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整了无数的人。从党内最高领导刘少奇到几十万知识分子为主的右派，再到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各种“阶级敌人”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整人是毛泽东好斗思想的产物。他的堪称典型的一句话是“不斗行吗？”，显露出他的好斗本性。他动员各级干部寻找阶级敌人，不惜用假证据冤枉好人。到后来整人的人也被别人整了。
国家因为这个独裁者的错误思想付出惨重的代价，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摧毁了近亿人的正常生活。内斗造成的结果是“全社会痛苦总量的极大化”。毛泽东是专门为他人制造痛苦的独裁者，而他自己从中得到快乐。
毛泽东死后幸亏有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纸平反通知使那些被冤枉了的人不再受歧视，受迫害。“五类分子”的子弟也能考大学，被削减了的工资也恢复原状，全社会开始有了生气，国家慢慢走上正轨。
但是由于整人造成的悲惨事例数不尽数，哪是轻轻一纸平反通知所能解决的。被整死去的人不能复活，但是留下的一大堆悲惨后果多少是可以弥补，以减轻活着的人的痛苦。所以许多受害人要求补发工资，讨回被没收的资产，恢复名誉，树立受害的纪念碑等。这些要求并不过分，按理应该得到满足。但是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例子能够得到合理解决。许多还在申诉之中，更多的时过境迁，已经放弃了追诉的权利。
而且现在的当权者早已不是当时施虐者，揪住他们不放也没有多少理由。况且即使国家认同赔偿方案，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实，由于许多当事人亡故，已经搞不太清楚，如何赔偿也难依照事实来认定。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但是还有一些幸存者，写了不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像《往事微痕》这一类的非正常出版物，留下这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这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的珍贵档案素材。
这一段制造全社会痛苦极大化的历史，绝不是一纸平反通知所能抹平的。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一代人，基本上对这一段的历史顶多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老的整人制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事情的是与非至今还是含糊的。对历史的这种态度，对错误的不敢彻底面对，也是当今全社会是非观混乱，国家目标的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当权者能把你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今日平反了事，以后还可能再把你打成反革命。大权在握，百姓有什么安全感？究竟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对此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是不是受害人获得平反事情就算过去了？我认为不是。对这段历史应该作出的教训不是平反，而是彻底否定当权者能够把老百姓打成阶级敌人的这种独裁权力，当然他们也没有为人平反的权力。当初响应号召昧着良心整人的人应该认罪。
现在的问题不是平反，而是要让当权者没有肆无忌惮整人的权力。现在大规模整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个别以颠覆国家罪，聚众滋事罪等无中生有的名堂，把人打入监狱的事端还发生着。不彻底取消独裁整人的权力，百姓仍然没有安全感，仍然心怀恐惧，仍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中国百姓受了几千年奴性教育，从来没想过还可以当国家的主人。过去受了冤屈，现在领导给平反，已经是皇恩浩荡，感激不尽，哪里想得到百姓有权改变政府这种整人的权力。过去的政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尽全力整人以维持其统治的。现在我们要的是把它改变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从一个管制型的政权改变为服务性的政权。这一点当今的掌权者也基本上认可这个方向。
但是事情的变化还不尽如人意，整人的余威还在。要彻底解决百姓政治上安全的问题，首先要把废除整人和平反的权力，把百姓真正放在国家主人的地位来看待。