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一中北校门外的陪读小区
午休时的教室
学校附近的小广告
去年8月，张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
同一时期，杨金梅夫妇一狠心关掉了在北京开了十几年的门窗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陪高中的儿子回到江西老家。
王芳菲放弃了30万年薪副总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
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从广东一路北上。陪读的她送一个孩子上了大学，眼下还剩下两个孩子。
来自四面八方的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有约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这个地处江西中部的中学，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最多时占全省清华北大名额的三分之一，被称为神话中学。
学校所处的上顿渡镇也因此被激活。这座小镇因为工业稀少而天空湛蓝，目前在镇上发展最快的产业是房地产。在临川一中三个大门外，分布着一圈冠以锦绣前程一品世家名人公寓学府世家之名的小区，防盗窗上悬挂着包吃包住的条幅。每年开学那几天，上百名房东在学校门口举着牌子，就如在火车站接人一样，寻觅租户。
围着巨无霸学校辐射开的，是牛奶店、果蔬摊、杂货店、书店、快递店、理发店、通信服务网点所有的店铺与学校的作息保持着同呼吸般的运作。
在全校万名学生的身后，是数千个陪读家庭。她们被称为现代版孟母三迁。这些陪读家长有着共同的口号一切为了孩子。
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4月22日清晨6点，天空已经明亮，3个孩子的房间静悄悄，张英的手机闹钟已经响了。她常常比闹钟醒得还要早，这是来陪读的第一天落下的毛病，生怕错过了孩子起床的时间。
9个月前，她辞了工作，从相距200多公里的县城赶来，专门照顾升入高三的儿子小林和另外两个同乡孩子的饮食起居。
盛满三大碗粥，剥好水煮鸡蛋，睡眼惺忪的3个孩子才打开房门，一个接一个地去洗漱，吃早饭，离开家门。
张英家租住在临川一中新校区北门附近，离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从四楼的阳台上望出去，可以看见学校的食堂、体育馆和宿舍楼，也可以看见学生从蛛丝密布的巷子、楼门走出来，像无数小溪流汇入大海一样，汇入这所学校。
这是4月一个平常的早晨，但对张英而言，距高考又近了一天。尽管家里没贴出高考倒计时，她总能准确地回答出距离高考的天数。在她看来，高考是一场战斗，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他们无需为洗衣服、做饭、洗碗这些琐事操心，也没细想要去哪座城市、读哪所学校哪个专业，眼下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学习。
在临川一中，学习这件事，被严丝合缝地安排进了学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就像一把小尺，让张英每一步行动都要卡在合适的时间，精确无误，才能保证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转。
此前从事文书工作的她，为此专门写了一张注意事项的纸条，贴在厨房门口。在她偶尔需要回原单位办事时，需要用这张单子提醒来代班的妹妹。
在这张列着时间的小纸上，每一步都必须与学校的时间表保持在10分钟之内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午12点放学后，12点10分必须做好三菜一汤放在饭桌上；下午5点15分放学后，必须在5点20分保证饭菜上桌。
因为到了饭点，除了少数学生在食堂吃饭外，几千名学生会从教学楼涌出，向东南北三个门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缓慢，3个孩子要花近10分钟才能回到一墙之隔的家。
看着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门外第一排楼房的张英才觉得，自己租这个房子是很英明很实惠的，虽然她有时会抱怨自己住的这片区域是农民的拆迁房，没有形成小区化管理，20栋握手楼还经常停水。
与这片简陋的居民区相对的，是学校南门外的新式小区，有小区大门、围栏，样式规整的高楼间有绿色草坪。尽管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与学校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比如校门正对面的小区，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对面的。离学校越近，房租价格越高，最贵的一年租金两万多元，在这座人均GDP约3万元的小城里，房东完全就是躺着赚钱。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学生，在临川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开出租车。
抚州没什么流动人口，就是靠这几个学校。
出租车司机老张说。一到放学开学期间，火车站汽车站到处都是人，出租车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几十辆，一天顶3天。
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圆向外扩散，越靠近学校，人口越密集，离得越远，越荒凉。在一些小区的售楼处，都用红色的大字打出学府名校的名号。
高二学生家长郑楠告诉记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虑在临川买房，当时儿子还在家乡读小学，家乡宜黄与临川同属于抚州市。
她打算，等儿子读完后，还可以把房子租给其他陪读家长。但丈夫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搁浅了。两年后，儿子顺利入学临川一中，本来一套房子30多万元，两年的时间就多了10万元。
我们那个县，乡下的人来县城陪读，为了孩子把田都荒废了，到县里面来买房子。县里面的人就到市里买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个地方都一样。郑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