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人每天上厕所6-8次，一年约2500次，人一生至少有3年在厕所里度过。而厕所曲折的发展历史是一部科技史、革命史，更是一部文明史。一个社会如何妥善处理自己“最肮脏”的一面，揭示了这个社会能否维护人类最基本的健康与尊严。
- 从蓬蓬裙与便盆说起 -
华丽欧洲的肮脏历史
“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时代，各个城市里始终弥漫着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臭气。街道散发出粪便的臭气，屋子后院散发着尿臭，楼梯间散发出腐朽的木材和老鼠的臭气……农民臭味像教土，手工作坊伙计臭味像师傅的老婆，国王也散发出臭气，他臭得像猛兽，而王后具得像一只老母山羊……十八世纪，细菌的破坏性活动尚未受到限制，人的任何活动，无论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生命的萌生和衰亡的表现，没有哪一样是不同臭味联系在一起的。”
——《香水》
如果拇指姑娘的童话发生在中世纪，那到拇指姑娘进城的那一段，她就会因为身高不够而被街上积累的十公分高的屎尿淹死，故事结束。
古罗马时代，公共小便池和公共厕所的雏形已经出现，但显然和卫生与健康关联不大：它由一排排悬挂在水槽上的座位所组成。人们在木棒顶端绑上海绵用来善后，海绵是公用的。显然，擦拭过无数臀部的公用海绵恶心得令人作呕，但这远远比中世纪黑暗而肮脏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好太多了。
在卫生堪忧、排泄物横流当时的中世纪，随地大小便成为一种日常。农民、渔夫、主妇和孩子要么肆无忌惮地随地解决，要么将便盆胡乱倾倒。可怕的不仅仅是脚下淹没鞋面的脏泥臭水，更需要担心的是从天而降的排泄物——常常有居民为了方便，直接从二楼窗口倾倒便盆。这种行为给人们带来太多困扰，以至于一些地方政府（如苏格兰）后来不得不出台了一部治标不治本的法律规定：从楼上向街道倒粪时，必须要高声呼喊一声：“Gardyloo”。这源自一句法语，意思是“小心水来了”。
一个有趣的便盆，图画旁边写着：“保持我的洁净和完好，否则我就把我看到的都说出去！”
当然，也有部分大城市设有公共马桶。那时广为流行的是原始马桶座，通常设于两座小建筑物之间并悬在空中，底下就是肮脏腐败的水渠，使用它需要高超的平衡能力，很像《十日谈》中描述的那样。比如，书中马贩子安德罗西奥，就是在街头公共马桶边上失去平衡，跌进下面肮脏的污水沟。除此之外，河流，牲畜圈等等，也是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中世纪的“公厕”群像
至于贵族们，就讲究多了。穿着蓬蓬裙的女士们最喜欢使用的是一种名叫bourdaloue的东西。这种器具看似盛汤或者盛酱料的餐具，但其实是当作尿壶使用的。
bourdaloue
一位贵族女性正在使用bourdaloue
这也是中世纪贵族女性基本不穿内裤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妇科病）。然而，尽管一再小心，她们拖地的华丽裙摆却永远沾满了地上的污垢，丝绸的裙子内衬也不可避免会有尿渍，听上去简直令人发指。不过，由于当时的肥皂去污能力不强，而且没有漂白剂……聪明的英国人很喜欢一种环保的天然漂白剂：人尿。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也许贵妇们觉得穿着这样的裙子也并不是什么难以忍受之事，搞不好还可以省下一笔漂白费用呢。
一些比较富足的人家也会选择建造厕所。16世纪的厕所相当简陋，粪便掉下去直接就是个粪坑。不过粪坑一般是有钱人才建得起，因为得雇人定期清理粪坑，而且粪坑由于直接和户外相连，冬天十分寒冷。因此，便盆依旧是举国上下最爱之物。
16世纪的厕所
这是一个毫无隐私和尊严概念的可怕时期。贵族们也习惯于在宴会上随意排泄。在法国，公开方便甚至成为皇家庆典的一部分：大名鼎鼎的路易十四喜欢一边解放着自己，一边同围观的大臣商讨朝政。当年英国大使波特兰勋爵回忆说，在皇上的“私人时间”里被召见，意味着无上的荣耀。实际上，路易十四正是坐在此至高无上宝座的那一刻，宣布了自己的订婚喜讯。
- 数万人的生命和一场卫生革命 -
现代厕所的曲折发展
我们不应该因为虚假的文雅而不去关注那些影响千百万人健康和舒适的问题。这些人每天都穿梭在你们的城市中间……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从他的室内和卫生用具来衡量。虽然我的建议可能令人无法接受，但是我坚信总有一天，将会在众人聚集的所有地方建造拥有完备设施的公共厕所。
——1858年
乔治·詹宁斯关于建造现代厕所的提议
现代排污系统的诞生，与伦敦1831年的大瘟疫有关。在此之前，随着排泄成本的上涨，百姓们发现直接把粪便倒入掩盖住的水道里更方便省钱，这些下水道都直接通向泰晤士河。到1840年，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托马斯·丘比特所说的那样：“泰晤士河现在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粪水池。”
随地便便的贵族
在此情况下，各种疾病随之滋生蔓延，其中最可怕的是霍乱。霍乱病菌的主要载体就是人类粪便。在19世纪早期的伦敦，当地9个水管理公司中有5个是从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的。而这正是霍乱的温床。1831年爆发的第一场瘟疫夺去了六千多人的生命。在1848~1849年的瘟疫中，整个英国死亡五万余人，其中伦敦就死了一万四千余人。
1854年的一个星期五上午，伟大的约翰·斯诺医生将百老汇街上的一个水泵柄拆了下来。这一历史性的举动阻止了这场瘟疫的蔓延。从此，英国正式开始建设污水管道，这就是伦敦著名的巴扎尔盖特下水道系统的来源。
排污系统虽然已经有所进步，但大多数建筑物仍然出于对成本因素的考虑而选择不造厕所，甚至包括一些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人们在巴黎新建的剧院享受高雅艺术时，不得不憋几个小时或自备尿壶。这在今天看来相当荒唐，可在当时却极其正常。
倡导现代厕所的卫生战役中，1883年的“纳皮亚宣言”令人难以忘记。在1883年4月16日巴黎卫生住房委员会的会议上，纳皮亚医生发言，认为每套住房都必须有自己的厕所。尽管他知道这个要求在很多人看来“太激进，完全是革命性的”，但是依旧坚持。
在那个时期，卫生间的稀缺可谓司空见惯。一份当时的巴黎报告中写道：“塔内利街22号，70人共用一个厕所。意大利大道135号，40人共用一个厕所。”
纳皮亚医生医生的建议没能得到批准。1892年，19世纪最后一次霍乱爆发，法国塞纳省死了1797人。这次霍乱爆发两年后，1894年，行政当局终于颁布法令建设更多的卫生间。
而世界上第一所当代意义上的公共厕所一般被认为是建于1852年的伦敦, 创办人为塞缪· 波托。落成那天, 《泰晤士报》刊登了广告，并发了五万张传单进行宣传。当时的人们并不习惯使用这种公共厕所。据统计，第一个月，男厕仅使用58人次；女厕更少，仅使用了24人次。厕所从初具雏形到如今大面积普及的过程，如此漫长而艰辛，几乎让人难以想象。
卫生设施是现代城市建设的根本，也是芸芸众生能够高密度地生活在城市中的基础。在19世纪排污设备很差的伦敦，有一半的婴幼儿夭折；当拥有了厕所、排污系统以及人们习惯了用肥皂洗手后，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1/5。这是英国历史上儿童死亡率降幅最大的一次。
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认为，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厕所是最大的变量，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有研究数据显示，在卫生设施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节省医疗费用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平均能得到7美元的回报。可以说，厕所建设的发展算得上是最有意义的公共卫生保障，伴随着我们一生的厕所关系紧密地维护了我们的生命。
- 无厕所地区，女厕危机与性别革命 -
厕所背后的社会缩影
许多落后地区的女性因为家里没有洗手间，到野外方便的时候遭到性侵；平均每2.5分钟就有一个小孩因为饮水污染引发的痢疾死亡，因为他们饮水里，经常会混入邻居的粪便等污物。
——潘基文
良好的如厕环境不仅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也是一个社会经济能力，文明程度甚至是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世界厕所组织2010年的调查显示，全球人口仍有高达约42%人得不到基本如厕之便，包括厕所不足及相关环境卫生欠佳，造成连上厕所的隐私也被侵犯。全球40%的居民（26亿）从未使用过冲水厕所，依旧过着19世纪之前的欧洲人民所经历的糟糕生活，在疾病、不便与危险中生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出版物《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几位编撰人曾写道：“当涉及用水和卫生问题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忍受冗长的会议和缺少行动的痛苦。”每年因饮用水和卫生问题致死的儿童人数高达180万，这个巨大的数字超过了任何武装冲突的死亡人数。然而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被提上国际活动的议程。
在和厕所相关的社会问题中，贫困地区极其严重的卫生问题之外，从古到今的女厕的发展历史也在举步维艰中昭示着社会对女性的压制。
在19世纪的公共区域，尽管男厕早已落成，但是女厕却迟迟不见踪影。一个举止得体的妇女应该知道克制自己，这个原则是19世纪的寄宿学校中“良好教育”的一部分。
1879年一位厕所承包商提议在巴黎的街道上设立“不仅仅供男性使用，而是男女都可使用的厕所”。但有人在这个看似无害的计划中找到了暗藏的不道德因素：男女都可使用的厕所有机会沦为卖淫场所。一位“精通女性心理学”的男性议员还以学究式的口吻评论说：“男女两性在过于狭窄的过道里来来往往，不可能没有肢体接触，这肯定会冒犯女性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羞耻心。”没有人咨询过女性的意见。就这样，女厕所计划流产了。
20世纪初，随着巴黎开建地铁，世界上第一座公共女厕终于落成。女厕比男厕的发展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无数女性必须要忍受没有公厕的痛苦，强行控制自己的排泄，以便做一个“有羞耻心的优雅女人”。
迄今为止，仍然有不少女权主义者把女厕作为运动的阵地：她们抗议厕所使用的不平等，积极呼吁女厕的扩建，进一步解决由于男女生理结构不同而造成的女性厕所稀缺、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这些努力引起了一些社会讨论，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双重压制下，我们离目标实现还遥遥无期。而在非洲一些落后地区，不少女性的生存环境更为糟糕：她们必须在凌晨四点起床冒着被毒蛇和猛兽发现的风险去树林里如厕，从而避免天亮后如厕时被人看到和强奸。尽管如此，她们当中的不少人依旧会在上厕所时遭遇性暴力。
与此同时，在美国，关于厕所的讨论则进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惠特尼美术馆搬到新址前，曾经主持过一场讨论，话题是”博物馆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既安全又热情的地方”。有一条在各种议题中排在了很靠前的位置：为所有性别的人提供卫生间。
“我们邀请了所有性别认同的艺术家来参与讨论，”项目主管丹妮艾勒·林泽说。“而且我们清楚地听到他们说，这是他们真正有需求的东西，我们没有扭捏，而是决定直面此事。”
如今，尽管遭遇不少非议，惠特尼美术馆新馆的标识依旧坚持用了“All Gender Restroom”（无性别卫生间），表达对所有性别的友好。目的是不让跨性别者们每天都要盘算好什么时候、在哪里上厕所，承受憋尿带来的膀胱感染，憋不住要去上厕所的时候，还得冒着被骚扰或被打的风险。
惠特尼美术馆里具有性别包容性的卫生间
我们必须承认，厕所既是最私密的个人领域，也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公共领域。厕所背后折射的是既有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卫生条件的改善，也有我们需要积极面对并努力改善的不平等问题，贫困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因为一个社会如何妥善处理自己“最肮脏”的一面，揭示了这个社会能否维护人类最基本的健康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