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饭究竟是什么味?吃过的人才知道
文章来源: 网易 于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初夏的深夜,我陪朋友吃了一顿烧烤,朋友问我:“里面吃些什么呀?”
“吃得一般。”我想了想,如此回答。
1
2008年12月3号,我接到杨峰的电话:“你最好出去躲几天。”
杨峰是个200斤怕事的胖子,我从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就在这个电话十几天前,我和他刚刚犯下一桩抢劫案。
那时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午后一点,便利店橱窗内展示着关东煮和茶叶蛋。我走进去,门铃惊醒了昏沉欲睡的女店员。
“给我海带、豆干、鱼丸各5串。”
店员打包时,我又从货架上找了一袋盐水花生。在那个幽静的中午,我因为这通电话有些莫名的烦躁不安,每到这时我总想吃点东西。
我拎着食物走到了家门口的拐角处,一根废弃电线杆旁站着三四个抽烟的男子,稀薄的烟雾令他们面孔模糊不清。
“你是夏龙龙吧?”
男人们堵住了我,他们慌乱地丢弃了烟头,警觉的盯着我。
“不是。”
“身份证给我看看。”
我所有的隐瞒很快就变得幼稚而无奈,拐角处两个举着自动步枪的特警抬脚踹在我的腿窝处,我瞬间散失平衡,趴在湿冷的水泥地面上,食物撒了一地,昏沉之中我看不清它们滚去了何处,可一股热腾腾的香味却在我的鼻口中愈加清晰。
进了派出所,审讯工作持续到两点,一个刑警拿着便当盒抽,了我六七个耳光。
“夏龙龙,我们看你年纪小,抓你等于救你。你是不是在QQ上找人买枪准备第二起抢劫啊?”
我被反铐在审讯椅上,便当盒里残余的回锅肉片黏了我一脸,微辣回甜的油汁流到了我的嘴角。在可怕的审讯过程中,我不断伸出舌头,咽下了那些美味的口水,它们对于饥肠辘辘的我来说,起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镇静作用。
那个夜晚,我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轮番审讯我的警官们举手高呼,他们决定去吃一顿烧烤庆祝一桩重型案件的成功侦破。
两个需要值夜的辅警则坐进了拘留室,把手中的炒面和云吞放在了一张掉漆的木凳上,慢吞吞地解决了之后,各自开始了打盹……
关在拘留室的我,脑子里回想着的全是周围的食物。我附在拘留室的铁栏杆门上,用不锈钢手铐轻敲门棂。
“你小子不上路子呀,把我供得一清二楚。”隔壁的同案犯杨峰听到我发出的动静,靠在栏杆门上问道:“你饿不饿?”
“废话。”
“不知道里面伙食如何?”
“听说一个月才见一次肉。”
饥饿感覆盖了我们被捕之后的悔恨和畏怕情绪,但那个夜晚,我们之间产生的关于狱中伙食共同的担忧,反到化解了相互检举的恨意。
2
进了看守所后才知道,里面的伙食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糟糕,一个礼拜可以吃一顿肉。每周三开荤,食指长宽的正方形五花肉每个犯人一块,大锅炖煮出来的肉质酥烂黏口,需要赶着热气一口咬下。我总觉得,就图这一口裹紧油水的肉香,死囚也甘愿多熬上几天坐等领死的日子。
每周其余六天的伙食确实不妙,早上是稀泡饭外加一人一勺腌黄豆,中午是米饭加水上漂(菜汤),晚上和早上相同,账上没钱的犯人大多吃不饱。
俞德伟就是那部分仅靠“公粮”过日子的犯人之一。
每天早上6点,瘦小的他都会端着两个黄色的饭盒排在人群之中,领了饭就小跑着返回,连手指上黏上的米粒也会被他悉数允入肚中。
他手中的两个饭盒有一个属于我,因为他承担帮我打饭和洗饭盒的任务,作为回报,我常常将吃剩的泡饭交由他解决。在贵州某个偏远山区靠吃土豆长大的他,对食物有着和我迥然不同的情结,他见不惯剩饭,不仅仅是单纯因为受饿。
后来,看守所允许账上有钱的犯人购买方便面,我每月都会买上一箱。早上吃泡饭的时候,我就把方便面揉碎倒在泡饭里,发现口感很好,从此再也没有剩饭给俞德伟了。
俞德伟照旧每天给我打饭、洗饭盒,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刚刚拆开的一整箱方便面只剩了六包。愤怒的我将俞德伟堵在放风场内骂道:“小贵州,你个白眼狼!真是一碗米养的是恩人,一斗米养的是仇人!”
本就是盗窃犯的俞德伟无言辩解,唯有两颗湿润的眼珠在眼眶内闪烁。他蒙受委屈的神情,令我在怒气消散的边缘开始了短暂的不安。
我本就不清楚谁偷了我的方便面,仅仅因为我经常给他的那些剩饭,他便成了我首要发泄的对象。
过完一整个梅雨天,俞德伟领到了法院的判决,他因偷了1000元现金就被法院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只因为被他遗弃的钱包价值超过5位数。
俞德伟投改监狱的那天,我们号房刚好出色的完成一批手工活,所有犯人都领到了一些八宝粥的奖励。俞德伟走出号房之后,我的铺位上多出了四瓶八宝粥。
四瓶八宝粥被我用来和外牢交换了一瓶老干妈,而俞德伟这个名字很快就被我抛到脑后了。
3
俞德伟走后不久,我的案子开庭。
看守所那扇紧闭着的厚重铁门缓缓而开,极为吝啬地留下了仅供警车通行的空隙。关在看守所与世隔绝了四个月,我第一次见到街面上刚刚热闹起来的早晨。
车上另两位囚犯开始碎碎念:“走巷子,走巷子……”
警车从巷子里穿行而过,经过了那些零星的早点铺,我们一同嗅到了豆浆和油条的气味,这是去法院的路上唯一令我顺心的事情了。
中午从法院出来,母亲和小姨拦在警车面前,嚎啕哭喊着要将一袋馄钝塞给我。我带着手铐的双手伸出车窗接住,手一抖撒出去半袋。警车扬尘而去,母亲和小姨哭倒在摔碎的面皮、荠菜、虾仁面前,我哭不出来,低着头慌忙把半袋馄钝塞进了嘴里。
领了十年六个月的刑期不久,我被押送到监狱服刑。
那天早晨六点,管教把所有投改监狱的犯人都喊出了号房,我们背对着墙站立,管教吩咐外牢给我们每两个人上一副脚铐。脚镣箍紧了我的脚踝,作为一个十年以上的重刑暴力犯,我知道自己即将要踏上一条漫长的受惩和赎罪之路。
临走之前,管教叫外牢发给我们每人两个水煮蛋,在那个冷漠的早晨,热乎乎的鸡蛋令我被紧锁的右脚每一步都走得坚决而勇敢。握着鸡蛋,我反复鼓舞自己:人没有吃不了的苦。
4
入监的第一天是周三,一进到监舍,黑压压的一群犯人就围着我,窒息感在胸腔里迅速膨胀。我蹲在监舍组长的面前填写个人信息登记表,组长站在我面前宣布监规纪律:见到警官要蹲下,听到训话要答“是”,3天之内背会《行为规范》……
我一边听着组长训话,一边回答:知道了。
话音刚落,两边就围过来四五个犯人,相继在我头顶扇了四五个巴掌。
组长问我:“知道了?听到训话要答‘是’!你回答的什么呀?给我蹲到厕所去反省半小时。”
厕所的瓷砖墙壁很凉,罚蹲的标准姿势必须用头顶着墙壁,半个小时蹲完,我的额头受凉后变得冰呼呼的。
组长叫我站起来,可我的双腿已经失去了知觉,一屁股坐倒下来。两个犯人过来搀我,他们嘲笑般的告诉我:“没事,待会吃点儿鱼补补,你还能再蹲半小时。”
原来监狱的周三也是“开大荤”的日子,所有人都在等着组长对我授完狱规,不然组长不会宣布开餐。
“不知道里面伙食如何?”“听说一个月才见一次肉。”
那天的伙食是红烧鱼,鱼肉在菜桶里已经焐的稀烂,每个犯人欣喜地领到了一碗碎鱼肉,整个监舍开始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腥热味。
作为新犯,我虽然只领到两条鱼尾骨头和一勺鱼汤,但就着米饭下肚的那一瞬间,肉汁的味道还是溢满了口腔,像是在绝望的边缘拉了我一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度过了最难熬的新犯期,渐渐适应了牢狱的生活。只是服刑的日子过得越长,我对“时间”的痛恨之感也愈加强烈。
每逢熬到年底,监舍里的犯人总会三五结群聚餐庆祝,即使墙壁上仍旧贴着醒目的狱规:罪犯不得伙吃伙喝,拉帮结伙。但到了年底,狱警们大多对此视而不见,墙壁上严苛的狱规在那一刻仅仅只是几个落满灰尘的艺术字。
火腿肠、方便面、榨菜条……我们慷慨地拿出来这些平日稀缺的食物拼凑出节日般的盛宴。有的人在为度过牢狱的第一个年头而唏嘘,有的人在庆祝尾年的跨越,大多数人却仅仅只是喟叹这最平常的一年的无端消逝。
能够喝到黄酒的犯人是极少数的,用加了藿香正气水的可乐假扮的红酒却常常会在监舍里传递,然后大家再假装发发酒疯,整个监舍都乱糟糟的。
一年一度的狱中狂欢之后,到处是自由错觉的碎片。一觉醒来,刑期的齿轮又将重新席卷我们这群可恶的人。
5
冬季,红烧鱼成了狱中开荤日最重要的吉食,碎鱼肉保存一夜成了鱼冻,就着米饭下肚,再多辛劳和困苦也会得到短暂的舒缓。
2011年冬季的某个周三,管教走进监舍,把一堆信纸扔在我的狱友史明辉面前,并且叫他去厕所面壁反省。那个中午,他失去了享用鱼肉的机会,因为他数次递交的申诉材料惹怒了管教。
为了给患病的妻子筹钱,这个老实巴交的犯人用六万元真钞买了三十万高仿假钞。卖家说,这批高仿假钞可以通过银行验钞机的检验,可当史明辉打开那包钱的时候,五万一沓的现钞除了最面上的一张真钞,其余皆为白纸。绝望无助的他最终选择了报警,可是警察的手铐却优先箍紧了他的手腕。
入狱后,史明辉才知道,诈骗他六万元的人被判刑五年,自己却判了十年。他开始不断申诉。
申诉频频被撤,管教失去了再一次对他宣讲刑法的耐心,叫他在监舍里面壁反省。管教也没有规定史明辉面壁反省的时间,到了晚上,犯人们一人匀出一块鱼冻放到史明辉的碗里。
等深褐透明的鱼冻终于被他偷偷塞入嘴中之后,我们劝他:“去找管教做个保证,说以后再不写申诉材料了,你这个案子判得确实没毛病。”
可我们对史明辉的劝告毫无作用,一餐鱼冻下肚之后,他反倒有了继续固执和犯倔的力量。
的确,鱼冻确实化解不了任何危机。
后来,老残监区一个70岁坐在轮椅上的犯人因为吃鱼冻卡了刺,被送到医院手术急诊。那段时间,监狱生卫科加大了查处犯人私藏剩饭剩菜的力度,不定期的监舍抽查,令每个犯人都必须费尽心思藏妥各自的鱼冻。
于是,我和同监舍的狱友把暖壶底部的保温嘴敲碎,鱼冻就一直藏在了里面。
每周积蓄的鱼冻一直可以吃到春节,迎来一年之中伙食最好的时候。肉丸、排骨、烧鸡…….平日睡梦中的美食全部成了真,可大快朵颐之后,长久寡淡的肚皮却经受不住油水的刺激,因此美好的春节也被我们改名为“方便日”。
后记
在狱中度过七个“方便日”之后,我重获自由,那些受尽期待的“方便日美食”现在已经成了日常饭菜,原来的寡淡空瘪的肚皮也需要每天奔跑20分钟才能阻止它继续长大。
2015年8月2号,我吃完了最后一顿牢饭,走进盥洗间后我将自己的饭碗狠狠砸碎。狱中“美食”我再也不愿享用,那种滋味随时提醒着我,现在的一切都值得珍惜。
-->
`,
"script":[]
}
, "gg_rightside":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duturandom": {
"html":`
`,
"script":[]
}
, "gg_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topbanner": {
"html":`
`,
"script":[]
}
, "gg_middle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dutu": {
"html":`
`,
"script":[]
}
, "gg_botline": {
"html":``,
"script":[]
}
, "gg_dututop": {
"html":`
`,
"script":[]
}
, "gg_shipintop": {
"html":`
`,
"script":[]
}
, "gg_inContent":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shipinrandom": {
"html":``,
"script":[]
}
, "gg_sideSticky": {
"html":`
`,
"script":[]
}
, "gg_bottombanner":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marquee": {
"html":`
`,
"script":[]
}
}
const adEnv={
"gg_header": {
"html":``,
"script":[{"exec":`(function(){/*
Copyright The Closure Library Authors.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se strict';var g=function(a){var b=0;return function(){return b
=b||null!=a.a&&0!=a.a.offsetHeight&&0!=a.a.offsetWidth||(fa(a),D(a),l.setTimeout(function(){return E(a,b-1)},50))},fa=function(a){var b=a.c;var c="undefined"!=typeof Symbol&&Symbol.iterator&&b[Symbol.iterator];b=c?c.call(b):{next:g(b)};for(c=b.next();!c.done;c=b.next())(c=c.value)&&c.parentNode&&c.parentNode.removeChild(c);a.c=[];(b=a.a)&&b.parentNode&&b.parentNode.removeChild(b);a.a=null};var ia=function(a,b,c,d,e){var f=ha(c),k=function(n){n.appendChild(f);l.setTimeout(function(){f?(0!==f.offsetHeight&&0!==f.offsetWidth?b():a(),f.parentNode&&f.parentNode.removeChild(f)):a()},d)},h=function(n){document.body?k(document.body):0e;e++){var f=c.concat(d[e].split(""));K[e]=f;for(var k=0;k>2;n=(n&
3)<<4|t>>4;t=(t&15)<<2|h>>6;h&=63;f||(h=64,e||(t=64));c.push(b[k],b[n],b[t]||"",b[h]||"")}return c.join("")};try{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finally{Uint8Array.prototype.toJSON=a}}:function(){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var S=function(a,b){return"number"!==typeof b||!isNaN(b)&&Infinity!==b&&-Infinity!==b?b:String(b)};M.prototype.toString=function(){return this.a.toString()};var T=function(a){O(this,a)};u(T,M);var U=function(a){O(this,a)};u(U,M);var ja=function(a,b){this.c=new B(a);var c=R(b,T,5);c=new y(w,Q(c,4)||"");this.b=new ea(a,c,Q(b,4));this.a=b},ka=function(a,b,c,d){b=new T(b?JSON.parse(b):null);b=new y(w,Q(b,4)||"");C(a.c,b,3,!1,c,function(){ia(function(){F(a.b);d(!1)},function(){d(!0)},Q(a.a,2),Q(a.a,3),Q(a.a,1))})};var la=function(a,b){V(a,"internal_api_load_with_sb",function(c,d,e){ka(b,c,d,e)});V(a,"internal_api_sb",function(){F(b.b)})},V=function(a,b,c){a=l.btoa(a+b);v(a,c)},W=function(a,b,c){for(var d=[],e=2;ec?0:c}else c=-1;0!=c&&(W(a.b,"internal_api_sb"),Z(a,Q(a.a,6)))},function(c){Z(a,c?Q(a.a,4):Q(a.a,5))})},Z=function(a,b){a.c||(a.c=!0,a=new l.XMLHttpRequest,a.open("GET",b,!0),a.send())};(function(a,b){l[a]=function(c){for(var d=[],e=0;e2){dom.hide();}}$("#showallcomment").show();$("#showlesscomment").hide();};',
],
"src":[
{"src":"//count.wenxuecity.com/service/count/script/do.php?type=news&id=137866&n=0&out=jsval"},
{"src": "/news/js/view.js"},
{"src":"/members/js/md5.j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