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微信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文 | 李响）
1978年的一天，英若诚带着曹禺辗转在北京一家旅馆里找到名叫阿瑟·米勒的美国游客，送给他一份请柬，请他来北京人艺观看话剧《蔡文姬》。阿瑟·米勒对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表示困惑。英若诚说：“你的名字本身就是广告。”
阿瑟·米勒欣然赴约，演出结束后被请到后台，曹禺坚持要他说出真实想法。米勒只好不客气了：“剧作家在创作这个剧本时犯了个错误，是初学者通常容易犯的。整个故事，剧本的剧情在第一幕中已完全展开，没有留出发展的余地，下面就没有了故事，这是剧作家在创作中应该忌讳的。”米勒所说的是“初学者”是中国文艺界塔尖上的郭沫若。举座皆惊，鸦雀无声，这个老外是谁？竟然批评郭沫若？只有曹禺突然鼓掌喝彩：“说得好！说得好！”
英若诚1949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图书馆读到了剧本《推销员之死》，受到震撼，他记住了作者阿瑟·米勒，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国青年剧作家。近30年与世隔绝后，英若诚在北京见到了63岁的米勒，此时他已名满欧美，但刚刚从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艺术家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同样，米勒也没听说过曹禺、郭沫若。
几年之后，米勒再度来中国，在北京亲自导演了《推销员之死》，他的名作《萨勒姆的女巫》在上海被搬上舞台，他编剧的电影《乱点鸳鸯谱》《激情年代》也被影迷喜爱。然而，编剧的大众知名度总是不如演员，人们提到阿瑟·米勒时，难免还会用上这样的定语：玛丽莲·梦露的前夫，三届奥斯卡影帝丹尼尔·戴-刘易斯的岳父。身陷好莱坞名利场，阿瑟·米勒在创作上从未迷失，他坚持戏剧是严肃的事业，应该具有社会功能，而不应单纯以娱乐为目的。他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自信“我的清白一直没有受到半点玷污”。
偏要横陈一具美国梦信徒的尸体
阿瑟·米勒1915年10月17日出生于纽约曼哈顿，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曾经营一家服装厂，在1929年大萧条时破产。米勒中学时代一直在面包房、库房、工厂打零工，那时他身上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文学天赋，他几乎什么书都不看，热衷各种体育运动。中学毕业，他在打工上下班路上信手翻书，发现了崭新的世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相信我生来就是当作家的”。
青年时代的阿瑟·米勒
1934年，米勒努力申请进入了密歇根大学，因为他听说这所大学里有写作奖学金，他果然靠写剧本两次获得奖学金，这使他更加确信自己有天赋。密歇根大学不仅是米勒戏剧事业的启蒙原地，也使他接近左翼思潮，这所学校气氛开放，学生可以自由探讨各种前卫思想包括马克思学说。
1940年，米勒第一次走进婚姻殿堂，迎娶大学时代的女友玛丽·格雷斯·斯拉特丽，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新婚不久，米勒的剧本第一次在百老汇上映，只演了4场就因为遍地恶评而落幕。米勒一气之下好几年不为剧院写作，专心写小说。米勒成名之前的好几年，基本都是玛丽在当秘书和教师赚钱养家。1947年，米勒终于推出一部受市场认可的作品《都是我儿子》——一家工厂老板在二战期间向军方交付不合格的飞机引擎气缸，致使21名飞行员坠机身亡。他的儿子也是飞行员，知道真相后为父亲的罪行感到羞耻，执行任务时故意坠机献身。父亲终于醒悟，他说死去的飞行员“都是我儿子”，开枪自杀。这出戏在百老汇演出近9个月，共328场。
《都是我儿子》获得了美国戏剧协会的托尼奖，是米勒创作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他作品中深刻的悲剧性受到关注。20世纪早期，美国如日中天之际，一位批评家说：“在美国没有悲剧性的创作，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去逃避现实而不是去承受。”米勒所尊敬的前辈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回应道：“如果那都是真的，那么对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性格是一种诅咒式的诬蔑，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已经没了渴望。”米勒深以为然，他所有的剧本几乎都是悲剧。
“我的绝望主要来自典型的大萧条症状。”父亲的破产使米勒自幼对美国引以为豪的商业文明持怀疑态度，再加上自大学时代就受到左翼思潮影响，他的戏剧创作始终充满对资本主义的反思。1949年，他的《推销员之死》枪口直指“美国梦”。主人公威利是一家服装公司的推销员，在淘金梦麻醉下辛勤工作30多年，结果被老板解雇，没有退休金，两个儿子也一事无成。绝望的威利故意制造车祸自杀，死后获得保险赔偿给家人带来福利。
米勒说：“当时空中弥漫着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正在形成的气氛，正因为我亲眼见到欧洲渐渐衰落或者已经死亡，所以我偏要在那些新头目和洋洋得意的国王面前横陈一具他们的信徒的尸体。”1949年2月，《推销员之死》初次上演，一家大型连锁百货商店的老板也在观众席，他当场宣布，所有员工今后都不会因年老而被解雇。米勒更加相信，戏剧可以消除社会弊病。一个右翼杂志不怀好意地评论，《推销员之死》是“一枚埋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定时炸弹”。米勒回应道：“我倒巴不得它是呢，至少是埋在那种资本主义胡扯的谎言下面，埋在那种认为站在冰箱上面便能触摸到云层、同时冲月亮挥舞一张付清银行房屋贷款的收据而终于成功之类的虚假生活下面。”
《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演了742场，拿下普利策奖、托尼奖、纽约戏剧评论奖三项大奖，33岁的米勒登上大师宝座。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广播里充斥着对阿瑟·米勒的溢美之词，发妻玛丽对此沉默，她似乎预感到了未来的结局：“一种无名的荣誉激素”，插在她和米勒之间。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利用别人的名字”
米勒早期作品在舞台上的成功与伊利亚·卡赞密不可分，《都是我儿子》和《推销员之死》皆由他执导。拿到《都是我儿子》的剧本时，卡赞已经在戏剧界和电影界颇有声望，刚刚斩获威尼斯金狮奖，米勒还名不见经传。卡赞早年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他欣赏米勒作品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与米勒成为密友，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经历过意志消沉，有过左倾情绪，都与我们的父亲有同样的关系——否定他们非人性的生意场。”
1949年，《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进行首轮演出。该剧拿下普利策奖、托尼奖、纽约戏剧评论奖三项大奖，33岁的米勒一举成名
1947年，卡赞与李·斯特拉斯伯格合创演员工作室，培养出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保罗·纽曼、玛丽莲·梦露等影坛新星。风流的卡赞与梦露暧昧不清，似乎是有意让米勒当接盘侠，1951年，卡赞介绍米勒与梦露结识。卡赞的目的达到了，36岁的有妇之夫阿瑟·米勒与25岁的玛丽莲·梦露电光火石。梦露热爱读书，崇拜有学识的人；她从小不知道爸爸是谁，对成熟年长的男朋友缺乏抵抗力。米勒正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梦露在给米勒的信中说：“大多数人可能钦佩他们的父亲，而我却从来没有。我需要一个我能够钦佩的人。”米勒当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还没有下决心突破禁区，思虑再三，他回复说：“如果您无条件地需要一个您所钦佩的人，那您为何不去找亚伯拉罕·林肯。”梦露竟然乖乖去买了林肯的传记和照片，在她家墙上与林肯照片并列的，是阿瑟·米勒的照片。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右翼分子成立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一切与左翼、共产主义沾边的个人和团体进行审查迫害，文学艺术界是重灾区。1950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搜集“好莱坞黑名单”，100多名电影工作者被传讯，一向左倾的卡赞也在其中。起初他拒绝指认，但在1952年4月，他供出8名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电影人，这8个人的职业生涯因为他的揭发受到重大打击，卡赞本人得以自保。米勒和卡赞的友谊就此终结，至少十年他没有和卡赞说过话。
“美国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宗教国家了。”米勒愤愤不已。他去了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镇考察，“好莱坞黑名单”让他联想到17世纪末发生在这个小镇的一起逐巫案。他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原型，写了剧本《严酷的考验》（在中国多称为《萨勒姆的女巫》）。年轻的女仆艾比盖尔与雇主普罗克托偷情，被普罗克托妻子伊丽莎白发现后解雇，普罗克托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与艾比盖尔彻底断绝关系请求妻子原谅。艾比盖尔余情未了，与镇上一群少女一起搞巫术活动，各自乞求获得心上人的爱慕，不料被人现场抓住。女孩们谎称受到魔鬼支配才行为失控。被她们指证为魔鬼代理人的黑奴经不起严刑拷打，也撒谎说自己是受到魔鬼控制，嫁祸他人。越来越多的人被传讯，只要承认自己看见了魔鬼，并供出其他和魔鬼打交道的人，就能得到赦免。小镇存在魔鬼成为真理，坚决不承认见过魔鬼，也不能供出其他魔鬼代理人，则要被判死刑。一时间萨勒姆镇人人自危，互相指控，颠倒黑白。艾比盖尔借机报私仇，指控伊丽莎白是女巫，普罗克托为结束这场闹剧，自毁名誉承认犯有奸淫罪，但法庭没有相信他，他也被指控为魔鬼代理人。伊丽莎白怀孕了，只要普罗克托承认自己见过魔鬼，在忏悔书上签字，他就可以回家。但在临刑前，他撕毁了忏悔书，选择了良心，他和其他几名坚守信仰的人大声朗诵《圣经》从容走向绞刑架。
《萨勒姆的女巫》首演于1953年1月，在百老汇连续演了两年，这出戏带给观众的灵魂震撼是非比寻常的。一次演出的最后，当主人公毅然走向绞刑架被处决之后，观众没有鼓掌，而是全体肃立，就在那几天，美国共产主义人士罗森堡夫妇被控为苏联间谍，以电刑处决，直到面对电椅时，夫妇二人都坚决否认从事间谍活动。支持罗森堡夫妇的人认为，此案是美国国内政治迫害的极致。
《萨勒姆的女巫》至今是米勒长盛不衰的代表作，被改编为歌剧，两次改编为电影。如果说《推销员之死》使米勒名扬美国，那么《萨勒姆的女巫》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54年，米勒准备去伦敦参加《萨勒姆的女巫》开幕演出，他的护照被拒绝签发，理由是“据信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无论是否是共产党员，一律不予签发护照”。如此赤裸裸影射麦卡锡主义，米勒自然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盯上了。
《萨勒姆的女巫》明线是宗教迫害，暗线是婚外情三角恋，情感描写是以米勒、米勒妻子玛丽和梦露三人为原型的。米勒在剧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与小情人一刀两断，恪守道德回归家庭。那段时间，他和梦露的情感萌芽确实暂时停止发育，主要不是因为米勒控制了欲望，而是梦露接受了棒球明星乔治·迪马乔的热烈求婚。
1954年与1955年之交，米勒与梦露在纽约重逢。梦露向他倾诉婚姻不幸福，遭受家暴，米勒感到“脚下的大地已经动摇”。1956年，他从家里搬出来，凑满6个星期，以达到内华达州法律规定的离婚分居时间。当离婚判决书送到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票也到了。
1963年，米勒（右）与著名导演伊利亚·卡赞（左）在美国讨论制作戏剧《堕落之后》。此时两人为工作关系，私人友谊没能恢复。1952年，因卡赞供出8 名左翼电影人致使他们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米勒与之绝交
有关“米勒左倾错误行为”的案卷极长，从他大学时代开始罗列，可见调查人员精心准备收集了足够多的黑材料才出手。审讯员拿着厚厚一大摞请愿书、抗议书和声明书，询问米勒是否签过名。米勒自己都不记得以往支持过多少组织和事业，他不耐烦地说“签过签过我都签过”。但米勒坚决拒绝说出在共产党召集的文化和科学会议上见过的人。这个会议1949年在纽约召开，主题是反对冷战和争取世界和平。其实委员会并非想从米勒那里得到情报，参加会议的名单他们已经掌握了，让米勒再说一遍，只是作为“忠诚考验”。米勒说：“我现在并不想支持共产主义者从事的事业，但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利用别人的名字——给他招惹麻烦”。
“我将在7月13日之前和玛丽莲·梦露结婚”
1956年，在一场漫长的审讯之后，米勒愤怒地大声要求赶紧签发他的护照，他说要拿护照去英国，并且要和“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同行”。他当众说：“我将在7月13日之前和玛丽莲·梦露结婚。然后她就将去伦敦从事电影工作。当她前往伦敦的时候，她就将是米勒夫人了。”
1957年5月8日，米勒与新婚不满一年的妻子梦露合影。这段时间，米勒受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审查，梦露一直陪伴在身边
严肃的听证会现场立马炸了，所有记者丢开案件兴奋地问婚礼将在何时何地举办。梦露当时正坐在电视机前，听到自己将在7月13日之前结婚的消息。“他用这种方式把他的计划通知我，这真是荒唐的美意。”梦露的嗔怪中幸福满满。1956年6月29日，婚礼在米勒的父母家中举行。“此刻就是永恒”，米勒请人在结婚戒指上镌刻这样的宣言。迎娶梦露也许是米勒一生中最受瞩目的时刻，毫不关心文学与政治的人也要翻开报纸，看看阿瑟·米勒是何许人，竟能拥有性感女神。有人讥讽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双重脊椎动物：“它只有一个头，也只有一个身体”。显然头来自米勒，梦露只有身体。这么说的人大抵是怀着嫉妒吧。
1957年5月，米勒再次就一年前的案件被传讯，审理过程中，梦露一直陪在他身边。一个众议员说如果梦露和他拍张照片，他就帮助米勒，米勒断然拒绝了这个猥琐的条件。1957年5月31日，米勒被确认为藐视法律罪，罚款500美元，判处徒刑30天，缓期执行，后来米勒上诉推翻了这个判决。
身心俱疲的米勒想暂时离开城市专心写剧本，他和梦露在长岛海边找了一间漂亮的房子，度过一段神仙眷侣生活。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潜藏危机，尽管梦露好学上进，还是融不进米勒的知识分子圈子，梦露敏感脆弱的性情也让米勒不知所措，他在日记上写道后悔和梦露结婚，公然让日记本摊在桌上被梦露发现。梦露很想和米勒生一个孩子，但她长期靠酒精和镇静药物排遣精神压力，又患有妇科疾病，数次怀孕都意外流产，接着又过量服药来麻醉痛苦。
米勒也曾试图帮助梦露振作。梦露痛恨好莱坞把她塑造成胸大无脑的傻美人，一直想演严肃角色，米勒为她量身订制了一个剧本《不合时宜的人》（又译《乱点鸳鸯谱》），男主角是梦露从小就崇拜的克拉克·盖博。这部电影没能挽救他们的婚姻，在1961年电影上映之前，他们就宣布离婚了。米勒对这个剧本也不满意，认为是自己的创作低谷之一。
离婚后米勒很快开启了新生活，1962年2月他与《不合时宜的人》剧照摄影师英吉·莫拉斯结婚。听到米勒闪电再婚的消息，梦露非常伤心，服药过量以致昏迷。1962年8月，习惯过量服药的梦露没能被抢救过来。1973年，有名作家写梦露传记，把梦露描绘成一个年轻风流的荡妇，米勒气愤地驳斥了他。
“进步作家”来中国
英吉·莫拉斯出生于奥地利，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摄影家，她受罗伯特·卡帕邀请加入马格南图片社，当过摄影大师布列松的助手，足迹遍布欧洲、非洲和中东，在顶级杂志上发表摄影和散文作品。她是个语言天才，精通英语、法语、罗马尼亚语，后来还自学了西班牙语、俄语和汉语。1962年9月，他们的女儿丽贝卡·米勒出生。丽贝卡现在是一名导演，她的丈夫丹尼尔·戴-刘易斯1996年主演了电影版《萨勒姆的女巫》，中文译名《激情年代》，剧本由80多岁的米勒亲自操刀。
米勒与第三任妻子英吉·莫拉斯。英吉是奥地利裔摄影家，精通多国语言
英吉·莫拉斯过人的才智胆识和米勒是相配的，米勒终于找到了心灵相通的伴侣，携手走过后半生。20世纪70年代，他们一起去苏联和中国，合作写书描述旅途经历。米勒1978年来华时，中国大多数人对他的文学地位并不了解，他能够顺利走进中国，主要是因为他是中国官方眼中的“进步作家”，抵制过麦卡锡主义，“政治标准”过硬。
这一次访华米勒与北京人艺的英若诚结下友谊。1980年，英若诚和曹禺访问美国，米勒开着奔驰轿车把他们接到家里，夫人英吉做了欧式菜肴款待他们，那时英吉已经开始自学中文。
1983年，米勒在北京人艺亲自执导《推销员之死》，男主角威利由英若诚（右一）扮演，威利的妻子由朱琳扮演
1983年，米勒再度来华，英若诚坚决要求米勒亲自导演《推销员之死》，他来充当翻译。1983年春天，米勒每天早上9点到中午，晚上7点到10点导戏，下午写排练日记，在中国度过了兴奋而忙碌的两个月。米勒担心，商业文明在中国已经消失30年，怎么能在舞台上再现出人们记忆里并不存在的生活？实践证明观众接受起来并无障碍。
在《推销员之死》演出之前，《萨勒姆的女巫》在上海由著名导演黄佐临搬上舞台，反响热烈。作家郑念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看了演出说不敢相信这个剧本竟不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笔，剧中一些审讯完全跟“文革”时期的审讯一样。郑念还说，“青少年的暴虐行为在这两个例子里几乎完全雷同。”这是米勒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郑念的解读让他不寒而栗。
米勒后半生创作的剧本依然都是悲剧。当年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法官质问米勒为什么总在剧作中把美国写得凄凄惨惨，希望他今后能把美国写得幸福些。晚年的米勒回忆道：“我作为一名剧作家生存下来，基本上没有一位主要评论家一直站在我一边。主要全靠演员和导演不断把我的剧作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观众也以热情支持的态度来回报。只有在国外和国内纽约以外的一些地方出现过领悟我的剧本涵义的评论。我常常想起契诃夫的一句名言聊以自慰：‘我要是听从了评论家的话，想必早就醉死在水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