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父亲连震东曾在抗战时期担任“少将政治官”，抗战后期，连震东撰写《日寇占领前的台湾》，义正词严地指出：“台湾必须归复中国，这是台湾人一致的愿望，笔者敢负责任代表六百万台胞的断言。”
“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
1904年4月23日，连震东出生于台湾。1929年，连震东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科，回到台湾欲加入台湾民报，但是由于父亲连横发表“鸦片有益无害论”，台湾民报拒绝连震东。连震东遂加入日方色彩较重的昭和新报。1931年，连横不甘于其独生子受日本奴役，于是命连震东投奔张继（字浦泉，是国民党创党元老，北伐时的监军二老之一，另一位是吴稚辉）。
年轻时的连震东
1931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张继前往西安，力主设西京筹备委员会，建设西北，作为抗日基地。连震东自然也随他到西安，经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此行一去就是十载春秋。（观察者网注：当时国民党有筹设“五京”之意，除首都南京之外，拟设西京、北京、中京等“筹备委员会”）。
1934年，连震东与沈阳名门之后、经济学者赵兰坪之妹赵坤兰结为连理，两年后，儿子连战在西安出生。连雅堂曾留有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这就是“连战”名字的来历。
在连战两岁时，连震东开始在西京市筹备委员会工作，任秘书；期间为躲避日军轰炸，曾于西安市雁塔区杜城村暂住。连战1至9岁的童年都在烽火下成长。回忆那段童年岁月，连战曾自述，他最深的印象是“躲日军轰炸的防空警报”，而喝白水渗盐太平洋汤、吃混着砂石的八宝饭、穿着缝缝缝补八卦衫的生活；年纪小小的连战不懂得苦，只记得母亲到学校教书担心他乱跑，总是拿个小板凳、画了小圈圈叫他坐着，若是母亲回家后发现他曾跑出圈外，逃不了一场好打的教训。
“战干四团”少将政治官
在这期间，连震东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中央战时工作训练团少将政治官。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编印的《通讯录》中，《本团现任教官》一栏记载连震东为上校教官。《通讯录》封面注明“第一、二、三、四、五期教官在内”。该团于1938年9月在西安成立。
当时血气方刚的连震东，正是怀着父辈的民族大义，身先士卒，踏上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征程。当年的战干四团学生王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政治理论课的主任教师是连震东教官。那时，教官正值壮年，身材高挑，经常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布军装。讲课的声音洪亮，深入浅出。讲到抗战形势、日我双方军力部署、战事消长、战争前途等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引人入胜。当年，连教官浓烈的抗日情怀，以及他朴实、干练、雷厉风行的人格魅力都深得同学们的敬爱。1944年11月，我和战干四团一百多名师生参加中国远征军赴中印缅战场对日作战。出发前，连震东教官和一些台湾籍、朝鲜族学生特为我们壮行送别，大家振臂高呼‘抗战必胜，还我山河！’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场景刻骨铭心，六十多年过去了，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9年，连震东35岁时在西京筹备委员会任专门委员职务。1941年，连震东37岁时任事务组秘书职务。
1968年9月连战、连方瑀夫妇自美返台，时任“内政部长”的父亲连震东亲自接机，对儿子的疼爱溢于言表。（中评社倪鸿祥翻摄）
“台湾必须归复中国”
1943年5月15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的发行人、战后问题研究组主任吉瑟浦（JohnK.Jessup）的《美国的战后设计》一文。吉瑟浦此文除坚持“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托管”等谬论外，还提及“公民投票”的问题。对于吉瑟浦提出和提及的“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托管”和“公民投票”等谬论，连震东先生撰写了《日寇占领前的台湾》，义正词严地予以了反驳：“台湾必须归复中国，这是台湾人一致的愿望，笔者敢负责任代表六百万台胞的断言。”“战后台湾必须归复中国，是最自然的归结，本不需再加以讨论或主张的。”此文发表于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编印的《台湾研究季刊·创刊号》（1945年1月15日在福建出版），在当时引发了极大反响。连震东先生以坚定有力的语气，表达了台湾同胞回归祖国的愿望和意志。
1944年连震东赴重庆任军事委员国际问题研究所组长。1945年4月西京筹备委员会奉命撤销。抗战胜利后，连震东携家眷回到台湾。抗战胜利后，连震东随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参加受降光复典礼。
连战祖父连横：台湾人永远是堂堂的中国人
连氏祖籍福建省漳州龙溪，清康熙年间（18世纪初），连横的七世祖兴位公感痛明室之亡，不甘臣服于满清统治，故渡海来台，择居台南郑成功驻兵故地环境幽雅的宁南坊马兵营，自此晚辈沿袭祖训，誓不侍清，在台以制糖为业。
连战祖父连横生于光绪4年（1878年），对历史的喜好与投入，深受其父影响。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特别是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后，亲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奴化统治，连横更觉悟到修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化的载录传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著史的工作，昭示他的同胞“台湾原本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人永远是堂堂的中国人”。它成为连横呕心修史的最大动力。
连横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搜集史料，无论是17岁时罹遇父亡、割台的家国两难之际，还是35岁时一偿畅游祖国大陆夙愿之时，连横不仅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更觅得30余种海内外有关台湾史著之孤本，因其弥足珍贵，后特编成《雅堂丛刊》。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每有所感，连横都随即记下。如此至31岁，连横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台湾通史》，1918年8月1日，《台湾通史》撰毕。
10年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修史的壮举。脱稿后，连横仍怕有所疏漏，便分赴各地加以请教。为了让《台湾通史》能够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顺利出版，连横委曲求全且颇费了一番心思。1920年11月5日，“台湾通史”上册出版；12月27日，中册出版；1921年4月28日，下册出版。于此，全书刊印完毕。连横心上的一块重石也终于卸下了。此时，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终老归根祖国大陆了。
1931年，饱受日本殖民欺辱的连横写信给他在日本东京完成学业已2年的儿子连震东说，“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汝母将继汝而往。”连震东奉命回国，1932加入国民党，在西安从事抗战，45年随陈仪反台授降。从此与岛内政坛结下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