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军方和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随后，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和9名盟国代表依次签字，接受了日本投降。从法定意义上说，这一天才是日本投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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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战败国签署投降书是投降日，翌日为战胜国胜利纪念日。例如，1945年5月8日，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在柏林向苏联等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因此，5月9日即为苏联及俄罗斯等国“卫国战争胜利日”。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何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但是，日本为何刻意回避了投降日，而将8月15日定为“终战纪念日”并加以纪念？这个问题若不阐明，就难以洞察日本为何迄今仍存在否定侵略战争、拒绝反省历史的右翼思潮。
厘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在投降前的举动。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后，日本图谋请苏联斡旋，实现“体面媾和”。在裕仁的《天皇独白录》里有如下记载：“之所以选择‘苏联’进行斡旋，是因为其他国家皆势单力薄，即使进行调停，仍有遭英美压制，从而导致无条件投降之虞。”
但是，日本的图谋未能得逞。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布。7月30日，时任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我认为三国公告重申了开罗会议精神。政府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价值，因此予以‘黙杀’。我们将朝着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方向迈进。”
在日本展现如此“强硬”立场之后，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上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报日本政府，由于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通过苏联进行和平斡旋的基础已经丧失，9日以后，苏联将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上午11时许，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投向了长崎。
8月14日上午，日本最高当局召开御前会议，裕仁天皇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当晚，天皇完成了《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简称“终战诏书”）的录音。翌日，由天皇亲自宣读的这份诏书随电波传向了整个世界。
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
接受《波茨坦公告》，颁布“终战诏书”，无疑意味着日本投降。但是，此诏书通篇没有提及“投降”二字。
诏书名称中的“大东亚战争”，也具有“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进行战争”的含义。为否定“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诏书中还抛出了两种论调——“自卫战争论”和“大东亚解放战争论”——“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对始终偕帝国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
诏书中的“深意”不难理解。这也成了日本将8月15日定为“终战纪念日”并加以纪念的一个历史根源。
日本战败数十年后，仍有不少右翼政客、学者在偏执于过去的战争观，对“大东亚战争”情有独钟。比如，1995年8月15日，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105名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就收集了19名政客和学者的讲稿，编纂出版了歪曲历史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大肆鼓吹“大东亚解放战争论”。
日本只纪念“8·15”还有一个重要背景：一些人将日本“终战”归因为此前美国投了原子弹以及苏联“背信弃义”，他们否认中国战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是导致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
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兵力为180万至200万人，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4日（不包括中国东北地区），有多少日军被击毙？
日本厚生省援护局1956年3月公布的数据是40.46万人，美国学者统计的数据是44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给出的数字是48万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公布的数字是55万人。即便是按照日方的数字，40.46万人也占了日军阵亡总数185万人的约22%。不仅中国的正面和敌后战场歼灭了大批日军，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还有约4万名中国士兵赴缅甸与美英军队并肩作战，确保了滇缅公路的安全通畅……这些，都是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的。
综上所述，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既是遵循国际惯例，也是对日本长期以来借“终战纪念日”渲染“被害”意识、忌用“投降”以掩盖侵略事实的揭露，更彰显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其意义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