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大字报重现北大三角地说明了什么？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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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前教授沉阳上月初遭踢爆22年前性侵北大女学生高岩，致其自杀，消息曝光后，校方与中国政府打压要求公开的岳昕等8名学生，引发学生在校内张贴大字报声援。
今年「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先后出现了两份公开的大字报，一个是岳昕同学针对北大某教师的性侵事件要求公开信息却遭到校方压制之后，在北大三角地出现了匿名的大字报，表达对她的支持；二是在5月4日北大120週年校庆之际，73岁的老校友樊立勤张贴了长达20多页的大字报，直言不讳地批评习近平搞独裁。
这两起大字报事件的发生，非常值得关注。原因在于：北京大学从建校以来就有学生通过大字报表达政治意见的传统，1980年代三角地一带的佈告栏上的大字报，曾经是校园民主参与的主要方式。而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大字报更是主要的动员工具。在「六四」镇压之后，大字报也成了禁忌，尤其是最近二十几年以来，政治性的或者批评性的大字报可以说已经绝迹，而不用特别宣传，所有的师生也都知道，张贴这样的大字报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无人敢于挑战这个禁忌。
而现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就有两份大字报重新出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这令外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当然，我也无意仅仅因为这两份大字报的出现，就过于乐观，认为北京大学的反叛传统已经重新发扬光大，我更不认为这代表着新的学生运动可能再次发生。但是，如此罕见的事情的发生，显然代表着一些新的社会动向，这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北京大学重新出现大字报这样的抗议行为，说明即使是一向被认为政治冷感的90后甚至00后的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现状的不满也在潜滋暗长，并逐渐瀰漫。用一个词可以比较形象地说明问题，那就是「躁动」。
今天的大学生，也许还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意向，但是内心的躁动已经可以从很多迹象中看到，这次支持岳昕的大字报的出现，可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回顾历史，1989年的学生运动，也不是1989年突然发生的，它是从1986年底就开始的全国各个校园中的集体性的「躁动」情绪逐渐积累的结果。也许今天的大学生不会再发动大规模抗议，但是比起前些年年轻人中普遍的死水一潭的集体心理状态，这次大字报的出现，反映出风向在逐渐转变。
而樊立勤的大字报能够出现，我认为与习近平的修宪有直接的关係。这不仅是因为樊立勤大字报的内容，主要针对的就是习近平的集权倾向，更是因为，对习近平的不满在社会上和党内早就普遍存在，但是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表达，而樊立勤用公开张贴大字报的方式表达抗议，其实是这样的不满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的标志。樊本人应当说并不是异议人士，而是体制内人士，据说也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好友，这样的人公开抗议，极富有指标意义。
自「六四」以来，中共没有遇到强大的反对声浪，除了严酷的镇压手段，以及经济发展转移了人民的注意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相当多的人对十年换一次的新的领导阶层总是抱有期待。从朱鎔基到温家宝，都曾经给外界一种中共内部有开明的政治力量的印象，这种期待大大降低了反抗意愿。甚至对习近平，包括部分的公共知识份子在内，也曾经一度抱有期待。这一次习近平修改宪法，延长自己的任期，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彻底打消了所有人的期待。
没有期待，就没有忍耐的理由。绝望，从来是挺身而出的温床。这，就是大字报重现北京大学的代表的社会动向。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死党、北大文革风头人物樊立勤，五四当天在北大「三角地」张贴大字报，炮轰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修宪斩杀任期限制，将国家前途置于险境。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死党、北大文革风头人物樊立勤，五四当天在北大「三角地」张贴大字报，炮轰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修宪斩杀任期限制，将国家前途置于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