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毛泽东在林彪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发动文革，无疑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发斯大林的罪行，并由此开创一条中共被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赫鲁晓夫路线分不开。但是，我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宜作直线式的推论，好像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是指向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及其路线的。
毛发动文革，防止死后被鞭尸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双重的：一则以爱，一则以恨。赫鲁晓夫推倒斯大林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毛泽东是高兴的。他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能想问题了。”这里所说的“大家”，其实主要是指他自己：这下他毛泽东终于可以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龙头老大”了，他敢讲话了。至于想问题，他倒是历来都敢想的。在这层意义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满心感激。
可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毛泽东不仅不喜欢赫鲁晓夫，而且非常痛恨他：因为他反对个人崇拜。如果赫鲁晓夫用别的什么名目否定斯大林，毛泽东也许就不会那么恨他了。毛泽东是一个打从骨子里喜欢个人崇拜的人（当然是对他的个人崇拜）。因此，他在中共八大上，对刚刚开过的苏共二十大，做了一下姿态，应付了一下门面以后，很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违背列宁关于群众、阶阶、政党、领袖的理论的，并且提出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历来是独裁统治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独裁者实行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反对个人崇拜，就是反对独裁统治，就是反对独裁者本人。这是毛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都耿耿于怀。
同样，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同中国文革的关系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们惊醒了毛泽东，让他清楚地意识到，独裁者身后会有人鞭尸。斯大林便是前车之鉴。如果不想（当然不想）改变独裁制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尸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早早地消灭掉。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消灭“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免死后被鞭尸。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又被毛泽东用来充当发动文革的“稻草人”：他用赫鲁晓夫的恶名来胁迫人们跟着他去反对和打倒他所要反对和打倒的人。从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毛泽东已经把赫鲁晓夫妖魔化了十年，在中共党内外，赫鲁晓夫早已被认定为一个背叛马列主义，出卖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恶不赦的、天字第一号的坏人。现在，中国党内也出了这样的坏人，岂不应该赶快起来反对吗？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宣示的逻辑，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参加文革的人的思维定势。毛泽东狠命批判赫鲁晓夫如何如何，其真实意图，就是要利用赫鲁晓夫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赫鲁晓夫早在文革发动前两年已经下台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不过是一种姿态，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尤其是做给那些可能同情和支持赫鲁晓夫的人看的。
夺权，是文革的直接起因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据说，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权就被篡夺，死后便可想而知了。为了保住大权，他曾经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形势反而更加严重了，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最高权力，他不惜以七十三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他们彻底打倒，把已经旁落的大权从新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起因。夺权，是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主题。实际上，一开始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夺了中央的权。文革小组，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常委之下，实际上隶属于毛泽东一人之下。接着，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夺权。待到该打倒的都打倒了（其实，不该打倒的也打倒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便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真是昏了脑，竟把台湾给忘记！记得当时特别发行了一张邮票，就叫“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果大出洋相，急忙收回来。这张邮票，后来成了高价抢手货）。
总而言之，文革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夺权运动。
夺谁的权呢？夺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权。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全国上下的党政部门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到处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军队系统有林彪替他管着，尚可放心。毛泽东之所以要把全国的党政机关统统砸烂、打碎，目的就是要把刘少奇连同他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一起打倒。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居然幸免于难。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没有要打倒邓小平的意思，这从后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对他网开一面，留有余地，可以看出来。当时把他放进刘少奇的“司令部”，不过是让他陪绑而已。光刘少奇一个人，怎么能成一个“司令部”？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在工作上和刘少奇联系较多，把他同刘少奇捆在一起，正可以壮大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声势，以表明问题的严重性。这样，邓小平便扮演了半个黄盖的角色（一个愿打，一个不愿挨）。至于后来林彪也被打倒了，那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林彪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号帮凶，后来毛泽东怀疑他有二心，才把他打倒。毛泽东死后，江青也被打倒了，那更不是文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新一轮权力斗争的第一声惊雷。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无论是为了防止生前被篡权，还是为了防止死后被鞭尸，都紧紧围绕一个“权”字。毛泽东一生视权力为生命，这一点周恩来看得最透彻，最懂他的心思。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生病（大概是在林彪出逃以后），昏迷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周恩来俯下身子大声对他说：“主席啊，大权还在你手里啊！”研究文革的起因，一定不能忘了这个“权”字。否则，就会如堕入各种意识形态的五里云雾。
拆穿路线斗争的骗人把戏
有一种看法，显然是受了迷惑，那就是过分看重毛泽东所标榜的那些东西，什么路线斗争呀，反修防修呀，以及诸如此类的口号，把它们都当真的了。一位哲学家曾经提醒世人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这是很对的。毛泽东打出这些旗号，只是他对自己进行的斗争所作的一种解释，是他的自我表白，是不能作为判断他真实意图的根据的。在这些堂而皇之的旗号后面，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的，是权力斗争。什么叫政治？说到底，政治就是为权力而斗争。这里没有这阶级那阶级、这党那党之分。区别只在于，在民主制度下，斗争的胜负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在独裁制度下，取决强权，特别是军队。在决定性时刻，谁手里有军队，谁就稳操胜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以来，毛泽东夺取了军队大权，从此以后，不管进行什么样的“路线斗争”，他都是“正确路线”，而且百战百胜。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说过，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路线斗争”为旗号的权力斗争的历史。这是真正的高明之见。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这样看。
有没有“路线斗争”这回事呢？要说有也有。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开始的时候，最初的参加者，理想主义者居多，那时候，内部斗争往往真的是为是非而斗，即使这种是非并不像当事人想像的那么严重，彼此之间也争得很真诚、很执着。这大概可以算作路线斗争的雏形吧。及至后来，见到了权力，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情况就不同了。把“路线斗争”弄到性命相拼的地步，是苏共的发明，毛泽东把它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目的当然为了争夺权力。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权瘾比赌瘾、毒瘾还要强烈，还要难解。染上了权瘾的人，如果中途不出意外，到头来都是独裁者。这在斯大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为了保住并扩大已有的权力，他不断制造各种理论、提法和口号，以便把他视为敌手的人一个个装进去，然后宣布一次又一次路线斗争，名正言顺地把他们一个个打倒，并从肉体加以消灭。然后宣布，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审判，就是用这套把戏把一个个老布尔什维克送上断头台的。毛泽东也是这样。所谓文革，不过是莫斯科大审判的中国版。区别只在于，中国版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花样更翻新、害死人更多，因而更残酷、更丑恶、更荒诞。
如果看不清这种所谓路线斗争的虚伪和险恶，那就太善良，太纯真了。在中国，所谓路线斗争，除了独裁者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还是有一个巧妙用途，那就是用来进行自我辩护。不管犯了多大错误，出了多大乱子，都可以推到错误路线上，自己一贯伟大正确。可是，这一回他们遇到了难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是一次全局性的、持久的错误。即一次极其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又怎么办呢？他们自有高招：例如，被邓小平称之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就装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这次就不提路线错误了吧？”为什么？据说“马克思也没有说过路线斗争”（其实，马克思不止一次说过）。既然马克思没有说过，为什么几十年来把路线斗争提得那么高，认为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路线斗争史？现在事情落到毛泽东头上了，“就不要再提路线错误了”。这表明，什么路线斗争，防修反修，都不过自欺欺人而已。能用来打人的时候，是路线斗争，自己碰上了，不过儿戏而已，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至于这么荒谬的文革怎么能搞起来，而且持续了十年之久，那是一个需要从文化、历史和制度背景上另行研究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误导了几十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让下一代不再被误导。总结文革的意义，恐怕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我相信，当年轻的一代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不再人云亦云（确切地说，不再官云亦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起来。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