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中国宪法已经过数次修改（图源：新华社）
在信息繁杂如恒河沙数，日趋碎片化精准投送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什么新闻能够在世界范围引起普遍关注，只有极少数或极前沿，甚至极惨烈的事件才有可能全球传播。
此番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无疑便是个中典型，从新华社英文版将该消息悄然公布后不过数小时，已在海内外舆论场中轰然传动，尤其是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取消，质疑、辩护、讨论，各类观点更是交锋不断。
而其中最不容忽视，迫切需要答案的一种声音是：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此大规模，深层次的修宪，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 在众多观点忧虑中共此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倒退，将损害建立稳固制度的努力之外，他们也许忽略了一个细节。
不久前中办主任丁薛祥在最新一期《中直党建》刊文称，十八大后，查处高级干部腐败问题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查到有政治问题，拉票贿选、拉帮结派，有的甚至想要篡党夺权。”更早之前在十九大期间，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同样点名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孙政才等人位高权重，但“阴谋篡党夺权”。
这个信息不可不察。评论人士指，在宏观层面，修宪当然是中国复杂又特殊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本质上是中共一贯推崇的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表现。但如上述事件的推动作用亦不可小觑，很可能是促成全盘行动的关键节点。
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落马，或许就警醒了中南海——看似有序稳妥的接班人制度，实际存在诸多漏洞，并不是非常可靠。而在他之前的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等人，尽管不在接班人梯队中，仍纷纷心怀异志，试图挑战甚至颠覆最高权威，这样的党内权力隐患，在过去至少二十多年内，一直是中共最为深刻的隐患之一。 1963年生人的孙政才现年55岁，在2012年不到50岁时便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升迅速加之年富力强，又在薄熙来事件后赴重庆收拾局面，在外界眼中，孙政才显然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信任，这使各方对他的政治预期不断攀高。不少声音甚至言之凿凿，称孙政才将接任总理，似乎这种从未具于明文制度的政治潜规则，已经是不容更改变动的铁律。
但随着反腐风暴的深入，很快人们看到，基于简单特质的接班人选拔并不十分可靠。2017年7月24日，孙政才落马，举国哗然。晚些时候十九大上胡春华落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则更使外界对中共接班人制度稳定成型的想象，完全消散。 特别是透过中纪委公布的对孙政才的审查报告，显示出一个存在风险漏洞的选拔制度，可能对中国和中共造成多大的危害。据陆媒报道，孙政才的情妇为其制作一件龙袍，前者时常供拜。另一例中，令计划透过运作贿选，竟致出现其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的情形。很难想象，如果依照过去惯例，类似官员便很可能绕过种种审查和考核，直接攀至权力巅峰。
孙的落马和薄、令、周等人的倒台显然是一次警钟，或许使中共高层认识到，以中国国情及中共党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精英政治制度的弊端尚难以完全解决的前提下，应当也必须允许身处核心的政治强人、能人的出现，并为其持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有北京学者曾言道，“从中共十八大开始，习近平的大动作不断，被斩落的贪腐官员不计其数，包括一些政治排位靠前且比较年轻，被外界普遍猜测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官员。这样的大变局，是今次出现接班人真空的客观前提。” 接班人真空、党内权力隐患加上出现政治强人的客观事实，是理解此番中共修宪的一个重要依照。
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面临一个各方面因素广泛交织的历史机遇期，这为中共打破惯例提供了又一内在要求。在政治上，中共必须尽快高效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在根本上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国家发展上，有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49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历史目标；外交问题上，又面临国际格局大变，话语权重新分配的关键时期……
这一系列庞大工程若不能得到持续有力的领衔和贯彻，则必难以成功。尤其是这些机遇期实际上的相互构成、相互影响的，这就更要求可以预期的、长时间的政策连续性。以过去五年中共执政的成果，保持同一核心的长期有效，亦是某种必然。
此外，前述评论人士还表示，已经被证明坚固锋利的习王同盟，在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间，用一场深刻彻底的反腐风暴清洁了中共肌体。如今种种迹象显示，王岐山很可能出任国家副主席一职，习王的再次联手，也要求中共在制度层面做出调整，以提供程序上的合法性。 基于前述种种缘由，中共有足够理由打破惯例，不必拘泥于制度和程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面对、解决实际问题。既然当年邓小平能够凭借实用主义让中国成功推进改革开放，如今面对难得的机遇期和复杂的内外形势，未尝不可再次打破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