘忽不定，既温和又疏离，完全符合坊间所传，“一个害羞的人”。“科幻作家就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总是在异想天开，不懂成人世界里的规则和人情世故。其实有点像长颈鹿，内心丰富，但不擅长发声。一旦看到害怕的东西，它就马上跑开。”他用“单纯”“天真”等字眼来定义这群特别的写作者，包括自己。
但在自己构筑的小说世界里，韩松文字锋利、风格大胆，他描画的海洋或宇宙封闭而压抑，阴郁而诡谲，人类在其中纠结、挣扎。读他的小说，常常有一种撕裂感和疼痛感，就像另一位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说，初读时“像是皮肤被利刃浅浅划了一道”，这伤总也好不了，再读几本，“伤口被撒上了一把盐”。
比别人多拥有一个世界
《环球人物》记者第二次见到韩松，是在《韩松精选集》新书发布会上。宣传海报上大片红色喷薄而出，上书7个大字：多维宇宙观察者。
现场热烈的红与主角安静的气场形成强烈反差——那天韩松背着双肩包，静悄悄地出现在人群中，无论是被记者群访“围攻”，还是在台上为新书“吆喝”，一如既往害羞少言。当主持人问他精选集意味着什么，他慢条斯理地答：“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之后我的科幻也化作烟花消散，明年就可以安心写我最想写的恐怖小说了。”
算起来，2018年是韩松写科幻的第三十六个年头。
和很多人一样，韩松与科幻结缘于少时。很小的时候，他得了场肺炎，当时没治好，落下了哮喘的病根。“此病无法根治，平时要靠有强副作用的激素控制，发作时窒息感强烈，会觉得生不如死。”中学时，因体弱多病他多次休学。在家自学的日子，也是他最自由、快乐的时光，“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书，思考自己喜欢的问题”。
当时正值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迎来一波科幻热潮。《科幻世界》《科学画报》等杂志大量刊发科幻作品，韩松也第一次看到了科幻，非常震惊。“不同于之前读的《水浒传》《林海雪原》等，完全是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它是超越性的，不仅有人与人之间，还有人与物质、自然、机器的相互作用。它把整个星空、整个宇宙都摆在你面前，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他读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的《雪山魔笛》等，还有一些外国科幻。
他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本书的介绍，书名是《黑暗的左手》。“仅仅5个字的书名就打动了我，没有故事梗概，只有评价说很好。”韩松回忆说，他陷入到痴迷的境地——在阳台的书桌上，一遍又一遍地抄写书的名字。直到1996年，他去美国找到这本书买下，一口气读完，才知那竟是一部著名的科幻作品，讲的是一个雌雄同体新物种的故事，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
在科幻的世界里待得久了，韩松体内一股隐藏的热情悄然被激发，那是一种对人类自身与宇宙之秘密的好奇与探究。
1982年，他读高二，老师要求每周写一篇作文。当时，学校后面是铁路，有一次听说撞死了人，他跑去看，后来便把自己在铁轨上看到尸骸的经历写在周记里，“冰凉如水的肉体和孱弱如丝的灵魂早已漏在了路基下面三尺深的地方”，完全不似一个高中生的文笔，这篇作文得了高分。后来竟带动班里同学都以“死亡”为主题写作，直到老师觉得不妥叫停为止。
也是那一年，联合国举办外太空探索中学生作文比赛，中国组织了16个城市参赛，其中有重庆。语文老师建议韩松写一篇“熊猫上太空”参赛，他没听，写了一个自己想写的故事：一个航天飞机掉下来，砸了一个巨大的坑，人们成天围着往下看，什么也不做。最终，未能获取参赛资格。
那是韩松第一次写科幻小说。等到进入大学，他还会偶尔写写科幻故事，大都被退稿。
1991年，韩松在武汉大学读完法学硕士，去新华社应聘，他把自己写的那些“黑暗压抑的科幻小说”拿给招聘的老师看，就此成为一名记者。工作后，他白天采访发新闻，晚上继续写阴郁诡异的故事。就这样在现实与科幻两个世界之间穿行。几年间，他完成了《红色海洋》《地铁》等小说的写作，在科幻文坛独树一帜。
回顾自己多年的作品，韩松说，他写的很大一部分是儿童科幻，比如《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国》《沙漠古船》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孩子。“我觉得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是由科幻相伴的，这样他会比别人多拥有一个世界，比别人多用一双眼睛来观察人生，这既有趣又有用。”
大概正因为此，当北岛找韩松和刘慈欣选编《给孩子的科幻》时，他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
现实就是科幻，科幻是明天的新闻
在《给孩子的科幻》中，大都收录的是东西方经典科幻。刘慈欣将韩松的《宇宙墓碑》选入其中，导语是：对宇宙和生命深刻的感受和领悟，余韵悠长。
△2018年10月28日，韩松（左三）和刘慈欣（左四）在《给孩子们的科幻》首发式上谈论科幻、诗意和末日焦虑，该书由二人选编而成。
舞台下写《宇宙墓碑》时，韩松正读大学，当时为何会写早已记不清。故事分上下两篇：上篇讲一个墓碑学者，用一生时间研究被世人视为禁忌的宇宙墓碑，最终一无所得；下篇说的是一个造墓人，花了一辈子精力为太空人造坟，最后死在自己亲手营造的墓里。这个黑暗而阴郁的故事，一开始不受欢迎，“投稿被退，后来发表在一个台湾杂志上，还获了奖”。
刚到新华社当记者时，因为害怕跟人说话，韩松每次出去采访都不太情愿。但他是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尽一切可能记录下当时的时间、地点、人物、风景、动作、话语、表情、细节、气味、质地、颜色，然后躲在角落里，埋头狂写。
作为记者，韩松近距离接触着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站在聚光灯下，有的躲在隐秘角落里。钱锺书的葬礼，神舟一号、二号发射，非典袭城，2008北京奥运会……他都一一经历。汶川地震那天，他刚好在大楼里值班，不同记者从不同线路发回报道，汇集在发稿中心，“眼睁睁看着死亡数字不断上升”。
这些在现实中经历的、观察的、思考的，最终都成为韩松创作科幻小说的素材。
汶川地震后，建筑师刘家琨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他将地震损毁的废弃砖料重新加工，形成“再生砖”用以灾后建设。韩松把这一社会景观进行加工，放入到科幻小说《再生砖》中。他写大地震后，建筑师将废墟瓦砾、麦秸和死尸混合在一起，制造成一种新型建筑材料，后来斩获国际大奖。那些裹藏着死者灵魂的再生砖开始风靡世界，人们开始迷恋再生砖，以至于期待并寻觅新灾难，甚至在外星球播撒人造微生物，从而制造毁灭。
“披着科幻外衣的现实寓言，让人读起来似曾相识又心惊胆战。”有人评价说。在韩松看来，科幻小说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虚构写得像新闻一样真实，比现实主义还现实主义，“甚至还可以说科幻就是明天的新闻”。
1996年，韩松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发现当地每一座大楼都要安检，“很害怕”。他去和穆斯林社区民众聊天，能感受到他们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有一种对立的情绪。“后来我爬上世贸中心时，强烈的感受就是——这地方不能持久。”那一年，他开始写《火星照耀美国》，故事发生在2666年，美国正在衰落，中国围棋少年唐龙应邀去参加世界围棋赛，亲眼看到世贸中心的倒塌。5年后，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化为一片废墟。当时的《洛杉矶时报》写道：中国作家韩松预言了“9·11”事件。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韩松正在修改《高铁》的初稿。在小说中，他起笔就是一次残酷迅猛的高铁事故，死亡、混乱、挣扎、淫乱，阴暗的气氛弥漫着整个故事。动车事故发生的消息传来时，韩松心头一震，“当时感觉好像真的发生过了一样，其实是一种错觉”。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似乎暗地里有一种联系，但又无法解释，可能就是记者敏锐的观察吧”。
正因为职业身份，让同为当代中国科幻写作代表人物的韩松与刘慈欣，有了明显的差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这样描述：“他们（刘慈欣和韩松）代表了不同的美学风格、科幻趋向和价值——一种是想象力意义上的应用文，另一种是作为社会预警的小说。”韩松的粉丝则描述得更通俗：“如果大刘说，科幻就是当你埋首书桌时，有人拍拍你的肩，指指星空，那么韩松的科幻，就是有人拍拍你的肩，指指这鬼魅的现实。”
关于现实，韩松说，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想惟妙惟肖地描写，而是希望通过科幻更加夸张、怪异的方式，来表现现实和人性的矛盾”。在“医院三部曲”之二《驱魔》中，韩松笔下的世界被人工智能统治，病人成了算法的一部分，药战争代替核战争。在这一境况下，每个人潜意识中的恶都被激发出来，人工智能反而开始理解人性与人的处境……
记录这个片段宇宙中的经历
诡异、荒诞、阴暗、血腥、暴力……这些“很不明亮”的字眼常常被用来形容韩松的科幻。而这正是观察者韩松眼中的世界：阴郁的、忧伤的，甚至是绝望的。问及原因，他说可能和童年有关，“我的写作常常会回到童年记忆的最深处”。
韩松生于山城重庆，江面时常被水雾笼罩，雾气蒙蒙。13岁那年，因为哮喘，他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曾目睹过邻床的小孩发病死去的全过程，鼻子涌出血，家长不在，医生抢救了一小会儿，最终没了气息。医生很无奈，病人也很无奈。”没人时，他甚至会去触摸医院走廊里停放的小孩的尸体，被白布裹着，有些还温热。他自己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也发生在年少时。有一次坐公交车，记不清是去哪里，整个车翻到山坡下，他伤得最重，流了很多血，送到医院急救，一下子缝了7针。
疾病和死亡似乎一直萦绕在韩松的周围，结果是有关死亡和对死亡的思考贯穿了他小说的始终。从“地铁三部曲”到《火星照耀美国》，再到新近的“医院三部曲”，“生死的问题，最终也解决不了”，韩松悠悠地说。
2018年春节期间，他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人生竟如此失败》，他发现自己“写着二流的科幻，三流的文学。而且是否真是科幻或文学，都疑问很大”。同一时期，他读到双翅目、万象峰年等人写的科幻，心里连连称伟大。“未来是他们的天下。继续久久霸占着时间和权力，是对天才的巨大羞辱和浪费，也淤塞了中国本已具备的惊人创造力。”
尽管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韩松依然有很多困惑和不解。比如依然对世界的真相充满迷离和惆怅，“而关于未来世界，没有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看得更清晰，反而更混沌、更不确定”。
在散文集《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封面的中央，有一扇门，门里有一个男人孤单的背影，他的衣服、口罩、棒球帽都是白色的。门口不远处，站着同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韩松，他一次次穿门而过，像一个观察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被派来，肩负着一个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使命，一次次思考这个世界。”封面设计者Butu说。
△插画师Butu为韩松的散文集《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设计的封面图。韩松就像图中人一样，常常穿门而过，到另一个世界。韩松觉得她读懂了自己。不管现实多么繁复和冗闷，未来多么混沌和迷茫，他都会时常穿行到另一个世界。观察世界，思考并写作，始终是他最大的乐趣。
经常有人问韩松：你为什么写科幻？他给出的答案不断在变，有时说是因为兴趣爱好，有时说作为现代人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并关注科技对人性的改变，有时说是想要让自己拥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世界。“最近我则是这样觉得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自己在这个片段宇宙中的经历，尽可能记录下来，留给另一个宇宙中的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