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12月发表题为《最后的达赖喇嘛？》的系列报道称，人们本可以把达赖喇嘛看成是一个有着圣洁宽仁之心的完人，但他却在强调自己的平凡。他说藏人相信他“有某种魔力”，“胡扯！”他大喝道，“如果我是一个在世的神灵，为什么连自己膝盖的毛病都治不好。”
去年12月在罗马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上，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宣称自己没有超自然的能力。据《新闻周刊》(Newsweek)报道，当时罗马前任市长问他如何倒时差，达赖喇嘛给了一个无关宗教的坦率解释。他说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意识，睡个好觉（他晚上七点睡觉，凌晨3点起床冥想）。所以“在世界各地旅行，变换时差不成问题，”他接着说，“但肠道的蠕动不由我做主。不过，托您的福，今早刚过7点，就排泄一空。所以我现在感觉很舒服。”
达赖喇嘛会竭力和他的聆听者建立一种亲密感，通常是以激励或打趣他们的方式。去年秋天，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面对4,0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演讲，谈论世俗伦理，头上戴着该校的桔色帽子（他经常戴古怪的帽子，用以显示自己的不拘礼节）。他常常在谈话中途突然大笑起来，但观众往往不适应这种在欢乐和慎思状态之间的迅速转换，大部分都还一脸严肃地望着他。
当一个学生问到达赖喇嘛，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全场进入严肃、寂静的气氛之中。达赖喇嘛似乎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用他那一字一顿的男中音朗声道：“钱！”“性！”
达赖喇嘛出席美国国家早餐会
听众被他有意的停顿误导，又一次没跟上达赖喇嘛的节奏，而他已经仰头，又一次开始长笑。在被问到他对投资银行有什么看法时，他再次道出他最喜欢说的三个字，“我不懂”。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到投资银行工作一年。然后，做了刚刚好的一个停顿，他接着说，“还要拿着高薪！”
面对各式各样的听众——无神论者、穆斯林、对冲基金经理、印度农民、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左翼活动人士——达赖喇嘛无意折衷自己的观点。他经常会面对美国的保守派听众讲，“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确是，至少在他那些指责不平等的言论中如此）。他还曾宣称自己是一名圣战份子，每天都在和“破坏性情绪”作斗争。今年2月，他在华盛顿的一番讲话让一群美国穆斯林听得目瞪口呆，他先是说“乔治·布什(George Bus)是我的朋友”，然后透露，在911事件发生后，他立刻给布什写了信，请求他做出有分寸的回应，之后指责他延长了这个暴力循环的周期。
达赖喇嘛失去了祖国，流亡异乡，这让你觉得他会有一种众人皆知的人类情绪，而不是他无尽的和解言论：西藏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的敌人是明天的朋友；所有的存在都有密切的关联；以及其他属于他的“世俗伦理”的训诫。尽管你肯定不会把达赖喇嘛和中国人对他的描述——让人印象深刻的有，一名官僚说他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等同起来，但就算是同意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的观点，认为达赖喇嘛“是认真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谈判者，他是失败的。
达赖喇嘛的妥协意愿没有换来中国政府的更多让步。可能由于藏区价值太高——矿藏丰富（铜、锌、铁矿），还有好几处核弹基地，所以中国政府不愿拿它和一名无权无势的和尚做交易。因为无法获得印度公民身份，流亡藏人星流云散，从位于印度的大本营前往欧洲和北美地区。一些成员长期指责达赖喇嘛进行妥协，接受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而不是争取完全独立，他在上世纪 80年代就公开表示放弃了这一要求。之后产生了更多激进教派纷争。
如今，达赖喇嘛所到之处，都会有抗议者大声呼喊，“假达赖喇嘛，别再骗人了！”他们属于国际雄登社区(International Shugden Community)，这个藏传佛教教派指责达赖喇嘛排斥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信仰，更奇怪的是，他们还指控达赖喇嘛是一名穆斯林。
尽管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勉强接受让西藏成为中国一个“真正的自治区”——在制定可以影响其教育、宗教、环境和人口构成的政策方面，给予西藏人更大权利，但这无法让中国人相信他不是“分裂主义分子”。
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在2001年重启的正式对话，在 2010年无果而终。非正式对话还在继续，主要是关于达赖喇嘛所说的自己要到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进行的朝圣之旅。各界藏人普遍希望这次访问可以为达赖喇嘛永远返回西藏铺平道路。“噶伦堡的面条商人”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长期在达赖喇嘛和中国领导层之间扮演密使角色，他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详细描述了他和弟弟的一次会面，后者当时要他保重身体。“我们必须一起回家乡，”达赖喇嘛说。不过，看起来中国似乎更有可能会等待达赖喇嘛在流亡中死去，而不是冒着政治风险让他回到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