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HIV抗体阴性的艾滋病例已经在世界上被报道了26例，但该病例仍然属于较特殊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无需担心所谓的“阴性艾滋病”。这是极其少见的情况，目前已有的检测手段，足够发现绝大多数感染。

相比于特殊个案，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社会艾滋病感染率的发展趋势。2015年已有媒体报道，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高危人群，而逐渐延伸至普通人群。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现存活艾滋病毒感染者419,101例，艾滋病人299,169例，报告死亡221,628例。其中性传播逐渐成为HIV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男男同性性行为群体，尤其是在青年人的男同群体成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数据从0.3%激增至27.2%，增长近91倍，而同时期的异性性行为传播增长为6倍。

中国艾滋病增长的另外一个特点是，15-24岁的年轻人感染群体增长显著（从2011年开始，中国青少年新增艾滋病感染病例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新浪微博里，某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白衣咸饭”分享了一个案例：“有位穿着很普通来医院做人流的女孩，医生看她局部炎症很重，就顺便给她查了一下HIV，结果还真的是阳性。医生问她是不是性生活比较乱，她点头称是。再问她知不知道是谁传染的，结果小姑娘一脸茫然的望着医生说‘真的不知道是谁传染的，这个病很重吗？’”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年轻人群体HIV高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年轻一代处在更开放、便利的性接触环境中，对性的态度更加开放，但缺乏对性知识、保护措施的了解，并不真正知道感染艾滋病的严重后果，因此造成了现在感染人数剧增的严峻局面。

过去30年的数据表明，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总趋势是：而因毒品和医疗技术失误导致的艾滋病感染比例大幅度下降，感染渠道不详的病例越来越少——这得益于中国政府在控制毒品危害和保证医用血液安全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但是，以性为传播途径感染的艾滋病直线上升，这说明涉及到私人生活空间经性渠道传播艾滋病的问题并不好控制，从侧面印证中国在公众认识水平、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科研投入力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一些人因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担心检测出来后根治不了却还要受歧视所以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链条反应。

而社会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还并不了解。要消除歧视，需要中国政府在宣传艾滋传播相关知识、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制定一些消除歧视的强制法规，特别是明确歧视的法律责任，这样潜在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才可能站出来，不再隐藏自己，主动接受治疗。

而在男女之间、男男之间的私人性生活领域，众所周知，政府的行政干预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这时更需要更多带有教育性质、有说服力、可以改变人们观念、行为的一些创新方法和手段。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应加强性教育方面的知识，促进避孕套套的使用以及有效预防感染艾滋的措施，鼓励个人和群体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主动采取保护措施，爱惜自身，珍爱伴侣，在正确知识指导下采用正确的性行为方式。

民众也需要克服对性的偏见。在传统的华人社会，人们羞于谈性，将性教育看成是“教孩子学坏”“不务正业”，结果使其变成走过场，甚至成了“自习课”，始终无法落到实处，从重视程度到普及程度，与西方社会存在较大差距。

性是客观的存在，再禁忌再回避，它也会自然萌动。年轻人不能光明磊落地获得正确知识，就只能在挫折、失败中学习，可有些代价实在太过沉重。性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如果连性知识都不能坦然面对，又怎么可能培育健康的性道德，又如何应对可能的性伤害？在严峻的艾滋病感染局势面前，已没有太多退路，每个人都应承担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