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时间8月4日晚9点，BBC2台播出了纪录片《我们的孩子是否足够坚韧？》第一集，第二集将在下周二播出。这部纪录片就是围绕一场教育实验展开的：位于英格兰汉普郡利普胡克的波汉特初级中学迎来了一批中国老师，九年级的50位学生将在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度过一个月。
在整整四周时间里，学生们要穿上特质的校服，每天7点到校学习。每周要举行一次升旗仪式，而课程的重点则放在做笔记和背诵上。当然，还有分组练习。学生们得自己打扫教室，在每天长达12小时的学习时间里，有两次休息就餐的机会。
一个月过去了，英国的水土是否接受了中国的教育方法？中国的老师是否驯服了英国的学生？来听听英国校长、英国学生，还有中国班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尼尔·史端乔，波汉特初级中学校长
去年我到上海的学校参观时，看到的是勤勤恳恳、循规蹈矩的学生，人数众多的班级。我还看到体育课上学生们成堆扎着在闲聊，因为体育根本不重要，成天待在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们也没把它当作一种调剂。
今年初春，我的学校部分“沦陷”。中国国旗自豪地飘扬在操场上空。
这次教学项目展开前，我与中国老师们共进了晚餐，深为他们的决心所动。
但项目才进行了一天，我就收到报告：学生们表现得很差劲——不好好上课，聊天，不听老师的话。
中国的教育方法同英国的青少年文化以及价值观发生了冲突。我们的学生一直习惯于向老师发问——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得到尊重。
另外，英国学生希望自己的学习方式能够多样化。他们不习惯老是和一大群人一起，关在同一间教室，上来上去总是那么些课。
随时间过去，多亏波汉特区教牧人员（观察者网注：教牧人员是指接受教会圣职并担任教会工作的神职人员，教牧人员中的义工在各个教区服务）的支持，再加上中国老师们也适当调整了自己的教学方式，学生们的表现在好转。
也许因为呆在一起的时间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开始融洽起来，一些学生开始偏向中国式的教学方法。
他们喜欢从黑板上抄“东西”，觉得这有助于他们记忆。一些更出色的学生也喜欢中国课堂上的演说式授课法。
而我则从这次教学实验里学到了两点：延长一天的学习时间对学生们是有益的；老师们也可以时不时地在教室里尝试下“独白式”授课法。
我还有一个重大发现，上海的学生们之所以在比萨测试（观察者网注：PISA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它是一项由经合组织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评估，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中拔得头筹，并不能归功于先进的教学方式，中国父母，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才是真正的助力。
但没有什么教育方法或者教育政策能把英国文化改造回1950年代的样式了。
似乎也没必要。
史波特初级中学校长
罗西·邓斯基，15岁，波汉特初级中学学生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初中生，喜欢睡觉，不喜欢被人管着。可是在这个月里，我每天呆在学校里的时间比睡觉时间还长，被严厉的老师管着，还得12小时都穿着一套丑到爆的制服。
这场教学实验和我预期的不一样——我以为会同原来的学校生活差不多，不过就多点家庭作业，或者上课时教室里会很安静。
我完全想错了。我觉得我们学生对自己的教育完全失去了发言权，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要变成个机器人才能符合条件。我觉得很难适应，我习惯了在课堂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习惯了大胆地表达意见。我们都习惯了用团队合作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技巧，增加自己的知识。
但在这场教学实践里，我觉得自己唯一学到的就是怎么样用最快的速度抄笔记，怎么样听老师的演讲。
最难应付的一件事就是：中国老师对我的期望太高。好像我们时刻都得做到最好似的，好像如果不想得第一，那做什么都没意义了。好像分数才是最重要的。
教室里的氛围很压抑，很封闭。当你和50个人坐在同一间房里时，你很难没有杂念，你会觉得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同你竞争。
科学课尤其难。第一天的科学课上，杨老师给我们上课，平平常常，有点无聊。然后就是提问，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没办法快速进入主题，简直措手不及。
坐在教室里，我觉得压力很大，脑袋昏昏沉沉。不单有同学在看我，摄像机也在拍，这种感觉糟糕透顶。我觉得自己很蠢，什么都做不好。中国老师认为自己的学生应该像“防弹海绵”一样，不怕累，不怕烦，把所有的知识都吸收进去。
当然啦，也不是没有有趣的时候。我喜欢上扇子舞和中餐烹饪课，它们让我从无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和英语语法里解脱出来。我会永远记得自己尝试过中国式教育法，这是我过得最有趣的一个月之一。
扇子舞课
邹海连，班主任和数学老师
很荣幸能参与这个教学实验项目，我学到了很多。
作为班主任，我成功引进了中国的课堂管理法——一个班级就是一个整体。
我成立了班委会，为每天值日的学生定下了值日表。不同的班级活动要选出不同的负责人：这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的领导才能，沟通、合作以及组织的才能。
我相信如果给学生一个表现的舞台，他们会让我们刮目相看的。
起初我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很自信，没想到遇到了麻烦。一些学生觉得很难适应。当我第一次讲解毕达哥拉斯定理时，我想让学生们自己去找出命题，证明并应用这一定理。在中国，这个过程是数学课上的重要步骤。
但许多学生说没必要去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知道怎么用它就足够了。
即便后来我熟悉了英国学生的学习习惯，我仍然坚持用自己的教学方法。
我向学生们介绍了中国的环拼图，还在国内时我就买了70个智力游戏拼图块。作为练习，我给学生们每人发一个让他们去解。我还让他们自己留着这些拼图块，就当是我送给他们的小礼物。但晚自习结束后，一些学生把拼图块留在了课桌上，有些人还把它们丢在地上。地板上到处是空盒子，那天晚上我循例检查教室，这场面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
我还记得，项目进行到第三周时的一个下午，班里一个叫乔的男孩子摔伤了手，他当时哭了。校医给他敷了冰块，建议他去医院检查。
当他妈妈和弟弟来接他时，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乔扛着一个很重的包，却没让任何人帮忙。乔的妈妈没帮他，他也没开口要求，后来乔的弟弟想帮他拿包，他也没同意。我想到的是，这是否就是英国教育的成果，训练孩子们独立？这件事让我想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